梁启超在我心中征文
“少年强则强，少年富则富。”
那强有力的语句出自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去奋斗，去拼搏。从进京赶考的“公车上书”到变法图强的“百日维新”，这个知识青年立志要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变法失败，捕杀维新人士。懂得变通的梁启超逃到国外，没有人说他是怕死，因为他为国家之崛起保存了力量。十余年的清王朝覆灭，他终于回到故土。
回国的他并未隐姓埋名，而是在教育方面继续做贡献。但天不遂人愿，疾病又降临在这位老人身上。这位老人患上了尿毒症，左肾病变，尿中带血。有人劝他去看中医，也有人建议他去国外，但都被他拒绝了，而他选择了北京协和医院。
所有人都对老人的选择十分不解，而只有梁启超自己才知道原因。他曾经在国外居住十余年，深刻感到了西医之重要。西医有很多优点，快速机动性强，因此，中国要发展、要强大就离不开西医。但当时在国人眼中十分神秘恐怖，这便给西医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巨大的阻力。若要让利国利民的西医发展，就必须消除人们这种心理。他便基于这种目的，进入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住院检查，医生决定为他摘除病变的肾。手术很成功。然而他的病情非但未见好转，反而加重了。他只好去医院复查，结果让所有人吃惊，他的健康的身肾被摘除而保留了一个病肾。医生的疏忽酿成一起医疗事故。
所有人都在等着梁启超去控告协和医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又十分平静地住进协和医院，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默默宽容地接受了一切。他知道自己去告医院会有什么后果：中国接受西医至少要推迟十几年。而他的生命却只能依靠药物维持。
他的宽容大度让所有人都敬佩，而他那颗为人民、为国家宁愿牺牲自己的爱国之心，也被代代传颂。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梁启超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
作文二：《我眼中的梁启超》1500字我眼中的梁启超
梁启超（１８７３年～１９２９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领袖，学者。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陈涉为拯救众多生活在暴秦统治下的劳动人民，毅然发动起义，震动了秦朝统治；康有为、梁启超为拯救日渐衰败的清王朝，奋然发动了公本上书，立志变法；孙中山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救国于为难之中，四初呼吁，决然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回望过去，历史上确有不少伟人担负起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责任。不管他们是否成功，至少他们毅然担负起这份责任的勇气是伟大的。
１８７２年，晚清重臣曾国藩病死于南京。次年，在广东省新会县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梁启超降生。如果说曾国藩的离世预示着中国传统旧道德的没落，那么梁启超的出生，则象征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以追求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时代。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那强有力的语句出自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去奋斗，去拼搏。从进京赶考的“公车上书”到变法图强的“百日维新”，这个知识青
年立志要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变法失败，捕杀维新人士。懂得变通的梁启超逃到国外，没有人说他是怕死，因为他为国家之崛起保存了力量。
从呼吁变法到提倡君主立宪，再到反对复辟帝制，梁启超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脉搏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也完整地记录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我们眼中的梁启超，从来都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大声疾呼，以一种时代先驱的姿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论对方官有多高，权有多大，反对或是支持，他都能做到据理力争。作为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一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中国的未来默默奔走，鞠躬尽瘁。今天，我们后人再来品味他的思想，也只会让我们觉得他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梁启超还要伟大的多。
梁启超，提起他，就不得不提起他和康有为“公车上书”，“百日维新”。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但梁启超真正让后人记住他可仅仅不是因为那段历史，而是他短暂人生中留下的１４００多万字的作品。这些文字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一股无可抗拒的洪流，也为我们今天在哲学，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文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他在人生后期完成的学术著作中，梁启超先生为我们展示了他独到的学术分析角度和精辟的语言艺术，让我们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尤其是在哲学和美学上，他做出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的哲学美学领域可以说是少有人及的。文如其人，他一生奋斗不止，笔耕不辍，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但他的永不言弃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学习的。
但是，他的人生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太短暂，他逃过了慈禧的魔爪，却死于一个庸医之手，不能不让人惋惜。今天，梁启超的墓碑悄悄地立在北京香山植物园里。墓碑上没有装饰、没有头衔、没有生平。就是这块朴实的墓碑，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作文三：《我眼里的父亲梁启超》3700字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上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物，他自１８９９年起提倡的文学革命开辟了近代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新局面。而他本人的创作虽然成就并不很高，却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为新文学的真正发展开拓了道路。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谈到过 父亲曾经影响他们 父亲从小在家乡就被誉为“神童”，他很小就中了秀才，然后又中了举。之后他到了万木草堂，碰到了康南海（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万木草堂，他跟康南海一番谈话之后，眼界大为开阔，知道了世界上的许多事，觉得不能再读那些古书了。从此以后，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里面，都闪现着“康梁”的身影。 “公车上书”算是父亲一生中很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到父亲二十五岁的时候，“戊戌变法”又开始了，在“戊戌变法”中有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光绪皇帝接见我父亲，却没有办法听懂父亲的广东话，而父亲又不会说“京话”，所以光绪只给他封了一个六品的小官。但是父亲在背后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舆论上，他在《清议报》、《时务报》上撰文鼓吹变法，由于他“笔端常带感情”，文章很能感染人，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父亲逃亡日本，在那里待了十几年。在开头那几年，他学习日文，看了许多当时日本翻译的欧洲的那些文章，思考了许多问题。后来他又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报》，他把国外的一些事情和观念写成文章，在开启民智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对于当时和后世的人们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经谈到过父亲曾经影响他们。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对我说起过在南开听父亲演讲的情况。 父亲把对其他子女的爱 全部倾在了我的身上 我跟父亲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 不算夭折的，父亲的子女一共有九个。我是他最小的儿子，在他喜欢的孩子里面，首先是我的大姐梁思顺，其次就是我了。这里面除了老年得子的原因，还因为我出生不久，我的第一个妈妈（李夫人）就得乳腺癌去世了，同时呢，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出国学习了，这里面包括他喜欢的“大宝贝”梁思顺和“小宝贝”梁思庄。那一段时间，父亲很悲伤，也很空虚。我出生之后，他把对其他子女的爱全部倾在了我的身上。从我出生到他去世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给了我太多的爱。 他给国外的孩子们写信，经常会提到我。这些都可以在他的年谱长编里面看到。所以我跟父亲的关系是：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我对他的书房“饮冰室”印象非常深，后来天津有关方面修复“饮冰室”的时候，多次找到我，然后根据我的记忆进行修复。 父亲晚年基本已经脱离了政治，在我出生前后，他已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一两岁吧，是跟父亲和我的母亲（王夫人）一起住在清华园。那时我们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天津（那里是父亲常住的地方）。我现在还记得在北京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吃西餐，回来的时候坐车回到清华园，还带着一个大大的蛋糕。 我常去父亲的“饮冰室” 在天津，我们有两处房子，一处是我们家里人住的，另外一处就是父亲的书房“饮冰室”。当时我们家有很多孩子，亲戚朋友的孩子也经常到我们家玩，那种大家庭的氛围，是很让人怀念的。“饮冰室”是父亲写作的地方，为了不打扰他的写作，那个地方一般是不准孩子们去的。让哪个孩子到那里去，简直是很大的奖励。当然我是经常受奖励的。有时候他写作累了，给海外的子女写信，常常把我抱到椅子上面，把着我的手以我的名义给大姐写信。他管我叫“老白鼻”，我则管大姐叫“亲家”。这里的亲家不是指“儿女亲家”，是“干亲家”，因为我大姐的许多孩子年龄都比我大，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干儿子和干女儿，这是父亲给我们规定的，借此来增加整个家庭的幽默氛围。包括我的名字“老白鼻”，其实是“ｂａｂｙ”的音译前面再加上个“老”字。 当时给我很深印象的，还有他书房里面的大书柜，上面摆满了线装书，他收集的许多珍本奇本，都汇集在那里。那时我只有三四岁，兴趣当然不在这些线装书上。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出国的时候买的一盒一盒的明信片，放在柜子下面。我去了他的书房之后，总是拿着那些明信片翻来翻去，就像看小人书一样，他有时也在一旁给我讲解。这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知道了达・芬奇，知道了米开朗琪罗。总的来说，童年的家庭气氛对我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 我觉得父亲的“一生多变” 是与时俱进 现在的人们评价父亲，大都会说到他“一生多变”。怎么评价父亲这个“一生多变”，我觉得，要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与时俱进”。时代变了，所以他才“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你看，最初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参与“百日维新”，一起保皇，后来又分道扬镳，还有对袁世凯的态度，经历了“仇袁”、“和袁”、“倒袁”三个阶段，而这样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太多了。我觉得父亲的一生应该算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探索民族富强的道理，虽然走过弯路，但是目标始终不变。他一生著书立说也好，参与政治也好，始终没有离开这个目标。 父亲有一段时间曾经寄希望于袁世凯，但是那一段时间他是很矛盾的。他曾经想过成立国会，实行三权分立、议会制等，并通过袁世凯来实现这些想法。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想法虽然好，但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办法实现。尤其是后来袁世凯称帝，他又只能站出来冒着很大危险坚决反对袁世凯。后来他在天津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他的好学生蔡锷在那次活动之后去世了。父亲对蔡锷非常喜欢，也非常敬重。在我的记忆中，在“饮冰室”里面挂有一张大照片，就是蔡锷的。修复后的“饮冰室”也是如此，只挂有蔡锷的一张照片。蔡锷去世的时候，父亲是北平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为了纪念他的学生，父亲在北平图书馆的旁边建立了松坡（蔡锷字）图书馆，就在北海里面。父亲去世之后，他的一些书桌、文房四宝以及很多收藏的书籍，都根据他的遗愿捐给了松坡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 后来父亲终于绝意于政治，决心退出政治，专心搞他的学问。 但是他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政治。五四运动前，中国作为战胜国，山东的主权按理应该归还，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又把山东的主权划分给日本。父亲当时正好身在国外，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他写信回来给林长民，意思说中国要亡国灭种了。林长民又写了一篇揭露巴黎和会的文章，这个消息传到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北大的学生随即起来抗议巴黎和会，这就是历史上的五四运动。 从国外回来之后，父亲的影响可以说是超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反过来说，在政治上，他依然是一个失败者，依然只是一介书生而已。 我觉得父亲的光环并没有影响我 父亲一生爱国，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九人可以说都是爱国的。我们中间有七个人在国外学习，然后通通回来参加国家的建设。我非常遗憾的是父亲去世太早。１９１８年之后，父亲绝意政治，曾经许过一个愿：六十岁之后他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育子女上面。结果他五十七岁就去世了，所以我没能得到他的直接教育，否则的话，我的古文、国学方面的底蕴要比现在好很多。父亲很希望在他的子女当中能够有一个搞自然科学的，我现在搞工程也算是了却了他的一个遗愿，虽然这条路是自然而然走过来的，也没有去刻意选择。 有这样一个父亲，我觉得很光荣。也许有很多人觉得有一个伟人的父亲，身处他的光环之下对自己会有影响。在这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名人的后代只是名人的后代，事实上，梁启超是梁启超，梁思礼是梁思礼，我们是各走各的路。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很有前瞻性。虽然他很多的思想都没有能够得以实践。 因为父亲我被批成了 “保皇党的孝子贤孙” 父亲身后，人们一直对他褒贬不一，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有一段极“左”思潮的时期。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依然被认为是“保皇党”。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当时，这样的一个父亲，其影响无疑是会波及子女身上，但是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我当时是在搞“两弹一星”，是属于尖端的技术，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否则的话我的命运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受到更严重的批判，被狠狠地打倒，这在那个时代里都是有可能的。即便这样，我也是属于“靠边站”的一类人，但在技术上还要用我。我的几个大哥哥大姐姐，都没有能够逃脱被批判的命运，而且他们的遭遇比我要更差一些。 在我们研究所里，造反派是占绝大多数的。当时这些所谓的造反派经常互相批斗，激烈的时候还会动手。后来我就躲开这些造反派，专心搞我的工作。但是家里还是受到了影响，造反派到我母亲（王夫人）的家里，把东西都抄走了。而我，由于在行动上受到限制，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在她的身边，也没能把她的骨灰保存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后来我在父亲坟墓的旁边种了一棵树，并且把它命名为母亲树，以此来纪念我的母亲。■ （责任编辑／陈 思）
作文四：《我评梁启超》1300字我评梁启超 梁启超（１８７３年～１９２９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１８８９年中举。１８９０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少年说》。
我认为梁启超先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是划时代的人物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首先他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促进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他把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使中国思想由封建正统思想演化为启蒙思想。梁启超倡导民主宪法，坚决反封建专制，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梁启超先生还是出色的宣传家。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新民丛报》等有很大影响力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欢迎。不仅如此，他还是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他作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坚决做一名反帝的旗手。他组织和领导公车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了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反对日本灭亡中国《二十一条》。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无不体现出他深深地爱国情怀，塑造着国民精神。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梁启超先生同样也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他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并且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还设立了图书馆。除此之外，梁先生还进行实地讲学，提出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在文学上，他还开创了文学革命。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梁启超先生就用语言通俗的新文体写文章，开创了新文体“实物体”，影响广泛，还积极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史学革命，提出了新的史学观点。
梁启超先生还是一个思想极其开放先进的人，首倡道德革命，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观，有着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科学先进的学术观。他凭借着高尚的个人情操，渊博的学术，博爱的社会革命活动收到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他还首倡女权，宣扬妇女解放。极力的反对妇女缠足，指出了缠足对妇女的残害、对中国社会的毒害，指出了天下民之体始于妇女，娘胎决定体质，人最早接受的教育是母亲教育，因此大力提倡兴女学、男女平等，提出女学是衡量国家强盛的重要指标的著名论断。
总而言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享有崇高声望，拥有重要地位的奇才！
陈梦蝶
Ｔ０１２１４０９８
新闻传播学院
作文五：《梁启超的1927年》1200字１９２７年给王国维和梁启超这些学有根底、历经世变的学人带来的心灵震动，超过了辛亥之变。 王国维投湖自尽，与其说是为过去殉葬，不如说是对未来的绝望。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变局中，他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冷静地选择了离世。与王国维不同，梁启超一生常处在政治漩涡中，对世变的承受力也更强一些，但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内心波澜。但他仍想为未来用力，也就在这一年，他对同门师弟伍宪子说了两点想法：一是做人方法，在社会上要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之国学。他思考的重点还是人，培养人才，转移风气，建立新学术路数。这和他一贯的思路也是吻合的。 梁启超在晚清提倡“新民说”、办《新民丛报》、自号“新民子”。他曾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在他流亡异国的十几年间，以其“新民体”的文字为媒介，不断地将他的思想主张传递给国人，也确实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梁启超生于１８７３年，在比他小２０岁的这一代人，比如同是生于１８９３年的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这些人将来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而他们在成长的年代都曾浸润于他的“新民体”文字中。在２０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上，像他那样对一个民族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读书人，似乎唯有印度的泰戈尔、甘地。 到１９２７年，梁启超虽然仍寄望于“新人”，却不再提“新民”，也不再提“国民运动”，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难的不是新人，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伍宪子如此理解：“做人要不逐时流，此有同于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功夫。为学要适应新潮，即在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学之间的会通调理。这两点都从求上进来。令人起敬。” 伍宪子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但这一解读并未触及他思考的内核。如果说，“新民”、“国民”都还是群体性的概念，寄望于国族群体的觉醒，来改造这个国家，那么，“不逐时流的新人”则是个体性的，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不随波逐流的。伍宪子只是从个体修养的角度去理解，忽略了他当时提倡“不逐时流的新人”的时代处境，１９２７年，藏书家叶德辉在湖南被戮的消息令人震惊。 梁启超瞻望未来时，当然会想到他所亲历的世变。他曾说清末１５年之变超过了以往１５０年，其实何止是１５０年。但１９２７年的冲击带有更多不可预测的成分，超过了他以往的经验范围。他的同事王国维自沉带给他的震撼不能忽略，虽然两人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不同，但在那一年他们的许多感受是一致的。这是他说出上述两点思路的背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心目中的“不逐时流”当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曾国藩式的个人修养层面，而是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晚清大变局造就的梁启超，在新的民国一直没有停止思想，在老大帝国瓦解之后，他所期待的“少年中国”尚未出现，唯有新人才配得上一个新的国家，他想到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没有这样的新人，中国还将是那个老中国。两年后，５６岁的梁启超一病不起，对于如何才能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他已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了。
作文六：《梁启超的肾》800字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名噪一时，聘请了四大教授，排在第一位的梁启超最牛。有举人身份，有过功名，在前清就是个人物，老派的都只认这个。又是戊戌变法领袖，跺跺脚，大清立刻风雨飘摇。到民国初年，他是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这可是响当当的头衔。
梁启超在北京街头演讲，与孙中山打擂台，争粉丝，结果比国父还出风头。他的改良派立场曾经很得人心，听他演讲的人很多。袁世凯称帝复辟，倒袁阵营中，他起的幕后作用居功至伟，蔡锷将军便是他的得意学生。
他的学生不仅有武将，文化人更多，说到底，他还是文人，放在国学院很合适。梁启超给清华带来的最大实惠就是名声，在此之前，清华也就是一个中专，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比新东方也好不到哪里。诗人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一次性学费一千大洋，当时这是天文数字。用银元衡量文化人不合适，但身价就是身价，判断ＮＢＡ球星，身价最能说明问题。
梁启超和金圣叹一样，把小说的地位抬得非常高。金说《水浒》可以和《离骚》、《史记》、《杜诗》媲美，梁认为“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拔高如此，有点过分。
梁启超曾获诺贝尔奖提名，鲁迅和周作人不太赞成，都有过微词，大概觉得论文学，他还不够档次。这兄弟俩的文学观都是为人生，对文学，有很文学的看法，也很西方。其实文学不只是小说、诗歌，罗素和邱吉尔能得，真颁给梁，也没什么大错，毕竟梁曾大喊小说革命，影响过一代人。
梁启超五十多岁，小便带血，协和医院认为是肿瘤，要割肾。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手术，然而并未见效，于是有割错肾一说，沸沸扬扬，有种种传闻。最恐怖的说法，就是把好的一只肾给割了，剩下的一只坏肾，不得不保留下来。梁氏后人也持肾被割错的观点，认为是医疗事故。
不过梁启超生前有过严正声明，详述过程，说没割错。对此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辟谣，梁为人正直，假的就是假的，不允许抹黑。二是想保护西医，毕竟它更科学，他不忍国人不信科学。两种观点，都可以看出梁的人格力量。
摘自《南方都市报》
作文七：《站在梁启超面前,我看清了自己的过去》3100字“我在写梁启超的时候，虽然没有写我，但我在写的过程中要不断纠结，我要不断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比如革命，我必须得做出回答我才能往下写。他让我没法回避这些问题。” “小时候老会遗憾，我们没有赶上战争年代，我们看《红孩子》，人家那么小就参加革命，搞地下斗争。我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很多这样的东西。‘文革’来了，我们可兴奋了，整天不回家满街疯跑，发传单，贴大字报。你觉得激情澎湃……” 解玺璋１９５３年生于北京，“文革”时因为家庭出身“还可以”，“还有去社会上疯的机会。”“革命很容易唤起一种诗意的想象。小时候的那种情绪，这些沉淀下来会影响对事物的看法。”１３岁到２３岁，解玺璋在“这个思想形成的阶段，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而“那些灌输给来的东西，那时已经内化成为自己的情感了，比如我们那一代人唱红歌的情绪就是不一样的。” 但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改革开放来临后，解玺璋的青春“基本被截断了”。“改革开放后，我们那年代的事基本都不提了，等于闲置在一个地方，当然它时不时地还会冒出来影响你。” 这种自我很难察觉到的影响，后来渐渐成为了解玺璋的精神负担。等到他自觉地正视并系统反思这份负担，已经是在２０１２年写完《梁启超传》之后，而他逐步认识这份负担，则始于他初中之后去工厂的那几年里。 “我１９岁进化工厂，迷上了古典文学。历史笔记我也特别喜欢看。那段时间姚雪垠拿着《李自成》的第二卷来我们工厂征求意见（那时讲究向工人征求意见），我为了给他提意见，看了很多明史的书。”解玺璋那时候还看一些古典治学的书籍，“我就有意识模仿他们的治学方法来要求自己。我那时就比较善于自学，我给自己定的计划都是很详细的，每周要看多少页书，要写多少笔记，一个月要完成什么，计划得很完整。” 工厂的这段时间里，解玺璋有了“学者式的工作生活的向往”，后来他在恢复高考第一年报考了北大相关专业，但是没有考上，次年他进入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从此开始了他３０多年编辑记者的职业生涯。他去年的一篇针对小说《女记者》的书评中，有感而发地提到： “我读这本小说，始终感觉作者就活跃在眼前，看她快乐，看她伤心，看她焦虑，看她失落，但她又很少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负担……” 多少年后，写梁启超，解玺璋有意识地往他最早向往的学者式生活靠拢，并且充分反思了他有负担的过去。 梁启超时常被后人诟病为“反复无常”，（他被扣上的帽子也很多，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和反革命派。）面对他的变化，有些地方解玺璋有抵触，但通过研究和梳理，他也渐渐对梁启超有了理解和接受，知道他在一个大环境下的行为依据，同时他也看到了“文革”时期的自己。 “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看问题会站在低层社会的立场上，这个并不错，但是如果你把它推向极端，那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文革”以阶级划线这种。其实我们现在看问题就应该从两方面去看，一个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同时也要有一个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梁启超最早的时候也是挺激烈的，他在１９００年这个时期，刚逃到日本的时候他是主张革命、破坏的，后来有了新的认识，他很警惕，就是我们不要带来法国革命对社会的危害，法国革命后，有８０多年社会一直处于动乱时期，给人民带来了很多灾难。这些我们原来都没考虑过。”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曾一度倾向革命排满共和之论，对此，康有为不以为然，屡次责备他，还有过很激烈的争吵。其后，梁启超赴美考察，得出美国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转而鼓吹君主立宪，这种‘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精神特征，也被他写进１９０２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之中的主人公身上。”《新中国未来记》也是中国最早描绘“万国博览会”的小说，后来的一系列小说都做过类似描写，表达了一种对国家强盛、社会繁荣的向往。“万国博览会”的概念，等同于现在的世博会。 落实到写作上，解玺璋首创了一种立传方式。“我把传主的生命历程作为纵轴，也就是经度，划分为外出求学之前、戊戌去国之前、民国成立之前、旅欧考察之前和旅欧考察之后５个阶段，再从各个阶段延伸出传主的横向坐标，即在每个阶段找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其中有些人物关系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互相之间交错、牵连或纠缠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纵横搭配、经纬分明的网状结构，比较充分地展现了梁启超的生命历程，及其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在众多人物的映照下，呈现了梁启超多层次、多面相的人格与性格。” 通过这种写作形式，解玺璋对很多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认识，在书中，他写了徐志摩。“我以前不喜欢他，有点片面地认为他有点虚浮。通过写，确实重新认识很多人。”而徐志摩也在另一个层面上映衬了梁启超。梁启超作为徐志摩后来和有夫之妇陆小曼的证婚人时，为了担心徐志摩“将来痛苦更无限”，希望陆小曼“不要把志摩累死”，他在婚礼上演说了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这篇训词刚开始便语重心长：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的生命，从前很经过些波澜，当中你们自己感受不少的痛苦！社会上对于你们还惹下不少的误解。这些痛苦和误解，当然有多半是别人给你们的；也许有小半由你们自招吧？……” 解玺璋之前也翻译过梁启超所著的《王安石传》。“梁启超为什么要写王安石？因为直到清末，王安石变法的许多内容都不过时”。 宋朝欧阳修上台时，作为政敌的王安石之前收回的西北数州，全部被放弃，只因“那是王安石收回来的”。发生在王安石上的误读，随后又同样出现在梁启超身上。而历史的反复并未停止过。２００９年，一高中生因语文作文未按照给出材料的“显而易见”的寓意理解，被老师批示为“自毁前程！”，而且，“不改变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上课”。对此，解玺璋曾类比了１８９５年梁启超的遭遇： “１８９５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同赴北京，参加会试。有一位主考官叫徐桐，是顽固的保守派。这时的康有为，在晚清思想学术界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反响，许多守旧之人对他恨之入骨。考试之前，徐桐便嘱咐几位同考官，如果遇到广东省有才气的考卷一定勿取，此必为康有为无疑。后来遇到梁启超的考卷，以为就是康有为的，便弃置不取。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历来思想保守者，很难容忍思想的‘异端’。” 写完《梁启超传》，解玺璋觉得他现在可以反思的角度，将自己的“文革”经历写出来了。“以前我对“文革”的认识也有很多看法，其中很多文章不乏深刻。张艺谋的“文革”背景的《山楂树》我看了，但我的批评仅仅是针对电影，没有把我自己放在里边。但我在写梁启超的时候，我得从心里接受理解他的这些东西，虽然没有写我，但我在写的过程中要不断纠结，我要不断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比如革命，我必须得做出回答我才能往下写。他让我没法回避这些问题。” “我以后可能会写我“文革”时期的经历。如果我只是记叙一些我当时的奇闻异事，那个没意义，我必须得找到一个反思的、自我批判的角度去写，我才能往下写。之前没打算写，但我现在有点这种感觉了。” 解玺璋近３０年一直在同一个楼里上班，虽然在集团下面的出版社、报纸等部门调换过工作。他曾经住过９平米的平房里，８０年代后期下大雨曾把他家的房顶冲塌。他现在住在望京，“房子一次次由小变大，而我们的感觉却总是一次次由大变小。” “你住９平方米的时候，你不满足，等你住了大房子你会很高兴。但慢慢你又会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装不下。你这个房子是很大，是装了好多东西，有些东西虽然摆在你的屋子里，但没有装在你的心里。随着岁月的积累，一个人能装进心里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 能装进他心中的，有他“放不下第二把椅子”的书房中的很少一部分的藏书，还有他从“文革”一路走来的所思所想。
作文八：《我最喜爱的思想家-梁启超》5100字我最喜爱的思想家——梁启超
生平简介：
梁启超（１８７３／２／２３—１９２９／１／１９），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１８８９年中举。１８９０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思想背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５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思想过程：１８９０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１８９５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１８９７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１８９８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７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９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１９１３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１９１５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１９１６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１９１７年９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１１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１９１８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思想命题：
１． 教育思想：
主要理论：教育是育人、强国的根本
命题及观点：
他在１８９６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后来，随着他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且受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从培育人才转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上。１９０２年，他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指出封建传统教育之所以失败，洋务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全在于教育宗旨的失误：或以“升官发财”为宗旨，或以培养少数洋务人才为归。他认为正确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因为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整体国民的素质决定的，要养成特色之国民，就必须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入手，务使全体国民“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
２． 新闻思想：
主要理论：①报馆有益于国事
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③立论不能无宗旨，举足不能无方向。
命题及观点：
梁启超写于１８９６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就曾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和意义。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何等的重要。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 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３． 哲学思想：
主要理论：一、“三界唯心”的自然观：
二、“唯变所适”的社会观
三、“英雄造世”的历史观
四、“慧观致知”的认识论
命题及观点：
１．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即在复杂矛盾的
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
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三界唯心）
２．“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
“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 变法的途径有
四种：“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
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
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
国而代变者也。（唯变所适）
３． 英雄造时势，历史首先是英
雄人物的历史。：“历
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
“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 随，未尝稍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造世）
４． 人谁没有见过苹果坠地，而惟有牛顿能从中
悟出重力之原理；人谁没有见过开水顶盖，而惟
有瓦特能从中领悟蒸气之作用。“故学莫要于善
观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
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
未知 。是之谓慧观
“慧观”，并不是建立在观察、实践基础上的一种认
识上的飞跃，而主要是主体心灵的直觉顿悟能
力。他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慧观致知）
４．赋税思想：
主要理论：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
命题及观点：“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
个人阅读体验
“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梁启超在中华民族“走出中世纪”、实现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为一整代青年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为几代中国学人开辟了继续拓展的思想与学术原野，不愧为沟通传统中国人与“五四”“新青年”两代之间的启蒙思想家、沟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学术文化大师。他的
“新民说”和民主宪政思想，在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的整个历程中，注定会发生恒久的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他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他的文字如行云如水，光昌流丽，“笔底常带感情”极具感染力、号召力。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梁启超的文化生命是永远鲜活的，他移植的思想与学术大树，是万古长青的。
而梁启超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首先跟他深厚的家庭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他的祖父—梁维清一生勤奋、执着、简朴、自信、自尊，律己严、待人宽，是典型的乡间小知识分子，而梁启超和祖父生活了十九年，祖父那种为了改变家庭命运，为了营造一片乡间净土的执着精神，在梁启超稚嫩的心田里，不知不觉中播下了无量数的积极向上、发愤图强的生命基因。可以说，祖父就是梁启超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位“精神教父”。他的父亲是一位塾师，教书之余，躬耕垄田，过着“耕读传家”的乡绅生活。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贤淑勤劳，她身上充溢的文化气息，是小小梁启超可以尽情吸允的文化母乳。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他的恩师——康有为，当梁启超春风得意，少年中举是，康有为虽未中举，但已经站在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潮头，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中说：“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潮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又说：“先生命治公羊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想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思想．”
如果没有时代风云的激荡冲击，如果没有康有为的当头棒喝，没有康有为对他灌注“改革新思维”，梁启超再有才华，大概也只能在科举制度与封建官场中，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传统士人而已。是时代风云的大课堂，与康有为老师富有时代精神的万木草堂的交相震撼与激发，将梁启超推向了新的思想磁场与人生轨道，为梁启超的辉煌未来，安装了推进器，注入了“高能燃料“„„
个人评论
读了梁启超，首先知道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经在改良和革命的选择上打不定主意，但至１９０３年底漫游美洲新大陆归来后，他义无反顾地的回归改良派阵营，他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 梁启超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可以通过渐进的改良实现“政治革命”，不可以采取暴力的手段，进行“社会革命”。而这思想转变跟他的欧美游历有很大关系，他看到了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端，使他认为“共和政体不如君主立宪体弊端少，而当时革命浪潮的高涨也使他产生了恐惧心。不能否认，相比早期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所认为的，中国只是军事技术不行，只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必能克敌的观点，梁启超他们看清了要改变中国，必须改变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另一方面，维新党虽名为改革派，言论却过于激进。用革命手段进行改革，连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温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书生意气的思想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因。
而作为一位哲学思想家，梁启超的哲学思想是值得深究的。他提出了“三界唯心”的自然观，但他不主张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划分会造成偏执一端的结果，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正确地说明现实问题。这表明，梁启超既重视物质的力量，承认物对心的制约；又强调精神的能动性，主张发挥心的创造作用。他的高明处在于他不仅反对绝对的唯心主义，而且反对庸俗的唯物主义。同样，他的问题也出在只把唯物主义看成是庸俗的唯物论，而把唯心主义当成理想主义。把唯心主义当成理想主义，强调“心力”创造作用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这一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改良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先天发展不足而力量弱小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统治势力之下进行社会变革，必然表现出信心不足、精神低沉。这就使梁启超认识到开展一场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必要性，通过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以提高人们对社会变革的信心和勇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片面地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将“心力”无限膨胀、扩张，试图使人相信通过主观的努力，就可以挽救国家，振兴祖国。他说：“国家之盛衰存亡，非由运命，当纯然以人力能左右之矣。”人力的核心为自信力，有了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出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经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虽千山万岳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爪牙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如此夸大精神的作用，性质虽然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却反映了进步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一句话总结，梁公的精神永垂不朽，他是我们新一代青年学习的榜样，未来世界也需要有像梁公这样的人物来改变与发展！
作文九：《我们为何而求学——梁启超的答案[1]》1300字梁启超的答案
１９２２年，梁启超应苏州学界之邀作一篇演讲。他向在座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进学校？”他估计回答十之八九是“求学问”。然后他又问：“你想学些什么？”，回答则可谓人言人殊。任公自己给出的答案，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他说但凡一个人在学校里所学，数理化，史地，国文，英语，乃至哲学、文学、 农工商等等，皆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要成一个人，总要具备三达德——智、仁、勇，实现了的状态便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无论是教育家教育学生，还是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皆应以这三件为究竟。
事实上，梁启超亦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他虽然疲于政治、忙于学术，还时时关爱着自己的九个儿女。他关心孩子的身体，关注他们的思想，留意他们的职业，更为他们筹划未来，奠定立身之本。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公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梁启超堪称是一位极为负责任的父亲，他并不为子女展示虚幻的未来，他告诉他们生而为人的忧思与世界的混乱，要他们以德性涵养的功夫和理性的训练去行动。而且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够获得内在的快乐，这颇有以无生的彻悟做有生事业的味道。他像苏格拉底一样，训练年轻人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们能力杰出或成为“成功者”，而是启发他们的尊崇和节制，学习和创造，同时又不乏生之乐趣。
这是一个元气淋漓的父亲，一心想让孩子们实现健旺的思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拥有一种豁达的态度。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梁启超曾经谈到他对一个人“成功”的看法：“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他的九个孩子中，梁思成、梁思永１９４８年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届），４５年后，梁思礼又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余六个孩子在各自的领域里也成绩斐然，个个都是第一等人物。儿女们的成就分明投射着父亲谆谆以求的影子。
卡莱尔曾说即将到来的时代已孕育在业已到来的时代之中。那么，一个孩子可见的未来，恐怕也孕育在父亲（包括母亲）的决定和形塑之中。在业已过去和正在行进的时代里，政治诡谲和消费至上的轰鸣，让人们忘记了身边这种安静而持久的力量。父母们被大潮席卷，把本该自己担承的一部分责任，扔给了大大小小的机构，忘记了社会只是我们生活的居所，却并非生活本身。
余英时先生认为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无论是革命式的或是改良式的。是该放下对行政（政治）力量无限信任的时候了。一方面要努力争进，争取更合理和文明的制度；一方面是退，退回到最小的单位——父母与子女。退而结网，自我教育和教育儿女，各自成为一种不惑不忧不惧的人。在时髦概念充斥的今天，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有可能是现在和未来的链接点之一。而从历史的观点看，这种退或许才是最大的进取。
作文十：《梁启超之我见》3300字梁启超之我见
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先驱和时代“弄潮儿”用他那报纸文字式的“新民体”传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凭靠“梁启超式”的输入及“笔锋常带感情”的觉世之文以启蒙和改造国民，对世人具有深刻的觉醒影响。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１３００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１８９６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１８９７年１１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１８９８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７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９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夺政治权力。１９１３年，进步党“人
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１９１５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１９１６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１９１７年９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１１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１９１８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１９２２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１９２５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的一生总是这样的人惊羡。
我们先说说他的变法思想。《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主张的著作，它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其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将自己的毕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他一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便以爱国思想为其整个政治思想和全部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和核心内容，以毕生精力来寻求救中国于危难之际的办法；爱国思想也是推动他向西方学习，变更旧法的动力。
梁启超对西方法治学说的学习、宣传、传播，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上，而特别注重理论的运用，“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命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这就是说，要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联系中国落后的现状，与西方进步发达国家作比较研究，找出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以及医治的良方。通过中西对比研究，进一步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富强，中国之所以落后贫弱，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否重视法制，是否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中国自秦汉以来，“种族日繁，而法律日简，不足以资
约束。事理日变，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无可守，因相率视法律如无物”，终于使法律“荡然”无存。此与相反，“泰西自希腊罗马”以来，“治法家之学者，继轨并作，赓续不衰”。特别是欧美各国近“百年以来，斯义益畅，乃至以十数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数十百暴主，戢戢受绳墨，不敢恣所欲，而举国君民上下，权限划然，部寺省署，议事办事，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国之域。”
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反帝救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此社会背景下，梁启超吸收东西方民族思想理论，逐渐形成其民族思想体系。在此过程中，随着对西方“民族”概念认识的深入，梁启超形成了自身对“民族”概念的系统看法，同时逐步厘清了“民族”与“种族”、“国家”、“国民”等概念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些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文论中，“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具体使用，折射出梁启超对国内民族的看法。即，在强调合全国各民族组建民族国家一致反帝的同时，他承认国内各少数民族是中国民族，而且认为他们已同化于汉族。虽然梁启超力求公平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但由于各方面的局限，他并不能给少数民族以真正的公平。在看待中外民族时，梁启超以文明程度发展之高低，将世界民族划分为优、劣两大族，而且认为优势民族侵略劣势民族是自然之理，但又强调民族自强，主张劣势民族向优势民族学习。虽然，梁启超在某种程度上以新的眼光看待国内外民族、民族问题等，但就其整个民族思想体系而言，它并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民族思想观念的影响，这是局限所制。梁启超民族思想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具有时代性、系统性、变易性和大汉族色彩。尽管梁启超民族思想存在不足，但对近代中国政治和中国早期民族学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即使在今天，它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梁启超的族思想如此的前卫，看当代国际局势，虽说和平发展已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我们依然没有安全感，暴力事件，恐怖主义在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的世界开始不那么完整，乌克兰国家的分裂，藏独分子的袭击让我们的民族主义开始动摇。想想现代青年现在真的不应该再追求什么个人享乐了，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关心我们的民族，关心我们的社会，多读读梁启超吧。比如他的《新民说》。
穿越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重新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我有一个异常强烈的感觉，《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是充满原始气象的混沌
之作。惟其混沌，气象和格局之大，后来者无人可比。《新民说》内中洋溢着各种思想的紧张：破坏主义与保守主义，权利与义务、功利与义理、知识与德性、民权与国权、君子与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法律共同体与道德共同体„„现代中国各种各样对立的思潮，都可以从梁启超那里寻找到最初的源头，五四的思想家们在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之后，各自循着其思想中的一条路径，走向偏锋，最终发生不可调和之分化。
令人惊讶的是，从梁启超思想出发的各种分道扬镳的思潮，比如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政治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破坏主义与保守主义等等，在梁启超那里，却得到了某种调和。在后人看来是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冲突，在《新民说》里面，却获得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有人这样评价梁启超：“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一直觉得梁启超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伟大标志而存在，他是打通中国近代各类关键性人物的关系，因此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