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
春节期间，我携家带口自驾车“下江南”探亲，顺路游览河北、山东、江苏、浙江若干城市的名胜古迹。其中，返回途中，在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县转了两三个小时。为了赶路，时间有限，事先也没做像样的“攻略”。因此，只寻访了两个景点：一个是古驿站，即盂城驿；另一个是王氏纪念馆，即清朝著名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故居。前者跟高邮的名字有关，高邮因早在秦朝即设有邮亭得名；后者跟本人专业领域有关，王氏父子是训诂学大家，我阅读过他们的著作。
抵达高邮，已是薄暮时分，盂城驿和王氏纪念馆都已经关门了。我无意中触碰了下王氏纪念馆大门上的铁环，工作人员闻声开门，我得以登堂入室。夜色中，匆匆浏览了一遍王氏故居内景。盂城驿，则只在大门外、附近街巷中盘桓片刻，拍几张照片后离开。
为寻访古驿站和王氏纪念馆，走了一小段运河大堤和城中老街。运河中停泊着一些船只，河边有女人在洗东西，河对岸一座有宝塔的古老寺庙（应该是甘露寺吧），如同浮在水面上一般；两旁房屋低矮的老街，灯影阑珊，风格韵味，介于江南跟北方之间。这一点，令我这个生于江南、久居北方的游子，不由得感慨系之。倘若有谁想要追问一下，我感慨什么，却又无迹可寻，说不清楚。
短暂的逗留，高邮给我的印象是不错的。离开的时候，我在心里说了句：高邮，我一定会再来的。
到高邮，怎能不住下来，按着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描写，寻寻觅觅，到处徘徊，浮想联翩呢！
汪曾祺儿时所上小学的西面，穿过一个菜园就是运河大堤。“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因此，“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乡》）因为走过的那段大堤，正好是汪先生的小学所在，御码头一带。对他描写的运河边水乡情形，有一点直观的体验。汪先生的诙谐生动，我因此倍感真切，亲切。
但是，可怜得很，高邮给予我的亲切感，也仅限于此。被高邮人称作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的高邮湖，我没有看到；被汪先生称为“高邮县首屈一指的名胜古迹”、苏东坡秦少游王定国孙莘老曾经饮酒赋诗聚会的文游台，我没有去；名闻遐迩的高邮咸鸭蛋，美味的澄河产瓜鱼（面条鱼），我都来不及品尝一下。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先生那些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受戒》《异秉》《故里三陈》《大淖记事》《八千岁》《侯银匠》等，其中令人神往的描写人物、风物和景物的文字，我都没能亲临现场，稍微寻访一番，遐想一番，感受一番，走一走，坐一坐，发一发呆。
到高邮，没有寻访一下汪曾祺的故居老宅，没有寻访一下他老人家笔下文学世界的现实踪影……我认为，简直跟不曾到过高邮一样。因此，我暗下决心，下次到高邮，至少要住上三五天！
２０１５－３－１４
作文二：《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是一个水乡》1900字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是 一个水乡，他在水边长大，整日所见无非是水，因此“水不但 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 说的风格”。也就是说，他敬人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写。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 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是 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 趣的，主要是其文章，对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
［１］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
为什么汪曾祺小说中的小人物大多能从其笔下得到了“超脱”呢？文学博士胡河清通过分析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历史、人物，结合汪曾祺具体作品指出：汪曾祺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２］。
汪曾祺曾强调自己“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他申辩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５］
。汪曾祺的这个自我辩解，已经说明他其实对生活有很深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的这个辩解也指明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细读他的小说。因为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小说都是“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６］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触以及深刻的思考留给了自己，而不是把这些感触和思考原原本本的倾泻在小说中。汪曾祺在对待他小说中的小人物时，始终如一个旁观者一样，在旁边默默地注视着小说中的一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和感触，倾泻出来，就如《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一样，在街边不露声色地机警地观察着每一个过路人。
作者的这种机警说明他是很会捕捉生活中的细节的，对社会生活有着很深的感触和见解的，但是他不想把对生活的沉痛感倾泻进自己的小说中。汪曾祺说：“我有一个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７］。所以作者很机警的，不露声色的，就把自己对生活的沉痛感从自己的小说中过滤去了，呈现给我们的似乎只有生活的表面。因此他的小说常常给人以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阅读感觉。
汪曾祺本来对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说里却很少流露出对社会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始终如一个旁观者给读者在讲述一个个平淡的小故事，刻画一个个小人物。
）。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８］。正是他对短篇小说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说淡化了情节，减少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过滤了小说中的严肃性，让小说呈现出平静清新的味道。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考。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来的硬度”［９］
他说过，“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１０］。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悲剧不直接写，不扩展写，不加重悲剧的成份。
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也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他的影响。“外国作家中，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１４］。对契诃夫的喜欢，让汪曾祺喜欢写说不上是悲剧形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
［１］ 孟庆澍．仁爱与抒情——汪曾祺气质论，小说评论．１９９８（５）．
［２］ ［２］杨劲平．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３（６）． ［３］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昆明：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７． ［４］施文青．从《陈小手》看微型小说的叙述负重．维普资讯． ［５］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小说评论，１９９７（２）． ［６］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７． ［７］郭红欣．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洛阳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 ［８］叶向东．汪曾祺的小说思想．当代文坛，２００６（４）． ［９］杨剑龙．恋乡的歌者——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之比较．小说评论，１９９６（２）． ［１０］徐海燕．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然人性观．湖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 ［１１］李蔚松．汪曾祺创作个人成因初探．广西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３）． ［１２］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３］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４］董建雄．论契诃夫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青海师专学报，２００４（６）．
作文三：《我的老师汪曾祺》1700字拓展延伸：
我的老师汪曾祺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老师汪曾祺先生
昨天整理书架，偶尔翻到学兄王明义和龙东等几个朋友合出的一本小说集《江南江北》，是汪曾祺先生作的序，引我回想起了十六七年前从汪曾祺先生为师的一段往事。
１９８８年我入鲁迅文学院第一届作家研究生班读书，据说这个班是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提议，由北师大研究生院和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大多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这大概是王蒙“作家学者化”思路的一个尝试。
我们那一届的四十多个同学中，几乎囊括了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有潜力的青年作家，有些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有些后来也很有名气，比如莫言、毕淑敏、严歌苓、肖亦农、刘震云、迟子建、海男、岛子、余华、刘毅然、于劲、冯敬兰、王树增、邓九刚、李本深、简宁、路远、洪峰、王刚等等，曾经看到过学姐贝奇的一篇文章，她的记忆比我好，班里的同学她几乎都记下来了。
记得我们的班主任是北师大研究生院的院长童庆炳先生和鲁迅文学院的教务长周艾若先生，副班主任是北师大学位处处长凌慧娟老师和鲁迅文学院的何振邦老师，当时的鲁迅文学院院长是深受人们敬仰的唐因老先生。先后给我们授过课的其他老师有冯立三、王愿坚、鲍昌、唐达成、张锲、李国文、林斤澜、汪曾祺、文怀沙、谢冕、孙津等等。后来学院给大家安排文学创作研究和实践的导师，我有幸拜入汪曾祺先生门下。
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仍握笔不辍，我等后辈不忍心多加打扰。加上我又是一种不太愿意攀援的性格，因此和先生接触机会并不多。师从先生的两年间，有几点让我受益终身：
一次我交给先生作业，是我新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先生给我打了８９分，这个评价来自对文字一向精益求精的短篇小说大师汪老先生，让我受宠若惊。
先生对我的那篇拙作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尤其是帮我给整篇文字重新划分了段落，虽然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自己重读时竟然产生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无论是节奏、叙述语调，还是阅读感受和心灵触动，都平添了一种原来没有的意味。我瞬间领悟了小说分段的艺术，这种艺术既来自文字的敏锐感觉，又来自叙述节奏的自信把握，更来自一种超然淡泊的生活态度。
另一次是看了我的作业，对我说：你们年轻人写东西不妨华丽一些，把想象力尽量放开，恣肆酣畅一些，淋漓尽致一些，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所谓 “标新立异二月花，删繁就简三秋树”，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平淡下来，简约下来。
先生当时住在北京崇文区蒲黄榆小区，生活极简朴，惟一的嗜好是酒，我每次登门拜访，最受先生欢迎的礼物是家乡出的孔府家酒。
先生言谈很幽默，记得有一次我陪家乡《时代文学》的漂亮的女编辑张东丽女士去先生家约稿，我为张女士做完介绍，刚刚坐下，只听先生笑曰：你们二位的名字有些意思。看着我们一脸的愕然，先生接着说：东丽者，东方丽人也；亚伟者，亚洲伟人也。是不是？说罢，先生为自己的新发现呵呵笑了起来。
按响门铃，站在门外等先生开门时，听着先生“塔拉塔拉”一次比一次慢下来脚步声，知道先生是真的老了，老的鞋子都抬不起来了。但是，当我面对着先生的时候，看见先生的眼睛仍是那么亮，炯炯有神，直透人的灵魂深处。
这些年几次想提起笔来为老师写点纪念文字，题目都定好了，《布衣汪曾祺》。这不仅是因为先生的目光一直面对着普通民众，作品的表现对象大都是民间人物，传达出先生对这群人的同情、善良、平和、温婉的情怀。还因为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实践着一种布衣精神。无论是到小区的菜市场买菜，还是到邮局去领杂志社寄来的稿酬，他都能和人家聊得津津有味。所以熟悉他的人都喜欢喊他“老头儿”。
如今，先生已经走了９年了，每当我想起他来的时候，最想说的一句话并不是“先生是一个小说大师”，而是“先生真是一个可爱的好老头儿”。
１．选文主要回忆了作者与老师汪曾祺之间的那些事情？
２．根据选文，分析作者的老师汪曾祺这个人物形象。
３．作者最后认为自己的老师汪曾祺具有一种布衣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哪里？
４．作者为什么想称自己的老师为“可爱的好老头儿”？
５．试分析本文的语言特点。
师给“我”的作文评高分②和女编辑去拜访老师③写作文纪念老师
作者老师：幽默，简朴，有同情心，善良，平和
布衣精神体现在汪老师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的精神上
第五题语言特点应该是幽默风趣
作文四：《图游华夏：高邮湖畔，你知道是尧帝、秦观、汪曾祺的家乡吗？》800字作者：ｙｓｈｄａｉｊｕｎ 发表于图游华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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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州的高邮市，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极为深厚，相传尧帝出生地就在高邮，《史记·五帝记》《索隐》记载：“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而三阿据考证位于高邮县西北方。
高邮之名与秦始皇有关，始皇帝嬴政于公元前２２３年在此筑高台，置邮亭，因此得名，后人亦称之为秦邮。在中国诗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秦观，出生于如今的高邮市三垛镇武宁秦家垛。他的词风堪称婉约派一代词宗，很多人可能并不知晓他，但他的一首《鹊桥仙》，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高邮不仅是词人的故乡，也是吴三桂的祖籍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汪曾祺老先生也出生在高邮。
本篇图记的风光主要拍于高邮湖，此湖是１１９４年黄河夺淮河水道后，采用黄河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方法来保护漕运，因此将黄河水引到淮河流域，一直到明后期，汇聚成河就是如今的高邮湖。
ｌ高邮湖的面积在历史的岁月中，几经变迁由小湖而汇成大湖，秦观曾经写道：＇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可见大湖如珠串联一起的胜境。
南宋诗人杨万里写过一首《过新开湖》之诗：
远远人烟点树梢
船门一望一魂消
几行野鸭数声雁
来为湖天破寂寥
著名的宋朝词人秦观，故乡就是高邮，他对家乡高邮湖的风光有过这样的描述：“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贯如连珠。”，也写过如下的诗句：
《送孙诚之尉北海》
吾乡如覆孟，地据提楚脊。
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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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五：《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13600字小引 这里的几十篇日记，都是当年记下来的。我翻出发黄的旧日记本，一页一页地找，摘下了这些文字。它们是零碎的、片断的，但同时它们又是温暖的，是十分难得的。这是我与汪先生交往的原始记录，记录了一个青年当时的轨迹。 １９８９年５月８日，星期日，北京 今天见到汪曾祺先生了。 我是２月２８日到北京来的。这次能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真是我的幸运。从天长来时，在滁县上了火车，一直是站着，或者坐在地上，到了徐州才坐了半个屁股。３月１日中午十二点才到北京。 上了两个月课，忙忙乱乱的。早晨起来，北京一夜小雨。早饭后躺在床上浏览了一会儿报纸，就起身准备去洗衣服。正开门，一阵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紧跟着一行人就向接待室走去。咦，这个老人怎么这么眼熟？他脸黝黑，背微微有些驼。他微笑着，走在最后。这个老人是谁？ 汪曾祺先生！ 一位熟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怦然心跳。再一打听，原来他是来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开班典礼的。 我住的５０３宿舍就在他们开会的大教室边上。我已无心洗衣服，在那儿紧张地等待着。中间，汪先生出来了一趟，正好去上厕所。厕所又正好在我宿舍的对面，于是我便走过去，上去同汪先生说话。我所说的大意是，我是安徽天长的（天长在高邮湖西岸），曾抄过先生的小说《晚饭花集》，抄在四个笔记本上，寄给过先生，不知可曾收到。汪先生“嗯嗯嗯”，不置可否，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散会后，我站在大教室门口，汪先生一走出，我就把他引到隔壁我住的５０３房间里来了。汪先生坐下，环顾了一下房间，说：“三个人一间，挺好！” 我递给他一支烟，是我们滁州生产的长把子“红三环”。我见汪先生对烟的牌子似乎并不讲究。他接过去，我用火机给他点上，他隔着烟雾对我说，你们天长出过一个状元叫戴兰芬。 我接话：是的，我们县里的人都晓得，还有一个对子，叫“天长地久，代代兰芬”。 他说，其实这个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因名字谐音不好听，“死囚死囚的”，被慈禧点状元给点掉了。这个戴兰芬，名字好，“天长地久，代代兰芬”，相当吉利，便被点了头名。 我也隔着烟雾，见汪先生陶醉得很，他吸烟抽得很深，浓浓的一大口到嘴里，憋了一会儿，喷出来，整张脸又没有了。这都是劣质的烟草，烟雾很冲，不一会儿，满房间都是烟雾，我们宿舍里的几个人，有站的，有坐的，都仿佛浮在半空，又像正在洗澡堂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汪先生，我给您寄过三个笔记本，是抄的您的小说。不知收到了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噢噢噢”的，不知道收到没收到。 他又坐了一会儿，我要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有人来催吃午饭，汪先生起身走了。 （注：２００７年汪先生去世十周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徐青藤”》，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不久一个乌鲁木齐的读者给《文汇报》写来“读者来信”：《道光状元慈禧点？》。“笔会”的“编读往来”也来文照登。文中说戴兰芬是道光年间的状元，怎么可能是慈禧点的呢？作者查了历朝状元谱。看来汪先生是搞错了。）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４日，星期日，北京 去拜访了汪先生，汪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在那里吃了午饭。他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竹。画面上首，竹叶稀疏，叶片倒向一方，仿佛有风而过，瑟瑟有声。下首竹枝栖一小鸟。鸟墨色，回头后望，小眼有情。整个画面极清淡。未题款，只钤一印。 １９８９年７月２日，北京 又拜访了一次汪先生，那天小雨，汪先生赠我一本《蒲桥集》，并留我吃了中午饭。他在《蒲桥集》的扉页上写道：“赠立新，汪曾祺，１９８９年７月”。 我大约坐到两点半离开。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本名陈立新。汪先生所题“立新”是我本名，我后来的写作才用“苏北”这个笔名。下同。）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日，安徽天长 收到汪先生一封信，信很简单，是为我们出书写序的事，汪先生写道： 立新：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１１月２８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补记：这个事的起因是这样的，１９８９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起这个念头的主要是龙冬。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沈从文和汪曾祺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曾祺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大致就是上面的意思。没想汪先生非常痛快，很快回了信，同意给我们写序。 序很快寄来了。写在三张大大的（２４×２５＝６０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上，落款是“１９９０年元旦”。同时给我们寄来几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他为我们想的书名是《江南江北》，见到汪先生的这几个题字，俊隽清秀，字略偏，行中带隶，极有韵味。我们高兴极了。大家非常兴奋，开始忙这本书的出版。可是那个时候，出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呀！七拖八弄的，还是钱玉亮各方想办法，直到１９９４年９月，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印出来。 那篇序近二千字，序的题目是《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这篇序文后来由《光明日报》的编辑韩小蕙拿去，在《光明日报》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３日刊登了出来。 他在序里对我的中篇小说《蚁民》进行了评价：“对蚁民的平淡的悲欢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亚宝和小林打架，一个打破了头，一个头颅被切了下来，这本来是很可怕的，但是作者写得若无其事。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这种近似漠然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２日，北京 结束湖北黄冈《金朝》文学杂志的一年借调生涯。黄冈是革命老区，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地方。我在黄冈一年，风雨晴日，花开花落。过了一年清贫的日子。我９月２９日离开黄冈到北京。在这里已待了近半个月。见到了评论家何镇邦，作家洪峰、肖亦农。到刘震云家去了一趟，在震云家吃了一顿饭。去龙冬家里多次，多数时间和龙冬待在一起。去了汪先生家一趟。先生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梅。他题了王维的一句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立新同学存之，１９９１年年初，汪曾祺”。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７日，安徽天长 收到汪先生的一封信，主要寄《旅食集》一书给我，并寄来一份剪报。信是由师母代写的。师母写道： 立新同志：今天收到《文汇报》“笔会”上刊登的老汪的文章，里面不指名地“点”了你一下，我记得答应给你看一看，现在寄来。最近比较忙，所以老汪送你的《旅食集》也寄晚了。 你和爱人、孩子都好吗？什么时候再到北京来？老汪为应付约稿和社会活动，忙得不可开交，他不另给你信了，要我代他向你们问好！ 施松卿 １１月７日 １９９３年４月１日，北京 今天到了北京。我借调到北京《中国城乡金融报》工作。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８日，北京 到汪先生家，先生给画了一幅画：斜上曳一苍劲的老枝，其枝头一片绿叶，叶片极淡，施施然下垂。画幅下面有两只小鸡仰着小小脑袋，看着上面的绿叶。小鸡一绒黄、一淡墨，小眼睛极神气。整张宣纸水气淋漓。边上题了一款：“雨。立新存。一九九三年中秋前二日，题旧画，曾祺”。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３日，北京 今天同龙冬、央珍夫妇到汪先生家。汪先生同我们谈到顾城。他说，１９８８年他在香港见到顾城同谢烨。谢烨怀孕了。汪先生对顾城说：“谢烨好像怀孕了似的。”顾城说：“怎么‘似的’，就是怀孕了。” 对顾城杀妻自缢，汪先生想不通，说：“太过分了点。”又说：“其实他们在那生活挺艰苦的，一个月五十美元。”又说：“据说是谢烨扭头之后砍的，从背后。” 汪先生见到央珍就很高兴，总是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女孩”。汪先生说龙冬：“找个藏族老婆。”一副挺羡慕的样子，又好像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找个少数民族的老婆。 那时他在昆明。昆明可是个多民族的地区。说起在昆明上大学，他说，在昆明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福建女同学，她说她会说苏北话。她说了一句给他听：“我日你妈妈不开花。”说完汪先生嘎嘎地笑，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晚上在汪先生家吃饭。小菜有高邮的双黄鸭蛋、美国腰果。主菜是炖肉。主食是牛肉馅饼。喝的是剑南春。 汪先生晚上喝了点酒。他正在为一家刊物赶一个稿子。他说，是写他生活的另一面，说：“都说我淡，但我也是爱激动的。”他说：“文章的名字就叫《饮鸠止渴》，赶急了，疲劳，心跳不太好，有些累。” 席间说到出书，他说，《菰蒲深处》印得一点也不好，像个儿童文学书。说到《榆树村杂记》，汪先生说：“封面上印的是什么呀！一问，说是榆树。”说，有人就靠藏书吃饭。一本书有时可卖十倍的价格。说唐�｜藏书多，说范用多，姜德明也多。说到贾平凹的《废都》，汪先生说：“《废都》我有一本，也没看。别人问我对《废都》的印象，我干脆回答：没看。这样反而好。看了，说没看，反不好。” 我刚去了皖南。我一下子说了皖南的好几个地方：歙县、泾县、屯溪……汪先生说，“我去过皖南”，并在那儿寻过“根”。歙县有汪村，大约那就是汪家的祖居地，他后来在《皖南一到》散文中写道： 歙县是我的老家所在。在合肥，我曾戏称我是“寻根”来了。小时候听祖父说，我们本是徽州人，从他起往上数，第七代才迁居至高邮。 原来第七代就迁到了高邮。说到回高邮，游高邮湖，有人说他和施师母是“高邮湖中老鸳鸯”，这话被他的孙女卉卉听到了，孙女还小，脱口就说，是“鸳鸯湖中老高邮”，呵呵，这样也挺好的。 我把两篇小说丢给汪先生，请他给我写几句评语。他说：“可以。”我们临走时，汪先生说，“稿子弄哪去了？”好像这个挺重要的，我一时非常感动。老头儿看似散漫，其实骨子里是认真的（之后师母告诉我，老汪看了好几遍）。走时，汪先生送一本沈阳出版社出的中国散文大系《汪曾祺卷》。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４日，北京 五点同龙冬到汪先生家。苏州的徐卓人也在。之后汪朗、汪朝回。晚在汪先生家吃晚饭，菜不多，记得有煮干丝、咖喱牛肉。喝的倒是洋酒：人头马和白兰地。吃到干丝和咖喱牛肉，真正感到纯正地道的汪氏菜肴的味道了。 席间谈话，汪先生说，什么是文体？文体就是文章体现什么。他的意思是文体是内容，不是形式。我给他的小说两篇他看了。他不满意。他批评我：《小林》体现什么都不清楚。一个作家要有自信，说我缺少这一点。说要有“这种写法我第一”的感觉。这时汪朝插话：“这是一个狂老头！” 人们都说汪曾祺平和，其实他骨子里是很狂的。汪先生的写作是极其认真的。汪师母在桌上说：“他都是想透了才写。”这时汪先生接话：“我就要写出同别人不一样的才行。别人看了，说‘这个老小子还有两下子！’”又说：“刘绍棠那样的小说，我是写不好的。” 汪朝在桌上说，老头儿写《大淖记事》时，家里没地方给他写东西，老头儿总是想好了，像一只老母鸡，到处找窝。找到窝，下了蛋，才安静下来。汪朗说，他想好了一篇东西，总是吃睡不安，要写出来才安定。汪朝就说：“老爷子又有蛋了。” 汪先生看我心情不佳，就对我说：沈从文刚到北京来时，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后说：“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出来。”――做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晚上，汪先生喝了不少白兰地。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５日，星期日，北京 今天十点才起床，一天没做什么事。 昨天到汪先生家去，先生虽然没有批评我，但弦外之音是不批评的批评。说我懒。我是有两年没有写一篇小说了，笔是完全生疏了。汪先生说：“三天不写手就会生的。”我却两年没写一个字了。汪先生说：“这一点老舍先生做得好，有得写没得写每天写五百字。”看来创作还是得要勤奋，天才不天才暂且搁一边。 昨晚从龙冬处回来已深夜两点，可还是心有触动。我怎么啦？是不是世俗得太多啦？ 汪先生一家子都是好人。前不久汪先生酒喝多了，跌了一跤。汪先生说，跌下之后他首先一个感觉是能不能站起来（这是检查有无中风的方法）。结果站起来了，还试着往前走了几步。“咦！没事！”这是汪先生的话。 回到家里。汪师母说，他一个劲地照镜子，左照右照的。师母心里说：“老汪今天怎么啦！是不是有什么外遇？”这个话从七十五岁的满头银丝的师母口中说出来，不免让我们年轻人感到滑稽和天真。从这句话也可以见出老俩口的感情。汪先生是照脸上的皮跌没跌破，他是一下子趴下的。 师母多次提到汪老的初恋。用师母的话说，是“老汪的初恋”，“因为初恋的对象还活着，老汪不能写”。《受戒》中不是写初恋的感觉的吗？ 汪先生昨天送了我一本散文《草花集》，还送了我一本中国散文大系《汪曾祺卷》，题的话是“我并没生活在葫芦里”。因为书的封面画了一只葫芦，一个老头蜷在葫芦里。汪先生还挺幽默（可是这本书我给弄丢了，那时我住筒子楼，不知谁跑来借去看了）。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８日，北京 同王文媛到汪先生家。先生拿一瓶湖南吉首的酒给我喝（黄永玉设计的，后来才知道是酒鬼酒）。同时汪先生给我一幅画，是一枝花，汪先生题了“苏北搜得旧作”。汪先生说，一个老人说人生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北京 昨天同谢芸在汪先生家，汪先生在家煮什么东西，有点怪怪的味道。师母说：老汪在煮豆汁。她说：“我们一家子都反对，你去闻闻，又臭又酸。”汪老头说：“我就吃。”又说：“梅兰芳那么有钱，还吃豆汁呢！”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８日，北京 同龙冬一道到汪先生家去。汪先生没说多少话，只说了昆明一家刊物的负责人“麻里木��”（意为不懂事，或者狂妄）。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惹了他。 汪先生说，到台湾流鼻血，几乎没出门。汪先生说：“特别是参观，累得要命。” 汪先生说：“我这次到台湾，真正感到自己老了。” 我听了挺心酸。 我同龙冬进汪先生家的客厅，先生在打电话。打完电话后没有立即转过来同我们说话，而是孩子似的在桌子上趴了一会儿，仿佛还沉浸在什么情景中。我和龙冬相视一笑。之后先生转过脸来，猛然发问：“你们谁三号走？” 先生还挺留意的。 我说：“我，我回家过春节。” 汪先生什么话也没说。 留吃饭，喝酒。 吃完酒汪先生愣了一会儿，听我们说话，之后他忽然站起来，一抱拳，说：“我要睡一会儿。”就�拉着鞋到里屋睡觉去了。我们留在外面同师母说话。 １９９４年６月３０日，星期四，北京 今天同王文媛到汪先生家去了一趟。师母同先生身体还好。 十一点同文媛分手，我到龙冬那儿去。中午我请客，有龙冬、李师东、罗强烈和黄宾堂。一顿午饭花去二百五十五元。三点到龙冬那儿看录像，一个关于西方�体舞的片子。西方的艺术很大胆，中国人的思维是有问题的。关于艺术的解放简直是扯淡。 王文媛给汪先生带了几瓶酒。我说：“给您带了几瓶酒，烟就没给您带了。少抽点烟，酒可以喝一点。”汪先生躺在沙发上，我望着他的眼睛。汪先生的眼神是执著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说：我对有些事情是很坚持的。眼神是有品位的。这是我的表述。汪先生说：“还有几年活的！这也不行那也不可的。” 他指的是烟。他不为怕死而戒烟。他是决心将他的烟史带到棺材里去了。汪先生说这话时，汪师母坐在边上，没说话。汪师母是不支持他抽烟的。可几十年了，她太熟悉汪先生的为人禀性了。她尊重他对事物的一些看法，尊重他的习惯，甚至是坏的习惯。 晚上回到宿舍，他们又喊我搓麻将，有老高、老王和老孙。搓了一夜，老王历史性悲剧，一夜无感觉，几乎没有和牌。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２日，礼拜四，北京 今天正定的老孔、老李和高师傅来，中午在益寿福涮羊肉。老孔等给了我三袋荞麦。四点我即同吴传宗两人去汪先生家，给送去了。 汪老依旧，师母仍硬朗。汪先生给说了几个笑话。特记下来。 一则是说阎锡山咏泰山：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面细来下头粗； 有朝一日调过来， 下面细来上头粗。 一则是韩复渠咏趵突泉： 趵突泉， 泉趵突 三股泉水一般粗， 咕嘟咕嘟又咕嘟。 还有一则说是某人在蓬莱题字： 蓬莱好风光， 游人喜洋洋。 有好事者加以发挥： 蓬莱好风光，好风光好风光， 游人喜洋洋。喜洋洋喜洋洋， 咚乞隆咚戗咚乞隆咚戗 …… 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２日，星期天，北京 同龙冬、央珍到汪先生家去。 见到汪先生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没有开灯，较暗。师母施松卿开的门，我进去先摸了一下汪先生。他坐在沙发里，之后我掏烟给他，他说：“我现在不怎么抽烟了。一天也就十支左右。”我见汪先生气色不好，脸不如以前黧黑中透红，而是黧黑中透紫。我即问先生：“身体如何？”先生说：“不太好，去年到医院，本来做手术，手术前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发现肝有问题。”我进一步问：“什么毛病？”先生说：“我也说不清楚，毛病多呢！转氨酶也高，不过不太高。”我见先生没有信心。我心里真难受。人是要老的，人老了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呀。我们现在年轻，想这想那的，待到先生这个年纪，什么也不想了。身体能好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将《江南江北》给了先生。先生说：“你们这本书出的时间够长的了。”师母问什么书。汪先生说：“就《江南江北》。”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日，星期天，北京 昨天同爱人和女儿陈浅到汪先生家里去。汪先生和师母对我们十分热情。 我对汪先生说到女儿。说有一回送她上学，正好迎着太阳骑自行车，孩子坐在前面，天上云很重，阳光透过云层发出光来。我问孩子：“太阳去哪里啦？”孩子望望天，说：“没有呀！”我说：“找有光芒的地方。”孩子说：“在那儿――”我说：“噢，对了。”过一会儿，孩子问：“爸，太阳有腿吗？”我答：“没有啊！”她接着问：“那，它为什么会跑呀！”我觉得很简单，答：“在天上滚呗。” 过一会儿，孩子的脑袋里又冒出一个念头，问：“爸，太阳会老吗？”我一愣，这问题怎么回答呢？说不老吧，与唯物论相悖，说老吧，太阳又不是人，它又何止千万年，我想了想，终于说：“太阳会老的。”孩子又问：“它老了，没有光，我们怎么办？”我说：“离它老还早呢！” 我将这一段话描述给汪先生听。先生笑。过一会儿汪先生说：“汪朗像她这么大时，一次他舅舅来。要他叫舅舅。叫过了，过一会儿，正好有一个小驴车过去。汪朗问：‘小驴有舅舅吗？’”先生说完又抿嘴一笑。 晚上回来，窝在公主坟边上的一间小屋里，想到自己的调动，又泄气了。北京虽好，也已待了三年了。这样等下去，是猴年马月啊，能回到省里，稳定下来还是先稳定下来吧。我也三十出头了，再滑过几年，谁还要我啊。领导对我的调动也为难，似乎有些泄气，可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吧。 想想自己离文学越来越远了。好不容易有点上路，生活的折腾把一点感觉折腾光了。现在是毫无灵气，可仍不死心。在心中还牵牵挂挂，身在曹营、犹抱琵琶、左顾右盼、云遮雾罩的。弄得自己爱不得离不得，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９日，北京 这一段摘自龙冬的笔记。全文如下： 交代一次与汪老的对话。时间：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９日晚九点。汪老的书房。他穿一身如同住院病号服的旧睡衣。 龙：世界名著你是不是都看了？ 汪：几乎不怎么看。 龙：巴尔扎克的呢？ 汪：我不喜欢，他总是站在读者之上，有些欺负读者的感觉。 龙：雨果呢？ 汪：也不喜欢，都是站在读者之上，为写小说而小说，太小说了。 龙：作为一个作家不一定要读很多小说作品，要读杂书是吧？ 汪：是，不一定要读很多，主要在感觉。 龙：那么伟大的托尔斯泰呢？ 汪：也不喜欢，我曾经去张家口学习班时（笔者注：是张家口农科所，下放劳动时期），把《战争与和平》带去，想用心看，可看不下去，看不下去我就不看，那小说都像是编的。 龙：那普鲁斯特呢？ 汪（眼睛一亮）：我很喜欢。 龙：普鲁斯特是非常纤细的。 汪：是的，非常纤细，他的东西飘飘忽忽的。 龙：那么海明威呢？ 汪（受到打动）：我非常喜欢海明威。 龙：还有契诃夫？ 汪：是的，我喜欢契诃夫！（他还提到一位西班牙作家，可是没有想起名字，翻书柜，没找着。他坐下沉思了一会儿）我要写一部普鲁斯特那样的长篇小说。（笔者注：那个作家是西班牙作家阿左林，他有散文集《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戴望舒译。） 龙（震惊）：是那种飘飘忽忽纤细的吗？ 汪：是的，纤细的。 龙（不当真）：您写长篇，这是新闻。您干脆半睁半闭眼说，我给您记录，或用录音机录下来。 汪：不，我必须用笔，这样我可以触摸每一个字。 龙（开始认真了）：真要写这个长篇，不一定很长，二十多万字就可以。（汪老不置可否）您这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准备写什么？ 汪（非常平静地）：写性。写我一生的性，从小一直写到我老死。比如我和一个在高中时候的女孩子，在一片黄花地里，我们会怎样？一定要拥抱。 龙：那一定是在一大片金色的油菜花地里。（汪老点点头）您现在就写吧。 汪（好像非常久远）：不着急，将来再写。 龙：那么我要来当编辑。您是幸福的，有那么多的稿约。 汪：这可不幸福，小说是要就有的吗？又不是萝卜，论堆儿撮！ 龙冬在１９９８年２月５日供出了以上这一段内容。同时他还写道：“记得两年前的一天晚上，青年作家苏北、徐卓人和我三个在汪老家用饭。饭中喝了一些酒。那时汪老的身体显得特别不好，苏北劝说：‘汪老，能写就写写，身体重要，我要是能写出您那样的书，哪怕一本也够了。’汪老开始不作声，静了一会儿，忽然非常生气，激动地拍了桌子，说：‘我活着就要写！’又说：‘写作，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苏北是好心，可我们都傻眼了。接下去，汪老批评了苏北，让他用功些。我觉得那一晚，苏北得了个大便宜，他是最幸福的人。汪老那天还说到六七十年代，很寂寞，自己写想写的东西，可是写了不能发表，于是与朋友通信，在信里写。或者写好了，带上，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拿给朋友看。他说：‘我一直在写，没停过。’这下，我们明白了汪老不是我们认为的神奇，他的文学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 我记下这一段，是因为龙冬与汪先生的这一次对话非常重要。因此我摘录在这里。很多读者不一定知道这些故事，这也是研究汪曾祺非常重要的资料。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４日，晴，北京 昨晚同龙冬到汪先生家。汪先生特高兴，去时他正睡着，起来，穿着睡衣走出来。一手拧我的脸，一边说：“怎么？好像刚洗过海水澡。”我昨天刚从蓬莱回来，是在那儿洗了海水澡，还到长山县去了。长山是海岛，比较美。大海是咸的。怎么，怪了？汪先生怎么知道我刚洗过海水澡。此处要存疑。 汪先生兴致特高，要聊要聊，我们从室外（客厅）谈到室内，到汪先生的书房。汪说，吴宓胡子长，两边永远不一样。因为吴宓胡子长得特快。左边刚剃完，才剃右边，左边又长出来了。还说吴宓满脸是胡子，只有鼻尖上那么一点点不长胡子。 １９９６年８月５日，北京 同建明、龙冬到汪先生家，请先生给建明画了两幅画，同时将先生刚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不朽》带了回来，星期五见了报（注：发表在我供职的《中国城乡金融报》副刊上）。 从汪先生那儿回来，到公主坟，见城乡贸易中心边上的那个新楼落成了。我到北京已经四个年头了，我亲眼看见公主坟从原来的环岛变成立交桥，如今又见到这座大楼拔地而起。可我至今还没有调来，而且没有一点眉目。一个进京户口怎么这么难？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５日，北京 昨天上午到汪先生家去，请先生给老高和凤谷画一幅画。我送到大千书画社裱去了。请先生给林斤澜打一电话，去向林先生约稿。回来给野莽打电话，同意先给汪先生的字画去上裱，我即告诉汪先生，先生同意过些时，我同龙冬去裱画。 下午又接到野莽电话，说刚给长江文艺出版社联系，只托不裱，说只托估计不会要多少钱。我去试着找文华，看他能不能办成。（注：这是野莽主编的一套当代才子书，其中有贾平凹、冯骥才、忆明珠等，也有汪先生的一本，书中要配一些汪先生的书画作品。）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北京 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们报纸的“周末・副刊”请一些作家吃饭，有何立伟、迟子建、刘醒龙、徐坤、龙冬、李师东、何顿、董宏猷、南妮、刘益善等。主要目的是想请他们给我们副刊写点稿子。 饭后借着酒劲，我和龙冬等打车到京西宾馆。出席中国作协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住在这里，汪先生和林斤澜等都在会上住。找到汪先生住的楼层，他的房间门大敞着，可没有人，房间的灯都开着，就见靠门这边的台子上，有好几个酒瓶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杯子摆着。那些酒，除白酒外，还有洋酒。汪先生人不知道跑哪去串门了。我们在房间站了一会儿，又到走廊上来张望。没过一会儿，汪先生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一看就已经喝高了。他见到我们，那个热情啊！招呼“坐坐坐坐”，之后就开始拿杯子倒酒，“喝一点，喝一点”。他去拿个洋酒瓶，我们本来晚上已经喝过，再看他已经喝高了，还喝个啥？于是抓住他的手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喝过了。 只坐了一会儿，便匆匆离开了。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６日，北京 今天到汪先生家去，主要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的事，去催先生赶紧为书写一篇自序。推门进去，见汪先生笑模笑样的，腰虽弯着，可眉毛舒展，眼睛含笑，一眼望去便知先生心情不错。先生为我沏上茶，两人刚点上烟开始“对吹”时，电话铃响了。电话中，先生没说几句话，脸就沉了下来，显得很生气。 先生在电话中大声说：“他们来头很简单，就是冲着我汪曾祺，完全是讹诈！” 我听了半天，听明白了，又是为《沙家浜》剧本的事。“我可以向ＸＸ同志家属道歉，但我们这些人，精神损失由谁来赔！”汪先生最后说了这么一句，撂下电话。 汪先生坐回到沙发，显然还有些激动。我为了缓和先生的情绪，说：“别理他们，让他们折腾去，难道他们还能到北京来拉您到上海出庭不成？是一帮小记者想借您出名罢了。别同他们治气。” 这个官司我是知道一点的。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的《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收了京剧《沙家浜》剧本，这个剧是根据文牧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并创作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只署了京剧剧本四个改编者的名字，漏掉了“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几个字。不知谁出的主意，让文牧的家属和上海沪剧院起诉汪曾祺侵权。 这件事从１９９６年某个时候一直闹到现在。折腾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居心何在呢？汪先生是一个通达开朗之人。先生“眉毛打结”，是真感伤心的。我记得先生反复说：“我们这些人的精神损失费由谁负责呢？《沙家浜》在《红旗》杂志发表时谁的名也没署，我们难道还能找ＸＸ赔偿？！” 先生坐回到沙发上，他有些激动地说：“以后再出集子，把《沙家浜》剔出去！” 汪先生这是激愤之言。说来也是，汪曾祺的成就，并不在《沙家浜》。他的小说、散文足以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 先生对我说，《沙家浜》剧本发表时给了一百多元稿费。那是“文革”期间，几个作者分了一点，剩余的到“东来顺”羊肉馆去搓了一顿。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汪曾祺文集时，《沙家浜》一剧给了一千三百元稿费，由四位编剧分了。即使有《芦荡火种》作者的一份，也只三百多块钱！至于精神损失费，原告算出大约五万多元。这些消息，都上了报，登在南京和上海等南方的报纸上。 汪先生无可奈何地说：“这怎么算的呢？倒算出了角分，他们以为我很有钱，我哪里弄这些钱！” 近年来这样的官司也有几桩，大多不了了之。有些官司毫无意义，不但不会有最终的结果，而且还伤害了作家的感情，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２日，北京 上午到丁聪家去了一趟。我彬彬有礼，将汪曾祺的五篇作品递给她，请丁先生插图并寄到《南方周末》去。我是骑自行车去的，他住在西三环的昌运宫的十一层，汪先生给我写了电话和住址，我去之前是打了电话的，并且还带了四只我家乡的符离集烧鸡给他家。 同丁先生谈了一会儿，他说老舍的书都是他插的图，包括《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离婚》。我１９８０年代读过一些老舍的书，记住了丁聪（这位小丁，八十多岁的小丁）。 丁先生说，从“反右”到“文革”，我二十二年没画画。直到１９７９年才开始画。我解放得最晚，其实什么事也没有。 他说，太忙，事太多。本来应该休息了，可是考虑到自己快死了，抓紧再挤一点东西出来。说，黄永玉和黄苗子从国外回来，有什么活动都得陪着，老朋友了。 看到丁聪家墙上一幅画。是黄永玉１９９５年画的：丁聪胖乎乎的，坐在地上，身后身边是一堆石头，丁斜靠一块卧石，满脸红光。黄苗子在画的顶端题了两行：丁聪拜美石，美石拜丁聪。酒饭饱后面红润（记不清楚了）。 画的下面是黄永玉题的一款。坐了一会儿，老太太（丁夫人）不断看表。丁先生说，一个什么活动，在朝阳（区）呢，他们还要去接冯亦代。 １９９７年５月９日，北京 下午孩子不上课，我带着孩子去汪先生家，给他带了一盒安徽新茶和一竹筒云南伲族米酒。我直接开门进去，见到汪先生正从里屋往门口走，我深情地望着他，说：“什么时候从四川回来的？”他说，回来好几天了。我问：“身体好吗？”他说：“还可以。”今天电话特别多，我们说话断断续续的，我告诉他我要到湘西采访，我问他去过没有，他说他没有去过。 说到孩子。他问叫什么名字。我说：陈浅。他说：陈浅，陈浅，像个笔名！先生还说了一个儿歌： 小小子， 坐门蹬， 哭鼻子， 想媳妇。 想媳妇， 做什么， 点灯，说话。 吹灯，作伴。 早上起来梳小辫！ 孩子笑。 之后又是电话，他还说过几天到太湖三县去一趟，并说都是邀请的女作家，他笑着对我说：“我去干什么？没想对方说，‘小丫头片子想见见您！’” 晚上在那儿吃晚饭，我说：“喝米酒罢。” 先生说：“不喝，留着。”又说：“你喝五粮液，自己喝。” 我喝了几杯五粮液。我同陈浅吃了许多菜。先生猛喝葡萄酒。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０日，小雨，湖南吉首 一夜睡得不踏实，脑子乱乱的，思绪红色或者黑色。早晨自己到餐厅吃饭，胃不舒服。八时左右杨和李来，一起去凤凰，路上我给龙冬打电话，他却告诉我，汪先生去世了。我最尊敬的那个人死了。他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再也不能给我们快乐和安静下来的理由了。我再也不能说去看看他就去看看他了。有某个电话号码，可是这个电话我能打给谁呢？ 一路沉默。看着湘西的山山水水，五月，窗外的湘西，牛在水田，人在水田。山青水绿，背篓，头巾，苗人，土家人。他们祖祖辈辈在大山的皱褶里。到黄丝桥古城看了一下，在沈从文故居，我悄悄地给他鞠了一躬，去到沈从文墓，我折了一枝青竹悄悄放在墓上。我看着沈从文像，想汪曾祺也死了。这两个老人，在地下可以见面了。他们就这样作古了。 可是，我觉得，我离他们很近。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８日，周三，北京 今天给汪先生告别，我和龙冬夫妇相约，坐地铁到八宝山出站口碰头。去的路上，我为先生买了一只小小的花篮，先生对花是有研究的呀。我们去得太早了，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当看到花圈的挽带上写的汪曾祺和汪曾祺追悼会的黑字时，我觉得不是真的。“汪曾祺”这几个字是同刊物、书本、书法绘画和签名联在一起的。我没想过把他的名字同花圈和挽带联系在一起。我不相信。可忙忙碌碌的人们呀！这是在忙什么呀！这是真的。汪曾祺去了。 我自己也在那儿忙来忙去。我是在忙什么呀！当汪先生灵车来时，我看到后门打开了。一个长长的、窄窄的盒子盖着。我知道那里面是汪先生。汪先生这么个善良的、聪明的智者，就被这样装在一个窄盒子里，还编上了号。我赶过去抬着一头，慢慢走进了告别厅。那盒子装的到底是谁呀。当放到鲜花丛中，抬放人慢慢地将盒子打开了，是先生。他静静地睡在那里呢，轻一点呀，别打搅了先生。 告别仪式开始了。没有放哀乐。我怕哀乐。放的是圣－桑的《天鹅》，多么优美呀，先生是热爱美好的东西的，他唾弃丑恶。我见到许多人。王蒙来了。张兆和（沈从文夫人）来了。铁凝来了。范用来了。范用拄着拐杖，他不断地流泪，不断地揩呀揩呀。 几十分钟的告别仪式很快就结束了。许多朋友走了。留下一些人，他们围在汪先生身边，看一眼，再看一眼。 最后大家终于纷纷走拢过去，将那一捧捧的鲜花摘下来，放在先生的身上。大把大把的月季，大把大把的康乃馨，大把大把的勿忘我……先生被许多许多的鲜花簇拥着、覆盖着。他是抱着好多好多的鲜花走的呀！ 今天送完这个人，这个人真的作古了。他不是出差，也不是我们忙不去看他，而是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了。他永远不可能再同我们说话，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请教他一些问题，听他说一些有趣的事情了，他再也无法关心我们了，也无力来关心我们了。我们有无成绩，他都不会管了。他在世时我们不努力，他作古了，我们倒是想到这些问题。 中午汪朗叫我去吃饭，我心情不好，不肯去。汪朗说：“就算我替老爷子请你们的。”一句话，我木了，当时并没觉出什么。现在回忆起来，这句话多令我心碎啊！老爷子爱我们，他善良、慈祥。他的心是很细很细的。 汪朗握着我的手，用力一甩。我感受到汪朗对我们的友好以及同他爸爸的情分。他是说谢谢你们对老爷子的情分吗？谢谢你们对老爷子的帮助？我们帮助了吗？总是他帮助我们呀！
作文六：《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4900字汪曾祺／文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建国后的沈从文与汪曾祺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从文与黄永玉叔侄合影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上“上官碧”的名字。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一辈古人》
汪曾祺／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７月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有人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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