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忧患意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能理性地认识自已，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他们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写着“日本国土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要亡国”，正是这种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１
（一）忧患意识的内涵
“忧”，《说文》解释为：“忧，心动也，从心尤声”。《辞源》把“忧”解释为“忧患、担心；疾病”。“患”，《说文》解释为：“患，忧也，从心。”有忧患、担忧、祸害、灾难等义。《辞源》则把“患”解释为忧虑、灾患、忧患、疾病等。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周易·系辞下》：
２“《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告子章句
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３
“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求以己之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４
有学者认为，所谓“忧患意识”，亦即人们基于对陷入困境抑或对于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种种不利情况所引起的一种情感反映，它蕴含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现实中各种不合理因素的尖锐批判５。也有人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是一种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６。蒋寅先生把忧患意识区别为忧和患两种情态，认为前者侧重于对既成事实的愁怨哀伤，而后者则侧重于对既成、更多是未成事实的忧惧或焦虑，并举例说“如果说‘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是忧的话，那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患了。”由此认为“前者是较感性的，后者则较理性；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则是积极的。这样的区分有点生硬，实际上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忧是患的前提，患由忧而生。正是经过无数次忧的具体体验，人们才形成了患的意识，把消极的情感转化为积极的富有实践精神的意向”７。虽然学者们对忧患意识的内涵理解有分歧，但普遍认同忧患意识来自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它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忧患意识是人类一种自觉的痛苦，是悲剧的心理基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崐指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易经的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７年第一期）孙云先生也指出：“忧患意识，亘古于今，延绵不断。它是主体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出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凡有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就必有忧患意识的发１
２ 秦咏中．忧患教育不可缺失［Ｊ］．北京：教育艺术，２００３，（１２）． 周振甫．周易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３杨伯峻．孟子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４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５李金坤．诗经忧患意识原论［Ｊ］．南京：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１１）．Ｐ．４９
６评论员．增强忧患意识锐意开拓进取［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７－３－２０．
７蒋寅．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Ｐ．９２
生。”（孙云《论忧患意识》载《广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三期）忧患意识是指人们从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和人生命运的焦心忧虑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郝以宏：发挥古典诗词在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中的作用，世纪桥，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二）忧患意识的产生
１、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
“民以食为天”。农业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中一直占压倒优势；“饥饿”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同”，“大同”即“普天下皆有所养”。孟子“仁政”理想，也可以具体化为“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些理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个空想；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百姓挨饿史。
中国古代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耕地严重不足。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黄河流域高五个纬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谈到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时指出：“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２页）
这高出五度的纬度，带来的气候要比其他地区严酷许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暴增。雨量集中于夏秋，易成洪灾；冬春少雨，又形成干旱。《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绘的一幅地地震引发洪灾的画面，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充分展现了古代之民在自然灾难面前那种渺小与无助之情。
这样的生产环境产生的收成必定是较低的，中国古代特有的生产关系，又使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中国古代官府徭役之重与赋税之多，世所罕见；中国古代地主地租及借贷制度之严酷，亦为世所罕有。普遍民众处于天、地、人的三重夹击之中，朝不保夕，整日如临如履。
世人无不赞誉“吃在中国”。的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杂食动物”。中国食谱之广，使外国匪夷所思：天上飞的，树上爬的，地上走的，土里钻的，水里游的„„无不可用来果腹。中国古代的植物类书，大都在其条目后面注明里可食性、食法及味道。中国人保存食物以供长期食用的方法令人叫绝：风干、烟熏、火烤、泡制、腌制、发酵，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是饥饿的忧患。中国人从最庄严的祭祖祭神，到最平凡的日常见面打招呼，其主体元素仍然是“食”。
正直的人们从民本主义出发，忧生而忧食。从“国风”中的《伐檀》、《硕鼠》、《七月》到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从《古诗十九首》中的“努力加餐饭”到杜甫的“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衢州人食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饥者歌其食”的忧患传统，响彻了“民以食为天”的回音。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造成民族精神中浓厚的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者称西方的基督教为“天学”，印度是佛教文化是“鬼学”，而中国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是“人学”。这种“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而非消极出世的；是注重于今日之现实而非祈福于来世的；是把个人穷达与国家及民族的盛衰紧密结合的。是以，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其普遍的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人生的主要观照点是国家社稷、社会人生；成
功的捷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读书入仕视为“正途”。即使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些堪称伟大的诗人，也把文学当“副业”，“余事做诗人”。李白高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杜甫低吟“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白居易执着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陆游追求“功夫在诗外”等等，无不体现出这种“重政轻文”的价值取向。
“政治本位论”与“文学副业论”，有一种互补的关系。政治上得意之时，知识分子狂热地追求官爵，文学处于“副业”位置；政治上失意后，文学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政途上积累的感伤悲愤，又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动力仕途经济风云变幻，人生道路曲折复杂，这种主次关系不断变换颠倒，使文人的忧患意识，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淤，从而成全了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辉煌与永恒。
“学成惊人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文人“悬梁”“刺股”的动力，而这“买卖”是否成交，几乎全由帝王们来“落槌”。
中国古代的君主们均“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黄宗羲语），在处理私欲与国事，个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时，往往不瞻前顾后，一意孤行。中国古代君王“明君”与“昏君”、“暴君”之比，过于悬殊。君主表现出来的普遍偏执、自大、骄横与愚蠢，使其在处理政务时表现出举世罕见的随意性、独裁性和神秘性。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矫正君失的良苦用心，换来的是斥责、获罪、贬谪甚至杀头。即使是寥若晨星的“明君”，其“兼听”与“纳谏”是有条件的，而“偏听”与“不纳谏”是绝对的。
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学家们或暂时得志，不久即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如屈原、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汤显祖等；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如司马迁、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王实甫、关汉卿、吴承恩、吴敬梓等。凡此种种，政治上磨难，为他们提供了深刻丰富的题材；壮志难酬的忧患，又成为其常唱常新的主调。“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陆游的《读唐人愁诗戏作》道出了千古文人的酸楚。（龙国庆：悲凉之雾遍华林——从中国古代文学看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湖南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２、忧患意识的发展
（１）周初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易经·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指周文王被殷纣王拘困在羑里而演周易一事。周文王是个很有忧患意识的人，他推演的周易也充满了忧患的智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面对困厄，君子应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慎而自强，不怨天，不尤人，勇敢地去面对一切挫折。这已经透露出人应该效法天地、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人文气息。这里更多的是从人生意义上讲忧患意识，也就是说当时忧患的对象更多的乃是人生的吉凶。
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忧患，《易》教人知几。《易·系辞上》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易·系辞下》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唯知几之人，安不忘危，可以保持安；存不忘亡，可以保持存；治不忘乱，可以保持治。故而《既济》
象辞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几”就是端倪，是预示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点征兆。由于只是一点端倪，还没有发展成“势”，表明力量很薄弱，人力足以应对，所以圣人就在此下功夫，化解这一几，圣人的高明就在此显现，并达到神奇的境界８。而等到事物发展成势，因其力量强大，难以应对或改变，只能等待时机，这时机便是“势”态转变之机。易经认为阴阳是互为消长的，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占据永久的强势地位。当事物发展由盛转衰、由强大转为弱小的时候，用人力加以推动，往往事半功倍。从这个意义上讲，忧患意识的思维基础乃是古代辩证法。如果没有辩证法的思维基础，那么人们在“吉”中就看不到“凶”，在“凶”中更看不到“吉”，忧患意识也就无从谈起。
将忧患意识进一步发挥的是周公。自武王伐纣、周革夏命之后，周代的统治者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们变得更为理性。作为西周开国后的主要领导者，周公对这一“革命”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天命”问题。其对天命问题的思考，把忧患意识的重点从人生福祸的范畴，转向了政治统治存亡的范畴，即忧患的对象乃是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殷商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朝代，他们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认为他们的命运是由上帝和天主宰的。所以殷纣王面对大臣对他荒淫行为的劝诫，能无所顾忌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当武王伐纣节节胜利殷商连连败退之时，纣王仍满不在乎地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史记·周本纪》）但问题是结果周的确“革”了商的“命”！摆在周公面前的便是这样的疑问：难道没有天命吗？还是天命另有其他的意义？
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可能会怀疑天命不存在。但是，这次革命却使周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尚书·君奭》），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天命如何改变呢？一方面，周公在这一政权变更过程中确实没有直接看到“天命”，神明、上帝并没有显灵，但是他却亲眼目睹了民众在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运动中的伟大力量：民众造就和推动了“天命”的转化。天命是通过民众执行的，从民情可见天命。这便是周公得出的结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另一方面，天命的转变也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有很大关系。商纣王骄纵淫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尚书·酒诰》）。相反，作为周统治者的文王却“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尚书·康诰》）也就是说，周朝统治者由于能够明德慎罚，具备高尚的道德，同时能够以德治国，所以天命眷顾，让周取代了殷商。
周公认识到天命通过民众来实行，也就是说，统治者的成败是控制在民众手中的。这就改变了殷商乃至夏代将天命只与统治者挂钩的观念，９使天命脱离了统治者的完全掌控。同时，虽然天命外在于统治者，但是统治者也并非无可作为。因为天命唯德是辅，只要统治者能够修德，是能保住天命不失的。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成为应对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忧患的主要手段。
（２）孔子对忧患意识的深化和转化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这一时代的基本特点是“礼崩乐坏”。价值体系和政８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８４－８５．
９尚书·汤誓记载夏桀说“吾之有天下，犹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而民众骂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种将自己比作太阳的观念与殷纣王所说的“我生不有命在天”都是视天命只在统治者身上的表现。
治体制等社会各个方面在这个时代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春秋时，自西周初建立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优势控制地位，贵族们则不再严格遵守周礼的规范，互相侵伐，导致“君不君，臣不臣”混乱局面的产生，甚至出现楚威王“问鼎”于周天子的情况。天子与诸侯间的关系如此，诸侯与士大夫间的关系更不必说，孔子所在的鲁国便是很好的例子：鲁国之政已不在其君主手中，而是被季氏等三大家族所操纵。孔子在鲁国不被重用，也与此有很大关系。社会的失范激发了孔子的忧患意识，但孔子所忧患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礼制秩序的问题，“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他为“礼”找到了“仁”这个精神内核。从此，忧患意识的价值属性超越了它所具有的功能属性。也就是说，从忧患意识的功能来看，它既可以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权服务，又可以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权服务。但从价值属性来看，在孔子那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值得忧患的事。所谓“忧道不忧贫”，恰恰反映了孔子忧患意识的伦理性、道德性特点。
孔子将解决忧患的重心放在“克己复礼”，振拔贵族的生命，使之挺立起来。１０克己复礼包括两个方面：克己是指遵从仁道，加强修身；复礼则要在政治上正名，正名的结果落实在现实中便是礼，因此，礼治可以包含正名在内。孔子应对忧患的手段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即“仁”与“礼”。仁道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只有具备“仁”的精神，礼才能获得实质意义。礼治则具有从属性和手段性，它必待仁道而起，又是实现有序政治的重要手段。实现礼治的重心，首在正名。“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利与义务之谓。”１１正名在孔子看来是政治的首要任务，《论语》“子路篇”记子路问为政何为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颜渊篇”又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都说明正名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孔子本身就是个严格遵守礼乐制度的典范，《论语》“乡党篇”记载了孔子在朝之恭谨，“八佾篇”中孔子对季氏僭天子之礼、舞八佾于庭的行为斥之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不仅如此，孔子还删订六经，“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为政治仪则，拨乱世以反之正。
但孔子的忧患意识更多的表现在对仁道的阐发上。他一方面继承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念，主张要敬畏天命，如主张君子有三畏，首在敬畏天命。另一方面，孔子更看重的则是强调君子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可以说，从孔子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达到自觉，道德主体才真正挺立起来。这可以从他对鬼神、礼仪的态度和对“仁”的强调中看出来。孔子虽然畏惧天命，但是对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鬼神却是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可见孔子对于鬼神并没有什么宗教式的迷信。他虽然也参加祭祀，并且强调要亲自参加，实际是看重礼仪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便是“仁”、“敬”、“明德”等所代表的虔诚之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通过礼仪这些外在形式化的东西来诱发和强化人的道德感。
孔子认为，周文疲弊是因为当时周代的礼乐制度已经变得过于形式化，跟人１０
１１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５，第三讲．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Ｍ］．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４０．
的性情不相契合。或者更确切地说，周文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周公制礼作乐开创的是万世基业。但到了孔子时代，贵族的精神生命已开始下坠，不能与周文相契合，礼乐制度也变得失去了根本的意义，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所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将已变成虚文的周礼注之以“仁”，回复“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莫非性情中出”１２的状态，使人的生命与外在的礼仪规范接续。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贵族怠惰的生命，政治才有希望。为做到这一点，孔子特别重视教化的作用，他本身便主张有教无类，培养弟子三千。在教育弟子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学”的作用。《论语》首篇便是将“学”，孔子本人虽不敢称圣，但对于自己的好学精神颇为自信，所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盖为学能达到“不厌”、“不倦”的境地，本就与易经所言“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合，所以他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通过将忧愁对象转化为对道义的追求，生命获得了依托，并进而得以升华。又孔子经常与弟子讨论“君子”之道，并与“小人”作别，要弟子为君子儒，莫作小人儒。孔子所探讨的君子固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要之，君子必然脱离私利计较，而对道德、道义有所担当。并且在政治中，君子对道义的担当甚至超过对君主的忠诚，当君主无道时，君子可以离开他，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因此，孔子对仁道的提倡为政治和君主、士人设立了一个高远的终极目标，他希望在仁道的提撕之下，贵族生命得以挺立，政治能够步入正轨。
不仅如此，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面对乱世，孔子固然充满忧患意识，对道义的担当充满了责任感，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一种悲观情绪，或者仅仅局限于因意识到任重道远而生发出的严肃感。他已经超脱对个人祸福贫贱的忧虑和对道义能否大行于世的执著，并由道义所赋予的自信而达到“乐天知命”的境界。孔子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并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所以当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本来做到贫困之时不谄媚，富贵之时不骄奢，对于一个忧患意识的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孔子认为，这种境界虽然能够达到有所持守，但实际上内心仍未超脱贫富。相比之下，“贫而乐，富而好礼”则已做到心外无物，不再执著于贫富，而能够从内心做到价值沛然自足。所以孔子对生活很贫困的颜回很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如此盛赞一个人，竟在一句话里连用两个“贤哉”，可见在孔子那里，“乐”实际已成为一种比忧患更高的境界。看似矛盾的“忧”与“乐”，在孔子身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乐”者，“内省不疚，何忧何惧？”（《论语·颜渊》），是孔子乐天知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勇气和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乐”者，更多的是对个人命运的超越。所“忧”者，乃是“礼崩了坏”的一片惨象，世道人心的满目狼藉。孔子的“忧乐圆融”中闪烁着古代辩证法的光芒，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景象。
（３）孟子的忧患意识
孟子是战国时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战国乱世，对政治最有影响力的道家、法家、墨家大多采取一种消极顺应时势或者功利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主张，１２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５： ７４．
他们的主张对于建功立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无助于世道人心的提升。孟子在诸子基于功利权衡或消极否定的一片嘈杂声中清音独起，“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浩然之气贯彻儒家信念，定要以道德的理想主义来引导社会归诸正途。
尽管孟子也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统治阶层尤其是君王的振作，但是他的忧患意识并非像孔子那样主要关注上层阶级，而是将视角转向政治的另一方，即“民”、天下的百姓。他提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前面提到，在周公那里，已经意识到人民的力量在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人民仍然只是作为政治的辅从而得到肯定的，直到孟子这里，民作为独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才得到真正的肯定，列于社稷和君主之前。可以说，孟子将民的地位提高到古代最高的地位，这正是孟子忧患意识的一大特色。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君君臣臣，希望人们通过道德的自我约束，来践行社会的礼仪，正所谓“克己复礼”，但是他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即如果统治阶层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实际上孔子道之不行，正表明统治者的确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天下大乱。
孟子面对世道的衰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提出了民本主张。孟子认为，只有真正树立人民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肯定人民在政治中的独立价值，才能在君、臣、民三者之间实现有效的制衡，达到政治的均衡。君和臣虽然统治人民，但是民心却是衡量君臣素质、为政得失的标准。君主不行仁政，暴虐无道，便是独夫民贼，人民可以诛杀之。臣下包括士人的进退，不能凭君王的喜恶，也不能靠左右亲近之人的言辞，必须看人民的意见如何，然后经过考察再决定（《孟子·梁惠王下》）。不仅在做政治决定的时候要考虑到人民的意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君主也要做到“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他倡导君主本其仁心扩而充之以行仁政，仁政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转化为切实的政治行动，这便是“养民”，要实行井田制等经济政策，使民衣食无忧。其具体的主张便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且不论井田制等在当时是否可行，“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体现了孟子对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关怀。
为解决时代的痼弊和忧患，孟子不仅在政治上提出“民贵君轻”论，以解救政治上的被压迫者，而且在哲学上继承了孔子、曾子、子思一系的生命哲学，提出“性善论”主张，将周公以来经过孔子等人发展的道德主体彻底建立起来。孟子认为，面对忧患，人不必通过宗教的途径向外界寻求上帝、鬼神之类东西的帮助，而是转向“心之四端”的寻求和扩充。“天命之谓性。”（《中庸》）当人能在其自身找到行动的终极依据的时候，道德主体便彻底挺立起来，从而真正地能忧患、会忧患，真正地担当起责任来。唯有如此，一个人才会坦然而坚强地面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忧患和考验，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在这里，与孔子“乐”之境界相比，孟子将忧患意识提升为“浩然之气”塞天地的境界，这一方面说明孟子所面对的时代忧患之深，同时也表明孟子忧患意识之强烈。（李定文、任远：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兰州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三）忧患意识的表现
１、“忧患意识”在道德情操方面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代，每一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情况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
孔子对人们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２、忧患意识在人生价值观方面也有表现
战国时期，当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已经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忧患意识”便成为对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列举出许多有成就的人，旨在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例如，舜就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重用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创造了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表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升华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忧患可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则能使人沉沦死亡！
孟子认为，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还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这个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要培育高尚的理想和志向。他把这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但这些又不是天生的，是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３、忧患意识在古代哲学中的渗透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对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即朝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
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的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也是一部论述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孙子认为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战争中，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就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它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
《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地做事，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上就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一直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极其深远，它不是个人的一时感言，也非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４、忧患意识彰显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秦灭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此时西汉建政已有２０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作者观察洞庭湖的景观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就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欧阳修为范仲俺所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乃是古代“忧患”
意识的真谛之所在。（臧丕文：忧患意识古今谈，开封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日）
（四）古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
北半球同纬度的国家与地区中，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最为严酷。忧患意识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民族代代相传的心理结构，成为民族基本性格与精神的重要特征，影响到中国文学的总体风格。正如丹麦的勃兴兑斯在《１９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特种基调。”
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力。《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说：“《离骚》之为屈原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诗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哭泣于《红楼梦》。”忧患情结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这些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忧患文学传统。（龙国庆：话到沧桑语便工——李清照词忧患意识之我见，船山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１、神话
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忧患意识。神话是一个民族在童年时期对自然万物的一种幻想式的感性理解，弗洛伊德说：“神话是民族的梦。”然而，一个民族做什么样的梦，是与这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它东临浩瀚的大海，西、北、南三面是险恶的山川，纵横的河湖，是凶禽猛兽出没之地，在这样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滋衍，先民们自然对环绕自己的山河湖海及周围出没的各种危险的野兽动物有一种警惧感和神秘感。于是先民们在神话中勾勒了各种各样能给人类带来灾异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奇诡形象。
而一些特殊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尤其能引起原始人的惊奇和恐慌。由此，《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古代神话都以相当的笔墨描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和灾难，比如在女娲和大禹的神话中，都描绘了洪水滔天，祸害人间的情景。神话中特别强调诸神在与洪水斗争中不辞辛苦的劳作，反映了各种自然灾害在人类心灵留下的深刻的印记。正是因为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环境险恶，先民生存的艰辛，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形成了一种忧患意识，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李姗姗：从中国古代神话看中华民族精神，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４月）
２、诗词
著名翻译家严复说：“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天演沦》）。从根子上说，黄河流域那并不裕如的生存环境与“靠天吃饭”的农业活动，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的民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儒家价值观念所起的整合作用。孟子在《孟子·告子》中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将人生忧患与社会忧患，个体忧患与群体忧患结合起来，从而将忧患意识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规律这一层面来认识。孟子认为人要忧患一生，自强不息，要在艰苦的环境中主动地接受磨炼。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存亡、事业成败和国家的盛衰强弱都与是否有忧患意识休戚相关。他所倡导的忧患精神绝不是个人荣辱得失的计较，而是对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博大关怀，是对“礼崩乐坏”、“大道不行”的深沉忧虑，所以孔子
说：“士忧道不忧贫”，陈子昂说“圣人不利己”１３。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忧患意识被视为士大夫必备的修养，由此将忧患意识化为个体人格内在的历史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自然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自觉肩负起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传统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天下意识。
从内容上看，中国古诗词中的忧患意识可以分为三类：忧国、忧民、忧人生。前两种忧患意识常常是联结在一起，成为古诗词中忧患意识的主流，也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继承的部分。
（１）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古诗词忧患情结中十分重要的一类，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黍离》篇，据传说是周人东迁后一位大夫重游故都，见昔日繁华的宗庙宫室，已夷为平地，且遍种黍稷，不禁伤心落泪，吟唱成篇。《黍离》篇开创了中国古代忧患诗词的先河，后来，人们往往把亡国之痛、兴亡之感，称作“黍离之悲”。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朝末年，我国文学史上涌现了无数爱国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激励诗人们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抗争，写下了众多充满忧患意识，激荡着爱国情感的不朽诗词。屈原、杜甫、张元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龚自珍、秋瑾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２）对民生疾苦的悲悯
忧患意识的另一类重要表现是对民生疾苦的悲悯。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民本论”，所以忧患意识是一种天下意识，诗人不仅关心国家的命运，对民生之苦也多有关切，充满同情。这一类诗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怨刺和批判，二是对民生疾苦的的悲悯。二者往往表现在同一篇诗词中，密不可分。《诗经》中的《十月之交》：“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其精神实质是忧患意识和忧生之情。屈原曾“哀民生之多艰”，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感叹“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还有白居易、杜牧、陆游、张养浩等等。可以说，这一传统从未中断过。这其中，忧民意识最突出的是杜甫和白居易。
（３）对人生苦痛的感慨
忧患诗歌的另外一类是对生存之痛的感慨。相对永恒的大自然来说，人的生命是短促的；相对于强大的政治社会来说，个体的存在是脆弱的。生存的焦虑、生命的追问是一个千古话题。从古诗十九首到元曲，对生存之痛的忧患之情随处可见。
①怀才不遇的愤懑
怀才不遇是封建社会文人的普遍现象，现实的黑暗与诗人的理想存在着极大的反差，悲时伤世，哀叹人生多艰，就成了一种渲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行路难》）“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诉衷情》），这类人生忧患蕴涵的是封建社会文人们山河含恨、吴钩空握、岁月流逝、壮志空怀的忧郁、苦闷。
②忧生之嗟
忧生之嗟重点表现为人生短暂、岁月无情的感叹。这方面的忧患意识在古典诗词中表现的内容比较复杂，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Ａ、面对人生忧患的避世态度和游世态度。陶渊明在他的诗歌里边写道，“静１３王玉华．试论儒家的忧患意识［Ｊ］．临沂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１０）． Ｐ．７２
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感觉到园林、田园是最好的，而人间尘世是可以离开的；李白在他的诗歌里边写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样一些诗人是在寻求逍遥、超越的一种精神境界，希望在山水田园中，在寻仙得道中，超脱人生的苦痛。还有一部分诗人面对人生的无奈，采取了一种游世的态度，以物质的享乐，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对现实、对人生，采取一种游戏的态度。比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这方面的表现：“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谓守穷贱，坎坷常苦辛。”
Ｂ、珍惜生命，赋予有限的人生以永恒价值的积极进取态度。有的人是明知人生有限，在生命的紧迫感中，雄心不减，更加渴望建功立业，赋予有限的生命以不朽的价值。曹操、苏轼、辛弃疾等就是这样的英雄。曹操《短歌行》在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时，想到的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苏轼在苦闷“人生如梦”时，向往的是“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渴望为国建功立业。辛弃疾哀叹“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时，梦想的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由于把个人与社会联系了起来，人生的价值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中，个体的忧患就上升为一种社会责任感。
Ｃ、把个人的生命融入历史的长河中，超越个人忧患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要想真正超越忧患，必须换一角度来看待人生。在这方面，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真正体现了人生的智慧。春江月夜的壮丽画面、清明澄彻的天地宇宙引起了诗人的遐思冥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久长的，因之“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和“年年只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诗人虽有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但并不是颓废与绝望，短暂的人生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了终极价值。（郝以宏：发挥古典诗词在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中的作用，世纪桥，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３、小说
（１）“盛世危言”是《红楼梦》忧患意识的最集中体现
《红楼梦》一书，实际上是一部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为什么这么说呢？
《红楼梦》写了宝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和感人的爱情悲剧，古往今来，赢得了不少少男少女的眼泪，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红楼梦》透过宝黛婚恋故事，委婉曲折地表现了他们背后的贾府内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１］，正是这种矛盾斗争，才使贾府日益走向没落和衰亡。但是，也不能据此就简单地说《红楼梦》是一部描写一个封建大家族衰亡的小说。从更高的层次看，它实际上是一部哲理小说。透过宝黛爱情的悲剧、大观园内外那些少男少女的悲剧，贾府没落的悲剧，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的哲理：即“生于安乐而死于忧患”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它告诉人们要树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
书中一开始就写了贾府的煊赫和兴旺。通过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极度地铺陈出一个百年旺族之大、之盛，然后又通过可卿死后的丧葬、建造大观园、元妃省亲等情节，继续表现其作为金陵在京的四大家族之首的权顷朝野的显赫和富贵。
就在极力渲染贾府的这种显赫和富贵的同时，作者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前，着意写了一段秦可卿给凤姐托梦的故事，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秦可卿向凤姐说：“„„常言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
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若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第１７４页）①“„„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诸事都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第１７５页）
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无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拳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第１７５页）
秦可卿面对贾家的必然衰亡的结局，为凤姐出谋：多在祖茔附近置买土地房舍，并将家塾建立于此，因为按清朝的法律规定，即使将来“犯抄家之罪”，这里也可例外。以此作为子孙的退路。之后，她又一次强调：“依我之见„„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第１７５页）贾府此时正是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时候，作者却写了一段秦可卿给贾府的“内务总理”凤姐托这样一个梦，预言贾府可能出现的衰败问题并且为其应对后事出谋划策。这么长长的一段文字，冷眼看似和正在展开的情节并无多大关系。然而，这个“梦”很重要，这是作者借此在“画龙点睛”，在向读者告诉本书的主题思想：要树立忧患意识，要有“安不忘危”的思想。如果进一步从哲学上探讨，秦可卿托梦讲的一番话，其思想实质是《老子》“物壮则老”“木强则折”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她为贾家出谋关于后事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子关于“知其雄，守其雌”（第２８条）的辩证法思想。有人说这秦可卿向凤姐托梦，表现了可卿的先见之明的可贵思想，有人认为这是凤姐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而做梦，反映了凤姐的思想。笔者认为，这究竟真是可卿托梦还是凤姐自己思虑过度在做梦，作为小说来说，这并不重要，无须在这个问题上大打笔墨官司。重要的是作者借这个梦，表现作者的忧患意识。
这个思想正回应了第２回冷子兴的话。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府时说：“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人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濹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２６～２７页）
可卿托梦和冷子兴的议论，这两段很重要，这是书中很关键的两个地方，是读懂全书的关节点之一。这以后，书中在描写贾府煊赫和兴旺的同时，着力描写了贾府煊赫和兴旺的背后存在的种种尖锐复杂、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这其实是《红楼梦》的一条很重要的主线。只不过这条主线不是明写的，而是透过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众儿女的悲剧的后面表现的，以至于有许多的读者（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没有充分注意到。我们细品《红楼梦》，就会从这条主线中，透过作者对多方面矛盾斗争的描述（有的是明写，有的是暗写，有的是不写之写）逐步从现在的“安”中看到了“危”，从现在的“存”中预见到了“亡”；从现在的“治”中看到了将来的“乱”。小说按照这样的自然逻辑的发展，让人信服地得出了个贾府的最后结局必然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曹雪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红楼梦》中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描绘了贾家衰败过程的同时，又生动形象地描绘和剖析了贾府衰败的内外原因。曹雪芹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然不懂得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他无意中比较客观地正确地描绘了作为封建贵族的贾府内外交织的各类矛盾。这些矛盾外部的有皇室贵族之间的矛盾，有贾府同中小地主以及农民之间的矛盾，有贵族之间的矛盾；内部的则有祖孙、父子、母女、叔侄、婆媳、妯娌、夫妻、姐妹、兄弟、嫡庶、甥舅、主仆、以至于仆人之间等等的矛盾。在这些真实的矛盾描写中，让后世的读者，在享受其艺术美、哲理美的同时，看到了当时一幅幅真实的“人吃人”的人生画面。正是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构成了贾府败落的内外原因。贾府的衰败是当时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矛盾相互斗争作用的必然结果。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正如凤姐在贾家走向困境时所哀叹的：“咱们一日难似一日，总绕不过湾来。”
《红楼梦》在写贾府于内外重重矛盾里走向衰亡的过程中，特别写了当权者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在富丽堂皇、兴旺发达背后隐藏的严重问题和危机。这种情形正如前面所引的冷子兴说的“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那样，故事的发展和演变，正是按冷子兴的这句话演进的。从荣国府到宁国府，无不是“安富尊荣”，不思进取，他们整天嘻戏游乐，斗鸡玩狗，大小筵席，荒淫无度；掌权者王熙风，假公济私，得贪就贪。更可悲的是，对贾府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尽管个别人（如可卿、探春、黛玉）虽有察觉，但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当权者的真正清醒的认识（秦可卿的梦是白托了！）这是贾府衰败的真正原因之一。《红楼梦》就是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告诉人们，一个百年旺族是怎样“死于安乐”的。贾府的真正大悲剧也在于此。《红楼梦》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告诉人们，有无忧患意识是何等的重要。这是《红楼梦》的思想精髓所在。我们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其理由也在于此。
作者为让读者深刻理解作品中的这种忧患意识思想，在具体描写贾府的‘“盛极必衰”的过程中，写出了贾府也是按照“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样一个规律发展的。这就使《红楼梦》的忧患意识的哲理性建立在更踏实更丰厚的基础之上，它的警示作用也就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后世的人们借助孔子的话，讲社会、家族沧桑变化的客观规律的一句名言。《红楼梦》中写的贾府，正是“五世而斩”这样一个典型的事实。从《红楼梦》的文本看，贾府自“水”字辈到“草”字辈正好五世。具体来讲，宁荣二公马上“得天下”，建立了贾府的基业。他们的下一代雄风犹存，尚可守成。但到了第三代，即“文”字辈，已经退化为昏聩无能的一辈：贾敬一心烧汞炼丹，弃家不顾，作者批判地说这是“箕裘颓坠皆从敬”，贾府的衰败是从贾敬的出家开始的！贾赦则贪婪、荒淫，不理正事；贾政虽然勤勉清廉，但却庸碌古板，不通庶务。而第四代，即“玉”字辈的贾珍、贾琏、贾环、包括贾宝玉在内诸人，更不如第三代，至于第五代，即“草”字辈的贾蓉等则彻底跨掉，堕落成为一群聚赌膘娼、淫纵放荡之徒。“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荣宁二公创下的基业终于没有逃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
（２）悲剧其表；忧患其里
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写作，并且把这种忧患意识诉诸笔端，这是《红楼梦》一书的一大特点。《红楼梦》的忧患意识，从根本上讲，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作者开始就是带着一种“以书补天，济世为民”这样一种思想目的来创作这部伟大著作的。书中开始，作者讲述了被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顽石故事，这块顽石虽
然没有被拿去补天，但并不甘心此生无用，它自怨自哀，寻求实现自身的价值的机会，后随一僧一道到红尘走了一遭，回来写成“石头记”，又托空空道人送往红尘，流传于世，实现以书补天的宏愿。作者在书的开始先编造这样一个故事的用意就是想告诉人们，他创作《红楼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令世人换新眼目”（第５页），是“以书补天”，作者这里以顽石自喻［２］。书以忧患思想开头，又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为结尾。全书始终有一种悲壮的忧患意识。脂砚斋评云：“能解者方有心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初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哭成此书”，“泪尽而逝”。这表明：一种忧患意识伴着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全过程。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一些红学家发挥了王国维的说法，说什么红楼梦就是写了人生的悲剧，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是写了“美的毁灭”云云，这几乎成了当前红学界的主流认识。窃以为，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们透过作者对这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剧的描写，进行仔细品味，就会感受到作者在描写这些人生悲剧的后面，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悲剧其表，忧患其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正确解读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尽管在书的开始声明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为闺阁昭传”，写那些强过自己的闺阁闺秀，但是紧接着就又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又是明明告诉读者，不要被表面的“荒唐言”所蒙蔽，要透过“荒唐言”去解“其中味”。这“闺阁昭传”不过是作者为掩人耳目而说的假话，是“荒唐言”，不要把作者看作是当时一些专写才子佳人小说的无聊庸人（作者“痴”）。“荒唐言”不仅指大荒山、无稽崖、太虚幻境、风月宝鉴、小鬼向秦钟索命、叔嫂逢五鬼之类这些显然荒诞不经的故事，而且也还包括书中表面描写的所有的故事和人物。这里的“满纸”二字极为重要。要透过这些表层的描写去理解作者背后的真实思想、“甄士隐去”者，实乃是“真实思想隐去”也！隐去的是“思想”而不是“事”。也就是说，对大观园中人生悲剧的描写，以至整个《红楼梦》表面描述的所有故事人物，统统不过是“表面文章”（即荒唐言）而已。读《红楼梦》贵在“透过悲剧悟哲理”。那么，悲剧后面的“哲理”是什么呢？是作者借这些悲剧故事，讲了一番足可以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是表层描写，作者的本意不是为了写悲剧而写悲剧。“透过悲剧悟哲理，沧桑之道古今同”。这才是作者的真实思想。
《红楼梦》的可贵之处主要在于，它不是像当时的一些流俗的劝世小说那样，胡编乱造一个荒诞不经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枯燥而简单的哲学理论，而是用一幅幅活生生的关于人生的和社会的生活画卷，一个个活生生的神采各异的人物的不同的命运悲剧，让人们在享受艺术给人的美感的同时，在“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之中，感受它、认识它。
我们如果细品每一个悲剧发生的原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悲剧的发生的后面无不同贾府的兴衰紧密相连。“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只是贾府大悲剧的表现之一。例如，最早的可卿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是源于除了门前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的宁府的荒淫、腐化和堕落：宝黛恋爱的悲剧是《红楼梦》悲剧中最令人感动的悲剧，它始终同贾府兴衰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金玉良缘”同“木石前盟”矛盾的背后，其实是贾母同王夫人、薛姨妈等人之间的微妙而又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这是贾府尖锐复杂的内部矛盾斗争最集中的表现之一。贾府正是在这种鸡争鹅斗的矛盾斗争中走向
衰落的。元妃的悲剧亦同贾府之兴衰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元妃省亲的一句话，十分耐人寻味：“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重点为笔者所加）这话不仅是对威严不可侵犯的皇权的揭发控诉，而且也是对贾家父母曲婉的抱怨：原来元春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是贾府“送去”的。贾府之所以“送”元春进宫，其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是因为贾府是世袭的高官显宦才有资格送女进宫（按规定，不是任何平民女子随便可以选进宫的）；二是贾府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煊赫的地位，为了攀高枝、找后台，才同皇室结亲的。如果没有此举，元春就不会在那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人情的深宫里，过着夜守孤灯的生活，她也就不会过早地离开世界了。而元春贾妃的早死，使正在走入困境的贾府失去了依靠和保护，加速（或者说注定）了贾府走向衰败陨落。显然，元妃的悲剧同贾府的兴衰互为因果、密不可分。
迎春嫁给孙绍祖，落得个“一载赴黄梁”悲惨结局。不要错以为这是由于迎春性格儒弱而又误嫁“中山狼”。其问题的实质是衰败中的贾家同新贵结亲而新贵孙绍祖抛弃和蔑视贾家的表现和结果。试想，如果贾府还是当年孙绍祖祖上“希慕荣宁之势”“拜在门下”之时那样权倾朝野，现在的孙绍祖即使再混帐，是不敢对迎春说“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好不好，打一顿撵在下房里睡去。当日在你爷爷在时，希图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第１１６１页）之类的无理无情的话。
恩格斯说过，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同样，探春小姐的远嫁海隅的悲剧命运，同元春一样源于贾府欲同海隅王侯结亲的政治需要。探春也是贾府为挽救自身命运的牺牲品。
关于惜春出家，这既是惜春孤介性格决定的，同时也是她在贾家尖锐激烈的内部矛盾斗争中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她的出家，在一定意义上讲，同宝玉出家一样，是无奈之举。
王熙凤的悲剧命运更含有深刻的意蕴。她是贾府的“女强人”，“国务总理”，在贾府“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第２７页）的状况下，脱颖而出，日操夜劳，可谓费尽心机。她的聪明才干和魄力，对维护和推迟贾府衰败的进程，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这种抗争其实是徒劳无益的。同时凤姐的贪婪敛财、营私舞弊，对人刻薄寡恩，又是激化贾府内部矛盾、使贾府加速衰落的催化剂。围绕凤姐身前身后的尖锐矛盾斗争，反映了贾府上层内部的矛盾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凤姐最后“哭向金陵事更哀”的结局，也是造成贾府衰亡的内部矛盾斗争的反映，它折射出贾府衰亡的必然性。
其它人的悲剧也无不如此。
大观园由盛而衰、大观园的众儿女们一个个的悲剧下场，完全同贾府的由盛而衰以致于没落的“历史发展”是同步的。大观园是为元妃省亲而建，也是贾家烈火烹油、鲜花箸锦的盛况表征。元妃省亲之后，又“钦定”众女儿搬入大观园居住。于是才有大观园里到处洋溢着的欢声笑语，书墨飘香，诗词唱和，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然而，大观园毕竟不是无忧无虑的太平盛世的女儿国，也不是陶渊明歌颂的桃花源。大观园是个现实世界。社会上和贾府内部、外部的污泥浊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大观园，“污染”和影响大观园内“水做的骨肉”的女儿们的美好善良的心灵，改变他们的命运，宝玉房中女奴间在娇声笑语中的明争暗斗就是社会上和贾府内矛盾的曲折反映［３］。最后突然查抄大观园，虽然是由贾府当权者们的内部派系激烈斗争造成的，但这对于大观园众儿女们来说，无疑于挨了一枚重磅炸弹，彻底地将她们投向了悲剧命运的深渊。矛盾发生在当权者的内部，
倒霉的却是大观园中的众女儿——晴雯带病被赶出贾府夭亡，司棋被逐而死，芳官等人被迫出家。连一向沉稳的薛宝钗也知趣地搬出园中。从此大观园开始凋零，昔日莺歌燕舞的景象再也不复见到。说到底，大观园的悲剧结局和众女儿们的悲剧下场，完全是贾府这个大悲剧的“演绎”和外在表现。“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实则是小说的表层描写（尽管描写得缠绵生动，感人泪下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是“假语村言”和“荒唐言”。我们透过大观园儿女们一个个的悲剧下场，看到的是贾府内外在温情脉脉、文明正统的“忠孝节义”的面纱下，进行微妙含蓄、尖锐复杂的你死我活的争斗，看到的是封建社会及其罪恶。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悲剧中，我们不但看到了贾府衰败的过程，也进一步明了了贾府衰败的原因。这些悲剧不可辩驳地告诉人们，要树立忧患意识，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贾府的衰落是《红楼梦》的根本主线，是统领全书之纲，其他的一切悲欢离合都受此制约影响，是此大悲剧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了贾府衰亡的大悲剧这一主要事件、主要线索，就无法弄清和深入解读《红楼梦》中其他诸问题，包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等一系列悲剧。充分理解和感悟《红楼梦》中的这个思想，这不仅对我们全面正确地解读《红楼梦》在其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包裹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有重要帮助，而且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六）忧患意识的现代转换
１、“忧患意识”催生改革的要求
明清之际，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１６６７年，黄宗羲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代”，称那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把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１８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多年，此时的中国正沉浸于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短暂稳定之中。专制主义的多方打压使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尝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而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进入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狂潮开始猛烈地涤荡这个东方的天朝帝国，具有良知的先进人士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龚自珍的诗文就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２０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养料。革命先驱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
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诚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建立之时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籍以时刻提醒国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党中央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突出强调“忧患意识”，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对“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但对“崛起必遭遏制”还思想准备不足；对“发展才能安全”有了深刻认识，但对高速发展带来的新的不安全因素却在思想上准备不足，我们时刻要有“忧患意识”。（臧丕文，忧患意识古今谈，开封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日）
２、忧患意识的创造性转化
周公面对政权的忧患而思明德慎罚，以德保位；孔子慨叹贵族生命的堕落，便以仁道提撕其生命；孟子悯天下受暴乱之荼毒而高唱“民贵君轻”、“人性本善”，都体现了圣哲仁心照体独立，故能应物变化，与时、与世迁移，对时代之忧患做出很好的回应。传统忧患意识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方式所彰显的人文精神，都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同时也要看到，传统的忧患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把解决问题的关键归之于主体性问题的解决，即只要政治主体——君主能够克峻明德，那么通过他们的主体投射，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根本解决。这无疑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忧患意识要实现现代转化，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意识上的忧患或者个体的自觉，而必须有客观的方法、路径可循。传统解决忧患的方法：察几和以道德勇气应势，都是有所不足的。前者虽然高明，但是其方法却要靠悟性，⑦难以制度化、工具化而得以普遍应用，后者精神可嘉，但同样也拙于手段。
笔者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的忧患意识进行创造性转化，最根本的是要弱化其主体性。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它相信人在宇宙中的重要作用，并将解决人类问题的最终力量归之于人类本身。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它也有其弊端，即过于强调主体作用，导致泛主体化。它忽略甚至否定了外在世界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运行法则，要以主体的意志投射到其所及的方方面面，这一方面不利于科学的产生，另一方面政治也秉承了这种性格，导致“泛政治主义”，一切都要通过政治来解决，这为专制、极权提供了土壤。所以，必须弱化主体性特征。所谓弱化，并非丢弃或完全否定忧患意识，而是过去主体性太强，导致了种种弊端，现在要使之达到恰如其分、中庸的程度。弱化主体性，承认一个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从而使科学得以引入。在政治上，则摒弃泛政治主义，承认政治的客观独立性，由道德、心性所主导的政治转向制度建构，由极权专制转向民主政治，使政治不能过多干涉其他领域，同时，统治者也不能过于强化自己的意志，应尊重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传统政治的弊端在于人治，政治的运作过于依赖统治者的个体素质，因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民众来说，无疑是真正的“洪水猛兽”。现代的政治文明，则要运用“架构表现”⑧的手段来规范政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并真正体现民众的意志，由民众形成的客观精神（法律、制度）而不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来主导政治。
同时，对传统的忧患意识进行创造性转化，还应该从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出发。不仅为人文世界中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恐怖主义而忧患，还应该为人类生存的环境而忧患。诸如能源危机、生态危机、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应该成为现代忧患意识中的重要内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忧患意识向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化还需要有国际的视野和全球的眼光。和谐世界的构建，首先有赖于唤醒全球政治家乃至整个人类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也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给人类政治文明提供的宝贵资源。（李定文、任远，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兰州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注释：⑦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８５．⑧关于理性之架构表现与理性之运用表现的有关论述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８－４８．
作文二：《《诗经》的忧患意识》5900字鬻躐瓣黼黼激瓣辫麓鬃露粼赣慧懑黼貔黼躐戮嚣蕊黧黼糍勰燃晋阳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诗经》的忧患意识
口黄冬珍
（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１２）
摘要：Ｚ的理性自觉。这是一个过程，我们通过了解《诗经》中不同时期作品所表现的忧患意识，可以看到觉醒的周人是在怎样的思索着天、人、社会，感受到他们的希冀与关切、痛苦与忧伤。
居安思危勤谨无逸命的认识有关。“命不易哉”的句子在周初诗
——周初统治者的忧患意识
周代颂诗，《毛诗序》云“美盛德之形文里是反复出现的：“天命靡常”（《大雅・文王》），“天难谌（信）斯，不易维王”（《大明》），“天命不易”（《尚书》），强调的目的
自然是希望这一观念能够深人人心，引起后王
警戒。殷人ｈ辞中的帝与商人关系是特定的，
专有的，是商族群专有的守护者。殷人的天命
观自然地表现为万事求Ｉ－．率民事神，将自己
的命运交付于帝，依赖于帝的保护。到了周人
这里，天变成了对所有族群一视同仁的超氏族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作为统治者祭祀上帝祖先神灵的乐歌，目的虽是歌功颂德，但精神上却不是很张扬自得，沉浸于成功的喜悦之中。事实上很多作品都描写了统治者们的谨慎小心与勤勉努力，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深忧惧与反省。王朝初致
万方数据
晋阿学彳！ｌ２００３年第１期鬻戮鬻麓瓣鬻鬻黎潮黼黼黼辫戮辫黼㈣漤攀黼魏粼糕黼粼㈧神，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形成了新的政治理
念。周以小邦战胜了大邦殷，这一巨大胜利刺情系家国呼唤正道
激着周人去寻找历史性的解释，反思夏商周三——卿大夫的忧患意识
代的兴亡。他们结合现实认识到商君的淫逸享
乐、暴虐失德是导致失国的主要原因，周人则古称“变雅”的诗篇多规谏、怨刺的内以勤劳认真、仁爱明德而得天眷顾”】。尽管还容，优患意识正是其潜在的心理内容和情感动是“以天为宗”．但毕竟有了新的内容：“以力。诗产生的时代，主要是西周末世厉幽时德为本”。人不再是被动接受天的主宰，而是期，由于厉王暴虐、幽王昏庸，社会各种矛盾主动去追求它的辅佑。人类终于开始从宗教迷激化，政局动荡不宁，灾难频仍。面对周室的狂中走出，以忧患的目光投射于历史与现实。衰微，眼看着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政
诗的后半部分是周王受戒的答辞。既然天治正走向崩溃。维系王室与诸侯关系的“亲不是高高在上无知无觉的，那么处于监察之中亲”“尊尊”精神纽带也在松弛，一部分有正的君王就必须时刻警戒，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起义感、秉承了周初道德观念的王公卿大夫忧心责任来。方玉润说“周家圣圣相承，家学渊源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痛苦歌吟。这就是不外一‘敬’字”“１。《尚书》中周公的反复《大雅》中的《民劳》、《板》、《荡》、告诫，《颂》诗里周王的不断自警：“成王不《桑柔》、《瞻印》、《召曼》和《小雅》中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昊天有成命》），的《节南山之什》等一批诗歌。这些诗歌或以“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我将》），“予其正道规谏君王，或以事实怒斥小人，在抒情内惩而，毖后患”（《小毖》），《闵予小子》也容、致思方式上都有相似之处。
说“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所谓敬就是精神首先是对大乱将至的敏锐感受。在诗中，上自警，时时反省自己，规整自己的行为．谨诗人以自己的亲身观察，痛心的描绘了时代的慎小心．理性地克制本能的欲望，使自己的作那种“百川沸腾，山冢翠崩，高山为谷，深谷为符合天的要求，也就是符合政治的要求、群为陵”（《十月之交》）的大动荡：战乱频发，体的利益。这种心理状态表现出人的本能欲望人民死丧殆尽，国力日衰；赋税苛繁，阶级矛与政治要求间的矛盾。人，尤其是君王，当他盾尖锐，人民运用武力进行反抗；贵族失位，拥有无上威权与无比财富时，却要克制自己的贤者流亡，四夷交侵０１。这些现实没有引起王欲念，努力体察老百姓的艰辛痛苦，不滥施刑者的警惕，却让诗人预感到“天降丧乱”，将罚，夙夜勤谨，不贪图安逸享乐，做到道德完“灭我立王”。回顾历史，殷商覆亡的悲剧似美，做起来确实相当困难，但周初的君王却努乎又要重演。《荡》诗就借文王斥殷口吻，指力地去做了。在理性地思索了天命、历史、现责周王的暴虐淫逸、不用旧人、不遵先王典实之后，将个人意志自觉融人对群体所负责任刑，以致内外怨愤。希望他能心存戒惧．铭记之中，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勇毅承担了安民保历史的教训。对王朝命运的忧惧促使诗人耳提民的历史职责。显示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面命地对周王进行着规谏。
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追求。这一时期的忧患诗人观察现实，反思历史往往伴随着对天意识主体是统治者，产生的历史动力是殷周之命的恐惧。幽王朝天灾严重，日蚀、地震、饥际的政治动荡，心理特征是戒慎忧惧、居安思荒连年，使周初建立起的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危，表现为行为上的勤谨无逸。体现了高度的的信念此时像警钟一样在他们耳边回响。眼前理性自觉和历史洞察力。的天灾或许正是对人事的惩罚，所以在诗中反万 方数据×天≯
粼渊渊渤黼磷黼潮黼糕黼麟黼瓣黼燃黧粼黼黼勰糕黼蕊禚藤㈣晋阳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复出现这样的句子：换来的只是“我位孔贬”（《召曼》），“鼠思
《桑柔》“国步蔑资，天不我将。”泣血，无言不疾”（《雨天正》），但其忧心之《瞻印》“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虑依然强烈的指向家国。拯世无力的痛苦更加《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加深了他们的忧世、忧国、忧民的情感．面对饥馑，斩伐四国。”艰难时世，更以一种以拯救家国为己任的自我
《节南山》“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牺牲精神努力承担起挽救危亡的责任，行为中天降大灾造成的不仅是身体的痛苦，更是所表现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相当可贵精神上的巨大打击。诗人理智上已认识到王朝的。
不可挽回的要覆灭了，感情上却无法接受这样
的事实。对天道的信仰和对家国的深厚感情使长歌当哭品味孤独
他们不能无动于衷，郁积胸中的忧患感情如火——下层士人的忧惠意识
般爆发出来，以怨刺的形式表现在诗中，怨的
对象直指君王。几乎是在大声指责“人有土风诗采自民间，其中有不少出自中下层士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人之手。这些诗产生于春秋时期，体现了时代Ｊｌ宜无罪，女覆说（脱）之。”（《瞻印》）直斥周巨变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深刻影响。士阶层除
王贪吝强夺，不辨是非。“妇有长舌，维厉之了原有的武士，其来源不外两个：一是升迁上阶”，指责他宠信褒姒带来天下大乱。除此，来的庶民，一是末落的贵族卿大夫。周初建立还有权臣执法不公，务营私利，不恤国事．起来的社会秩序是宗法等级制，本是温情脉脉《节南山》《十月之交》均对这些乱政小人予而又严谨有序的，所谓“大邦维屏，大宗维以批判。痛恨之切以至于要“取彼谗人．投畀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板》）。从物质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到精神，个体依赖群体而存在。西周末的政治×天≯Ｚ有吴。”（《巷伯））这类诗继承了周初以来以动荡和春秋的连绵战祸，产生了大量的失位贵
道德代政治的思想，从道德的视角观察、判族，物质生活朝不保夕，精神上更失去了凭断、评价眼前的一切，认真地想让国家回到周依，双重的失落使他们对天命、天道信仰产生初以德治国的正道上去。看不到发展、进步，怀疑、失去信心，《小雅》已多有表现。但同只天真地以为只要君德无缺便可天人安宁，思时，个体离开群体，使自身的存在价值、人生想的保守封闭使他们注定无法真正的对敢治产的意义这些生命问题摆在诗人面前。所以在生作用。《小雅・雨无正＞写到“三事大夫，《王风》、《唐风》、《魏风》、《桧风》、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执政大臣《曹风》中，有人困惑迷惘，有人以行乐来逃不肯勤于王事，只为自己（家族、侯国）考虑，避，也有人直面现实人生的苦难，思索人道、《十月之交》里就提到权臣皇父经营向邑（位于天道的危机，尽管格调低沉，却思深忧远。
东周畿内），《周语・郑语＞记载桓公早作东迁雅诗中卿大夫对天命的信仰缘白统治者的打算，大约镐京不安，许多大臣为自己谋退宗教传统，因为是先祖遗教，所以深信不疑。路，已向东逃亡。感受着王朝的风雨飘摇、民但急剧的社会变迁严重破坏了宗族伦理秩序，心散去，诗人们依然坚守传统道德，以尽臣许多人被迫流亡，失去了宗族荫庇，《小雅・道：“悠悠我里（忧），亦孔之痔（痛苦）。四方小弁》正反映了这种情况。诗的主题，《毛诗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序》以为幽王宠褒姒，生子伯服，放逐太子宜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虽然自己辛勤咎，故太子傅作这首诗刺幽王。今文经学的三万 方数据
晋阳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糕鬻攀溺魏寨黼戮慧蕊蕊漤黼粼黼黼溅黼黼戳辫辫鬻鬻粼㈣家则认为尹吉甫之子伯奇为后母所谗，遭父放明显感受到诗的情感特征：忧愤深广而又孤独逐而作。他们对诗旨的理解本质上是比较接近悲凉。无人理解偏还要执著追问，间苍天似乎的。从诗的内容看，诗人遭谗被弃．所以呼天也是在问自己：世皆昏昏而我独醒，这种坚持自诉“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情感沉痛悲意义何在？世乱如此，如何拯救？这其实也是许哀。当时，为宗族所弃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对多优秀士人在苦苦思索的问题。在经历了孤独《王风・葛垒》《毛诗序》说“周室道衰，弃无助的精神漂泊之后，士人们怀着对社会、人其九族焉”。对《唐风・杖杜》《毛诗序》也生的深深忧患著书立说，提出各自的解决办说“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反映了法，这就是从春秋中叶开始的“百家争鸣”。“亲亲”精神解体的时代大背景。诗人的忧痛侯外庐曾说：“中国古代思想的花果，以诸子就是精神的无所依归，“譬彼舟流，不知所届百家为代表，但它的先驱，不能不说是变风变（至）”，生命意义的落空，“譬彼坏术，疾用雅的诗篇”ｌ，’。
无枝”。在他们孤独悲哀无助的时候，原来落《诗经》的时代是人类主体意识觉醒的时向生命本体之外的关注已不知不觉转向自身。期。如果说周初统治者的忧患意识代表了这一
《诗经》中，常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这样觉醒过程的开始，那么经过了卿大夫的强化．一些诗：《小雅・无将大车》、《王风・兔到了士阶层这里，又融入了对生命问题的思爱》、《唐风－蟋蟀》、《山有枢》、《桧风索，这无疑将主体意识的觉醒推向了深入。正・隰有苌楚》，过去多评价是没落贵族悲观厌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各派哲学对这一问题的世消极之作或体现了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诗理论表述。
虽然表现了对现实的逃避和对生命的消极态［责任编辑马艳】度，但是“表厦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
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参考文献：
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１６１。［１】徐复观．诗称“＾之云亡，邦国疹以行乐消鳃痛苦，他们依然敏感于社会的动瘁”，“台尔介秋。维予胥忌”．具体描写。
荡，国家的危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秉承的ｆ６】事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版．道德人文的危机。《王风・黍离》与《魏风・［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园有桃》所表现的就是清醒之士在国家危机中版．
的痛苦，长歌当哭，悲声抑郁。“行迈靡靡，
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
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心之
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
谁知之，盖亦勿思！（《园有桃》）从这些诗句我
万 方数据×天彼人是哉，子日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困们很难准确把握诗人所忧的具体内容，但可以
《诗经》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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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次数：黄冬珍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１２晋阳学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３（１）４次
参考文献（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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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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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ｄ．ｇ．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ｊｙｘｋ２００３０１０１８．ａｓｐｘ
作文三：《鲁迅的忧患意识》4200字２、怎样看鲁迅的忧患意识。（５０分）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作品集中了我们民族先进的思想情感，体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全部感情和所有愿望。透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了其中反封建的民族精华部分，也看到了他在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 忧患是人类诞生以来就产生的古老精神现象之一。孔子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也有不朽命题：“生于忧虑，死于安乐”，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都笼罩着浓重的忧郁和悲哀：为了实现举贤荐能和修明法度的政治理想，他上下求索，九死未悔。可以说，屈原的忧国忧民精神是我国古代文学忧患意识的精华，为后世人们称颂。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屈原的忧愤只限于阴险的小人，昏昧的君主。而鲁迅的忧愤却在于整个社会制度。鲁迅不像屈原那样想要“补天”，只是在传统的范围里鸣不平，他对封建关系不存任何幻想，他是封建专制彻底的、不妥协的叛逆者。这种精神体现在他那一系列反对封建礼教和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从课本中读到鲁迅的作品，如《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等，那时候，只知道他很有名，只感到他的文章很深奥。渐渐地，长大了，他的作品读多了，对他的了解也多了些。才知道他的文章确实思想很深沉，笔锋很犀利，总感觉到字里行间流淌着分明地爱与憎，洋溢着强烈地爱国主义精神，包含着许多深刻地思考。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日渐高大，思想也在不断地涤荡着我的心灵。特别是他在历经坎坷的人生境遇中，却还能心系国运，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大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那种气概，其胸怀令人敬佩，其气度令人震憾，其忧思令人深省。
一、 鲁迅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具体表现
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战国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用非常
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告诉人们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应该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所以，我认为，忧患意识是关注社会和自身命运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对现状及前途的一种忧虑与思考，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使命感。鲁迅先生的这种忧患意识是极其浓烈的，尤其是在他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且，他不仅对民族的存亡与发展有着浓烈的忧患意识；还能在继承传统文化观念的基础上，指出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大胆宣扬积极进取的文化意识。
（一）小说中的忧患意识
鲁迅的短篇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将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划时代的杰作，他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的第一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写下了大量短篇小说并结集为《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我认为，这是他对封建文化与文学的一次革新，他深刻认识到封建文化对人们思想和精神的束缚，希望通过文化的变革来改变国民思想上的奴役。这一次重要的变革与创新，正是他对旧的传统文化的忧思，是一次大胆地创新。从内容上，他的小说画出了当时中国人的灵魂，反应了现代中国下层民众的痛苦与不幸，愿望与要求，这是源于他对现实社会敏锐的观察与深沉的思考，他能将自己“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达到表达自己想要说的意思” ③，做到了急民众之所急，想民众这所未想。这是鲁迅先生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高度，能够放开眼界，去审思全局，去深刻挖掘社会问题的浓厚忧患意识的体现。
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主题是反封建，多数作品真实描写了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
的矛盾，展示了封建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剥削、虐杀的生活图景，深刻揭示了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的“吃人”本质以及其对人民群众的毒害之深。如《狂人日记》中塑造了一位每时每刻都充斥着“吃人”的忧虑的狂人形象，将封建道德与吃人联结了起来，其实这就是作者在当时社会所感受到的一种肃杀气氛，倾注了他受到封建礼教对民众思想毒害之深的忧愤感情。《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则是科举制度的牺牲者，《药》中华老栓的愚昧迷信是封建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造成的，《故乡》中的闰土在２０年前活泼、机灵、能干，２０年后却饱经沧桑、麻木不仁，是由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些小说中的主人翁，实际上都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们要么麻木不仁，要么逆来顺受，要么没有觉悟到自己的困境，然而鲁迅先生同样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却充分看清了各层人士的处境和命运，为他们而忧，并希望通过这些发人深省的故事，唤起人们的警觉，希望人们认识到封建思想文化正是奴役人们精神的枷锁。用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的话来说，那就是：“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可见，鲁迅先生的确是用心之深啊！
《彷徨》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它同样是写封建主义吃人的悲剧，但作品中的“不幸者”主要是农村劳动妇女和新知识分子，他们虽对封建主义的压迫有过反抗的行动，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祝福》中祥林嫂经受着从精神到肉体上的折磨，终以死了结，《伤逝》中涓生与子娟尝试自由恋爱婚姻也是历经磨难，终成悲剧，这不仅在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也
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的探求。还有《在酒楼上》、《孤独者》、《幸福的家庭》则都通过知识分子的最先觉醒，表达鲁迅先生“改良人性”的愿望，但这些人物最终都以悲剧告终则寄予了作者更深层的思考，他认识到光有个性解放、个人奋斗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应该另寻他路。这充分体现了作者敢于立足现实；一方面深刻地挖掘社会的罪恶和病根，另一方面深切关怀广大民众的生活命运，期盼中国民众摆脱封建主义牢笼的匠心可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自由和个性主义的启蒙意识在鲁迅的笔下已如曙光初照。虽然这种意识在大多数人眼里显得有些叛逆，力量显得单薄，但正是这种大胆地突破传统的批判才使得一些先驱者内心开始闪烁出理想的光芒，看到了觉醒的希望。
《故事新编》是鲁迅另类风格的小说。但其对现实的种种黑暗的批露与那种逆流而上的战斗精神仍可见其心忧现状，不安于现状。如《补天》中女娲炼石补天，捏泥造人，《奔月》中后羿射日，《理水》中的大禹等都是通过古代故事中的形象进行加工创造，赋予他们新的积极进取的精神的体现。然而，这些故事中的讽刺或悲剧，则仍然是对现实的讽刺和暴露，仍然是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但作者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旗帜日益鲜明。
（二）杂文中忧患意识
鲁迅作品中最有影响，最具战斗力的是杂文，最多的也是杂文。在当时斗争剧烈的社会，他将对现实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改良人性”的文学使命感集中表现于他的杂文中，他甚至喜欢将他的杂文称为杂感，可见他是喜欢将自己的思想与思考汇之于笔端的人。他的杂文可分为前期杂文和后期杂文。前期杂文侧重反映对封建旧文明道德的批判。杂文集《热风》有感而发，批判封建礼教、迷信、复古派，宣传科学、进化、人道，体现了鲁迅先生的进步思想。《坟》则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广泛地批判。如《我之节烈观》批判封建节烈观和夫权主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封建孝道和父权主义，《论雷峰塔的倒掉》嘲讽镇压人民的封建卫道者等。还有《华盖集》、《华盖集续集》中对民众的生存、温饱、发展等问题的担扰，亮出了鲁迅先生彻底反封建的旗帜，他对客观的社会问题去揭其罪根的同时，仍客观地对主观上的问题进行了揭示，即国民的劣根性，这是鲁迅先生深感痛心疾首的，他在《不为最先》
一文中就对中国人不能为最先，以不敢“不耻最后”的思想作了批判，鼓励人们要敢于最先，也要“不耻最后”。可见无论是对封建主床铺的批判，还是对国民性的剖析，都深刻地流露出他偏激、苦闷、困惑的心理。
鲁迅后期的杂文是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突出重围的，不仅对旧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地批判，还汲取外国
的先进文化理念，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思潮。他坚持反帝反封建，积极扶植文艺战线的革命新生力量，颂扬中国共产党，甚至把民族解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可以看出他善于综观局势，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心系民族存亡的强烈忧患意识。看到了问题，他就为人民指出来，号召民众去抗争；看到希望，他要鼓励民众去把握，积极地去战斗。
（三）散文诗和散文中的忧患意识
在散文诗集《野草》中，作者主要以抒写内心、解剖凡灵和针砭时弊为主，反映了他探索、彷徨、苦闷的矛盾内心感受。如《这样的战士》是对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的忧愤，同时也表现了自己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希望》、《影的告别》等则坦露出了他内心矛盾与苦闷彷徨，既是对自己的解剖，也是对现实的忧患。我感受到，在他的诗作中，普遍洋溢着一种自我矛盾，对现实极度忧愤的情绪。散文集《朝花夕拾》虽大都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但也蕴含着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执着态度。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三味书屋的枯燥读书生活与百草园的美好回忆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他对封建教育的思考，《藤野先生》中对清国留学生的厌恶，从电影中看到被砍头示众和围观的中国人，促使他作出“弃医从文”的人生抉择，则更是他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的体现。在《朝花夕拾》中，联系各篇来看，作者以自身的经历贯穿，从充满童心的孩提时代到身受封建家长制、封建教育对心灵的损害而萌生反叛思想，离家出走异国他乡，成为青年爱国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其间的各种变迁都可见浓厚的忧患意识是促使他不断积极进取的根源，他由个人的况遇联系到民族的安危，由家庭的不幸想到了民族衰落的根源。
综观鲁迅先生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体现了他在时代变迁中的思想变化，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忧患意识极其浓烈。他以前卫的意识认识到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对民众的毒害，以能以灵敏的触觉感受到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对民众思想的束缚，以致造成国民的愚弱、麻木，他能由个人及家庭的不幸纵观其他家庭乃至民族、国家的现状，由个人的觉醒召唤全体民众的觉醒意识，希望用文学改良国民的劣根本性，
用自己的斗争精神去激发国民的斗志，在逆境中奋发，在斗争中思考，为的是求得一条生存之路，一条民族解放之路，这不正是“生于忧患”的体现吗？在现代文学史上，像鲁迅先生这样既有追求，有理想，又能立足于现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又有多少呢？他这所以在中国影响深远，乃至享誉世界，可见，他的“忧患意识”应该是整个人类发展进步所必需的。
作文四：《忧患意识的形成》6200字课程论文
课程：士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姓名：黄中治
学号：１３８８８
院系：社区学院
忧患意识的形成
［摘 要］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同时更是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中华民族要生存、要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忧患意识。本文分析了国内外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新时期增强忧患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忧患意识 内涵 现实意义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新中国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次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笔者认为，忧患意识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已经成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骨子里一种内在的民族精神，分析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忧患意识价值，对于我们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顾名思义，忧患意识是对未来可能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危险的忧虑思想和意识。
一、忧患意识的形成因素及类型
（一）忧患意识的形成因素
其一，“士”人的自我觉醒，是忧患意识产生的主体因素。忧患意识是殷未周初政治家们对人事作为的最初肯定的结果，也是对殷人宗教天命观作修正的产物。而新的天命观，认为“永保天命’’思想的产生，则是以“士”人，即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觉醒为前提的。没有“士”人的自觉，就没有对人事作为与治乱成败关系的新认识，就不会引发体现人文精神的忧患意识。
其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是忧患意识产生的内在动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安得广厦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充分体现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抒发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才绵延不断，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三，中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是忧患意识产生的思维基础。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建立在中国古代辩证观的思维基础上而产生的。有了辩证观，才有了真正的忧患意识。当然，古代忧患意识刚萌发之时，主要是基于对人事作为与吉凶成败之间内在关系之初步认识，但此时的忧患意识仍处于原初形
态。只有当先哲们运用辩证观观察和思考宇宙和人生的时候，忧患意识才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和精髓。
（二）忧患意识的类型
从某种角度来说，忧患意识与人类进化历史的脚步相伴始终。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忧患意识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按照忧患意识所指向的对象分析，忧患意识可以分为对自然的忧患意识、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的忧患意识三种类型，这三者的表现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性。
其一，对自然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最初源于人们对大自然不可抗拒力量的警觉。人类在其意识萌芽之初，便用刚刚清醒的意识创造力创造出“神灵”，与自身一起抗拒外界的压力。夏商时代，人们臣服于“上天”的意志，人间的一切事务，诸如农耕畜牧、建邦立国、杀伐征讨等，被当时的人们看作是在执行着“上苍”的意愿，都是在争取讨得“上天”这一至高主宰的欢心。这其中便蕴含着当时人们的一种忧患意识：要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不能惹怒“上苍”，而必须战战兢兢、循规蹈矩地四时奉祭，遇事老老实实地询神问卜，探求上苍的意志而后行。这样的忧患意识无疑具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正是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使当时的人们在规范自己的行为和道德，在探求“上苍”意志的同时，也摸索出一些客观世界的规律，进而推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巨轮。
其二，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随着社会发展，忧患意识逐渐成为人们对自身德行修养的追求，人们在借助自然界为自己提供物质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潜能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儒家圣人孔子谆谆教诲人们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强调礼义仁爱；诸子百家努力探讨人性善恶；爱国者屈原汨罗之滨九问苍天等，都是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中国人自从放弃对“上天”的顶礼膜拜后注重自身发展、追求自身道德修养、防微杜渐的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一经确立，便深深地植入了中国文化，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传统，千百年来为无数的人们所保有。
其三，对社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最后体现为对天下兴衰和政权交替的忧虑。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非常精炼的语言概括，都是我们民族强调忧患意识的最好例证。可以这样说，总结历史经验和居安思危，是忧患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突出反映。
二、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忧患意识具有普遍性，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忧患意识。但每个民族和时代的忧患意识又是现实的、具体的，是与爱国者的社会历史观、道德价值观、人生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 古代忧患意识
１、忧患意识的起源——周朝初年
周朝初年，出现了“天道”、“天命”等观念，认为人间的祸福、寿夭、兴衰等，都取决于天帝旨意，惟有听命于天。之后，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明德”的观念，发现了兴衰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这样一来，伴随以“敬德”、“明德’’为核心的新天命观的形成，忧患意识开始萌芽和滋生。此阶段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自然的忧患意识。
２、忧患意识的初步形成——先秦时期
随着“士”阶层的迅速发展和百家争鸣的出现，体现先秦时代精神的忧患意识逐渐形成。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士’’阶层的迅速崛起促进
了文化的繁荣，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反复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各派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忧患意识。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国家。从而，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孔子的忧患意识超越了个人价值，而以群体价值为目标。他认为，个人的患难、贫困和屈辱，不值得忧虑，所以才有“仁者不忧”、“君子不忧不惧”的论断。著名思想家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且有成就的人，概括出一句至理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此阶段不再单纯是对自然的忧患意识，而是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为主，辅之以对社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
３、忧患意识的演变——汉末魏晋南北朝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安时期除外），由大一统走向分裂、割据、混战的状态，已经确立并且深入人心的精神支柱被残酷的现实轰然击倒的时代，一种失落家园的恐惧、痛苦、悲哀和焦虑折磨着文士的心灵，痛定思痛，终于从效忠天子和建功立业的醉梦中惊醒，对改善个人命运表现出强烈的渴求，在关于生命和自然的思考中，得到满足和释放，并进而促成对生命本身、对人类命运、对自然和宇宙本身、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关注和思考。这是一种新型的最具普遍而永恒的哲学意味的忧患意识，它比对王朝兴衰、仕途顺逆等现实功利的忧患，更有意义。这便是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主要特征。
４、忧患意识的发展——唐宋元明清
到了唐代，忧患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君臣对“居安思危”思想的阐述和实践，是唐代繁盛时期发展儒家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唐太宗统治集团在贞观初年经常强调安不忘危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贞观政要》记唐太宗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贞观朝的大臣如魏征、岑文本等也一再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善始慎终，贞观君臣有着共同的忧患认识。
宋代，“忧患”直指“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新的忧患观。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明清时期的清太宗、海瑞、康有为，从掌握所有人命运的天子到位高权重的大臣，无不心系天下，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句，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 ，不断给后人以激励。
（二）近现代忧患意识
近现代以来，一大批忧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仁人志士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那些忧国忧民的思想至今闪烁着动人的光辉。从邹容“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的《革命军》，到陈天华激昂慷慨的《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及至《绝命书》还在劝勉生者“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将其忧患情致发挥到极致。面对外敌入侵和清王朝的腐败，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思索、呐喊、奔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忧患意识表现得更加充分、更加强烈，成为近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屈不挠，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把《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代国歌，国歌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醒我们随时具备忧患意识。
（三）新时期的忧患意识
从邓小平同志“决不能掉以轻心”，到江泽民同志“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再到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科学认识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领导人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脉相承。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居安思安则危，居安思危则安。新的领导人正确判断所处的历史方位，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于成功之时，居福安之境，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１、增强对自然的忧患意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人们对大自然的忧患意识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即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现象非常严重，表现在气候变暖、臭氧层被破坏、酸雨蔓延、沙尘暴、雾霾天气、大气污染、水、海洋、固体废物、农田污染等方面，资源几近枯竭，原油仅够开发９５年，天然气只能维持１９０年。因此，我们必须增强环境忧患意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２、增强对自身的忧患意识，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一是不断加强学习，提高适应和改造自然以及改造社会的能力。二是不断加强修养，锻炼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关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３、增强对社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国际形势，深刻汲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切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要充分认清国内形势，我国正处于独特的社会转型期，矛盾错综复杂，潜在风险不小；市场经济还未发育成熟，经济全球化已经来临；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浪潮已扑面而来；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差距扩大等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均衡协调；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驾驭国际国内复杂局势的能力，提高执政水平。
（四）国外的忧患意识
在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老百姓，都经常说：“日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阳光和空气”，“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地干，第二天就没有饭吃”。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国民对本国国情了如指掌，因此都具有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借鉴。
三、忧患意识的意义和作用
忧患意识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在现代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历史的经验表明，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是发展顺利的时候，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能够为民族为国家指明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强化忧患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有助于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
党的自身建设中，存在的“不适应”和“不符合”问题，要求增强执政忧患意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肯定党的建设成绩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可“忧”之处：一些党员信念动摇，信仰不坚定，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腐败案件影响恶劣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大国中长期执掌政权的唯一法定的执政党来说，风险和考验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缺乏忧患意识，任其滋长蔓延，就有可能使我们党在６０多年
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毁于一旦，就难以摆脱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周期率”的怪圈，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为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为了始终保持党的执政地位，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
（二）有助于政府不断提高防患能力
古今中外，历来有创业容易守业难之说。兴衰成败是常有的事情。初当政时，能励精图治，革故鼎新，而在取得成绩之后往往需要更加自觉地艰苦奋斗，防止奢靡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滋长。“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增强忧患意识，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辩证地、全面地看待成就与问题的关系，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挑战和风险，从而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勤勉地治国理政，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忧患”二字，有“忧”有“患”。对“患”要“忧”，但首先还是要“防”。增强忧患意识，最根本的是有助于提高防患能力，把国家治理得更好，真正做到固本强基，防患于未然。
（三）有助于增强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党在执政以后，最大的忧患来自于能否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苏联、东欧）相继丧失政权，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这充分说明，人心向背决定政党兴衰和政权更替。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如果不注意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听任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就会失去民心，甚至丧失政权。只有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时代已经赋予忧患意识新的内涵，但忧患意识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产生的巨大作用始终没有改变。
四、结语
历史是一面镜子，警醒我们要有忧患意识；现实是一种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必须居安思危，记住历史，弘扬民族精神，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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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完稿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
联系方式：１８７１７９１８２７３ １２幢２３号楼４０１室
作文五：《儒者的“忧患意识”》1600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于佛道有一特点，即它的“入世”精神。基于此“入世”精神而抱有较为强烈的忧患意识。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者多对社会政治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也许可以说是儒家不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对社会政治的中国士大夫特有的批判精神。它是由于儒家始终抱有的对天下国家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产生的。
孔子和孟子的“忧患意识”
孔子生活在“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说苑・建本篇》说：“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孔子对此“礼坏乐崩”的局面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我们读《论语》，有多处讲到“忧”，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可说是代表着孔子的精神。“道”是什么？就是孔子行“仁道”的理想社会，其他富贵贫贱等等对孔子是无所谓的。
《论语・阳货》中有一段表现孔子“忧国忧民”的抱负：“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认为，假若有人用他治世，他�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可见，孔子所考虑的问题是使“天下无道”的社会变成“天下有道”的社会。在《礼记・檀弓下》有一则孔子说“苛政猛于虎”的故事，这深刻地表现着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体现了孔子“仁民”的人道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苛政”的批判意识。孟子有句常为人们所称道的“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种“忧患意识”正是因为他要“以天下为己任”，而批判那些“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的诸侯君王。
我们读《孟子》也许能十分深切地感到中国士大夫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才能真正地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愧。我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儒者特有的批判精神。有这种精神，就可以抵制和批判一切邪恶，甚至可以“大义灭亲”“弑父弑君”。周公不是为了国家百姓杀了他的亲兄弟吗？管仲不是初助公子纠，后又相桓公，孔子还说他“如其仁，如其仁”吗？当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回答说：那些残害“仁义”的君王之被杀只是杀了个“独夫”吧！
儒者有“居安思危”情怀，为天下忧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中，君王对社会政治无疑起着极大的作用，因此臣下能对君王有所规劝是非常重要的。《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一条：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这段故事说明，子思认为能经常批评君王的臣子才是“忠臣”，成孙弋为此解释说：只有像子思这样的士君子敢于对君王提出批评意见，这正因为他们是不追求利禄和爵位的。
儒家的“忧患意识”虽说对“皇权”专制有一定的批判作用，但它毕竟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这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批判，而必须是根据理性对某种体制的缺陷的批判。面对今日中国之社会风气败坏、信仰缺失之现实，必须把儒家原有的具有一定程度批判精神的“忧患意识”加以提升并深化，而不能与非真理或半真理妥协，因此它应当是得到“自由”和“民主”保障的有独立精神的批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儒家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忧患意识”在我们给以新的诠释的情况下，�使我民族能够不断地反省，努力地进取，并使儒学得以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民族得以长盛不衰。编辑／王洪丽
专家简介
汤一介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早期道教史》《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
作文六：《可贵的忧患意识》900字日前， 笔者走访了一家前不久 刚遭受火灾的制笔公司，见到该 公司恢复生产时，大门上贴的一 副对联很是意味深长：上联是“今 日开张大愁” 下联是“何时祝融再 ， 顾” 横批是“慎之又慎” 细析之， ， 。 “今 日开张大愁”既讲了一个事实，又 引人探究，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何 时祝融再顾” 以及画龙点睛的“慎 ， 之又慎” 这样的对联也许会给人 。 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但对时下 凡开业皆讨口彩的“时尚”来说， 它 透着“亡羊补牢”的醒悟和更深一 层的忧虑。 老话说： “吃一堑，长一智。 ”任 何一家企业，做好安全工作都是 其中的头等大事。制笔行业由于 易燃可燃物多，且集丙酮、丁脂、 油漆等化学物品和烘房集于一 体，防火安全就显得至关重要。 遭遇了一次火劫，单位干部职工 经受了火魔的“洗礼” 因此从事故 ， 教训中有了反省，有了可贵的忧 患意识，从而对火魔“慎之又慎” ， 这样，才能够保证“亡羊补牢，犹 未为晚”的古训， 不再是一句空话。 然而遗憾的是，能像这家制 笔公司一样“亡羊”即“补牢” “吃堑” ， 就“长智”的， 现实生活中实在是为 数不多。有的发生
小火小灾根本就不当回事，不了 了之；有的甚至于隐瞒灾情不报， 蒙混过关，表面文章做的冠冕堂 皇。究其根本原因，这是因为长 期以来，我们一些企业尤其是企 业的领导“都盼着娶媳妇而不准备 发丧” 在消防安全工作中顺其自 ， 然， 得过且过， 虚于应付， 缺乏“防 范胜于救灾”的责任和忧患意识。 现实中许多火灾是在未发生之 前，祸根早已中下了，这除了客 观隐患存在外，关键是人们没有 防范的意识和措施，由此酿患成 灾。 卖碳翁“心忧碳贱愿天寒” 这是 ， 他身处困境争取生存的忧患意识 所致；制笔公司“何时祝融再顾” 的忧心， 则是他们从“吃一堑”的巨 大损失中深切体会出来的，这是 难能可贵的。但愿人们能从众多 火灾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他人 “吃堑”我“长智” 未曾“亡羊”先“补 ， 牢” 树立“隐患显于明火”的忧患意 ， 识，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 ，强化防火主人翁责任 感，对待防火工作“慎之又慎” 唯 。 有如此， 方能从“意识”这道源头彻 底减少和堵死火灾的发生。
作文七：《文学的忧患意识》8200字东西方文化比较：论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
［摘 要］ 本文从哲学角度，揭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与文学忧患意识之间的必然联系，并进一步从中西文学、文化的对比中，探讨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以及忧患意识的表现特征，从而确定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相互交汇、碰撞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日益突出的位置及意义。
［关键词］ 精神家园；忧患意识；文学与文化；比较；表现；特征
纵观古今中外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人类为寻找精神家园而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似乎始终是文学作品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当１８世纪德国著名的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Ｎｏｖａｌｉｓ，１７７２～１８０２年），凭着一颗年轻而敏感的心和诗人特有的灵气与智慧，给哲学下了一个不同凡响、奇异而绝妙的定义：“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时，人们似乎从中也可以领悟到精神家园与文学忧患意识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内在关联。这位出生在德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哲学思辨传统国度的诗人最透彻地道出了寻找精神家园与文学忧患意识之间的必然联系，乡愁的冲动（忧患）就是要寻找精神家园，或者说，寻找精神家园必然会伴随着各种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情感的冲动。人类不可能没有精神家园，尽管各人心中的精神家园不尽相同。在这里，忧患本质上是由寻找精神家园而产生冲动的形式与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诺瓦利斯的定义，其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大凡人类的哲学活动、文学艺术活动均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于是，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在读到这样一些诗句时，可以透过诗中所传达的乡愁冲动，领会出其中对精神家园的忧患情愫。譬如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国———东方文学）；华兹华斯的诗：“我在陌生人中间，孤独地旅行，英格兰呵！那时我才明白爱你至深！”（英国———西方文学），在这种常为人们称道的思乡文学里，我以为思乡只是形式，忧患才是内核，才是本质，才是诗的灵魂。“家”在诗中既是具体的，又是无形的。具体的“家”，可以指故乡，指祖国，笼罩上面的是一种愁绪，而无形的“家”则是一种精神的归宿，精神的家园，萦绕其中的则是一种忧患意识，人们即便是回到了这个具体的“家”，寻找精神家园的忧患，也是难以在心灵深处被抹去的。在中国，有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西方，人们常道有一种被抛弃的“无家可归”的忧患。像爱因斯坦就
时常会产生一种深沉的人生孤寂和“无家可归”的忧患感。爱因斯坦说：“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Ｉｃｈ ｂｉｎｅｉｎ Ｅｉｎｚｅｌｇａｎｇｅｒ），我从来就没有全心全意地属于一块土地或一个国家，属于我的朋友或甚至我的家庭。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距离并且需要回到自己的内心———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有时候，这种孤寂感是很痛苦的„„。”在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心灵深处，居然深藏着如此强烈的忧患情绪，这不是他故作深沉，这乃是一种抹不去的，由寻找精神家园而产生冲动的忧患意识。在中国，鲁迅就常谈到他灵魂的孤独和寂寞，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太痛苦了”。这种现象说明，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因为忧患意识是人类心灵的产物，是人类情感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忧患意识更是贯穿在东西方两大文学的发展之中。虽然东西方两大文学的特点、形态、发展进程有所不同，然而忧患意识的现象则是共同的。在中国，在东方，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的深深叹息到鲁迅有感于“人生多苦辛”的内心独白。在欧洲，在西方，从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所提出的：“Ｔｏ ｂｅ，ｏｒ ｎｏｔ ｔｏｂｅ，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到西方现代派文学所提出的“我是谁？”一类质询，其实质是由对整个人类寻找真正的精神归宿、精神家园的忧患意识所决定的。叹息、独白、质询，作为一种方式，则意味着一种情绪，一种主动地透过人类生活表层的和谐而探寻到其内在的不和谐、不完满，进而向更高层的和谐、完满迈进的忧患情绪。这种情绪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它规定了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情感价值取向，也构成了东西方两大文学所共同拥有的文学忧患主题。
２、从中西文化、文学比较看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
文学忧患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作家对人类社会苦难现象的一种忧患的艺术审美体验。但是，这种体验联系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换言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的约束下，这种忧患的艺术审美体验，将导致不同形态的文学忧患意识的产生。
从中西文化、文学的比较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不仅能够看到两①① 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５
种不同文化背景、文化精神所产生的不同形态的文学忧患意识，同时也更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学忧患意识的本质特征。就总体而言，西方文化是一个在剧烈的斗争中发展进步的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人们通常所说的商业文化与海洋文化特征：富于冒险和开拓，崇尚个性和自由，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等等。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历史，呈现出不断毁灭而又不断更新的历史发展形态。文化重心的不断转移，理论学说的不断否定，如同浮士德不断追求的精神那样，西方文化始终是在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程中发展着。西方文化的这种性质，决定了西方文学的忧患意识形态特征，即西方文学的忧患意识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的忧患当中，多侧重表现出对其本体存在合理性的深深忧虑，就像基督教文化所着重强调的“原罪”意识那样（事实上，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方文化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往往在个体生理－心理层次上，在形而上学的哲学层次上，总是怀有一种深感其内在的不完满性的忧患意识，存在着一种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相抗拒、分裂的心灵冲突形式，并且通过忧患的主题思路，以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的终极性探寻来作为寻找精神家园的方式或象征，从而使文学的忧患意识在表现人类探寻困惑，承受困惑，预见困惑，不断发展前进当中，具有一种巨大的透视功能和预言意义。像早在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时代，荷马史诗对作为希腊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代表———阿喀琉斯的塑造，就包含着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和人类自身弱点的深沉忧患意识。实际上，透过阿喀琉斯的性格复杂性表现，古希腊人对以阿喀琉斯为代表而正在萌发的个人意识的深沉忧患意识是显而易见的。阿喀琉斯式的个人意识，是被西方文化性质所决定的。这种思想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但也给现代西方社会带来了难以治愈的社会弊病。拨开史诗作品所隐喻的层面而深入其中，就自然会发现阿喀琉斯式的个人意识放任自由，漫无矩度，其对社会的破坏性冲击，将必然会危及社会安定和人类自身的利益。因此，当人们从阿喀琉斯的悲剧中获得某种启示时，不就在２ ０００多年前的盲诗人荷马那忧戚的面容前，感受到其心灵深处的忧患意识吗？可以说，西方文学的忧患意识正是以此为基点，在由个人的生理－心理层次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哲学层次，由对个人意识的焦虑上升到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作终极性思考的过程中，构思了面对痛苦人生的哲学，并表现出人时常会“被抛入世界”的忧患感。尽管此后的西方文学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
时期，但是沿着这种主题思路，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作家都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巨大的忧患意识与以“个体生存绝望”情绪为代表的人生虚无感结合起来了。从而将寻找精神家园的人生终极追求，置于个体不断被毁灭又不断被创造的人生历史的链条上，不断地获得新的历史涵义。西方文学的这种忧患意识，其艺术审美形态呈现为“真”和“美”的形态结合，表现出符合规律性的认识倾向。这种审美形态往往具有崇高性特征的审美意向，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分裂或对立中呈心灵挣扎式的抗争，倔强和虚无的审美心理定势，使西方文学总是带有强烈的人生痛苦和绝望的感觉。与西方文化不同，建立在内陆农业社会和血缘宗法制度上的中国文化，是在社会政治思想基本稳定，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体制中平缓稳步发展的文化。人们常说中国文化的哲学理想是中和的，具备内陆农业文化的特征：趋于安稳和保守，崇尚功用和务实，讲求中庸与谐和，具有乐观精神、求同态度和肯定人生等等。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基本上呈现出一种静止不动的历史发展形态。其间，尽管文化的重心也略有变动，文化的派别也各有不同，但“儒道互补”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模式，始终制约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的形态特征，即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的忧患当中，多侧重表现出对其伦理规范和目的性的深深忧虑。人们常常称道中国文化为“乐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其实，所谓的乐感文化并非纯情的浪漫幻想而没有对现实人生的忧患意识，只是由于这种“乐感文化”性质所决定，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不像西方文学那样集中在个体的生理到心理层次、形而上学的哲学层次上———以与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相抗拒、分裂的心灵冲突形式来进行表现，而是紧紧扣住伦理、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强烈关注之情，展开以“国泰民安”为中心内容的忧患主题思路，并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承受历史留下的那种精神重担、承受人世间一切精神苦恼，使文学的忧患意识处处都表现出以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为重的人道主义精神。尽管在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中，也不乏“悲士不遇”和“忧生之嗟”的个体忧患，但是就总体而言，以忧国忧民为特征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始终是贯穿在中国文学忧患意识当中的一条主线。从这个角度来看，“悲士不遇”和“忧生之嗟”的个体忧患，仅仅只是表现的形式，既不是那种狭隘的个人患得患失的情绪，也不是那种自我哀怜的戚戚之心，其实质
内容是个体无法介入或参与国家集体等行动或不被重用之后的感叹心理，仍然是以国家、民族、社稷民生等群体利益为人生终极追求目标的。即使到了现代，不
少的现代作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鲁迅及五四时期的作家，也表现出对人及人的生命的苦恼、焦灼与绝望的情绪，对“人生究竟是什么？”发出系列的质询，极类似于西方现代派的那种对人生虚无，对个体生存绝望的忧患意识，然而，鲁迅及五四时期作家，其忧患的基本点是基于现实人生的，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社会和现实人生，因而其忧患意识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道德崇高感和为国家、民族利益的献身精神等伦理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中国文化顽强的“实用理性”精神和感时忧国的伦理激情，使鲁迅这位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在热衷于把个体作为一种独立的真实存在，并认真思考其生命意义时，也没有像西方现代派作家那样，建构和发展一整套关于对“存在”和生命的非理性主义忧患意识理论体系，而恰恰相反的是，从中引申出一整套关于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理性主义忧患意识的思想体系，使他作出的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许诺和献身精神，而这种精神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与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未悔”的忧患精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尽管中国文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沿着这条主题思路，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作家，也都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巨大的忧患意识与以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利益为重的人生谐和感结合起来了，从而将寻找精神家园的人生终极追求，置于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人生历程的链条上，使整个文化和对人生的忧患意识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历史内容。中国文学的这种忧患意识所导致的艺术审美形态，偏重于“善”和“美”的形态结合，表现出契合目的性的伦理认识倾向。这种审美形态具有优美、和谐、精致小巧的审美特征，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中，呈心灵超然式的恬静、超脱或消沉、无为的审美心理定势，并在强调“悲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和谐节奏中，使中国文学在表现人生苦难时，其巨大的忧患意识中仍然闪耀着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光辉。从中西文化、文学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我们看到了中西文学忧患意识的差异性。在这里，这种比较所得出的差异性，并不说明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说明二者不同形态的本质特征。在比较中可见，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显然偏
重于以国家、民族、社会和集体利益为重的伦理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所表现的寻找精神家园的意向是具有两种形态特征的。一是忧患主体始终不忘情于世，不忘情于国家、民族、社会和集体利益。以追求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为核心的寻找精神家园意向，充分表现出中国文人伦理情感和义务感的真正来源及根深蒂固。因而当这种倾向诉诸文学的忧患意识时，也时常地带有这样的规律———忧患意识愈是强烈，也就愈加表明宣泄伦理情感和实现伦理义务趋向的顽强；二是忧患主体以弃绝世事、看破红尘，或解甲还乡、退居田园的方式来消解介入，用“穷则独善其身”的伦理规范，将以追求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为核心的精神意向，建立在追求崇高的人格伦理风范、树立“德”性人格情操之上，因而当这种倾向诉诸文学的忧患意识时，又时常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忧患意识愈是强烈，也就愈加显现人格伦理风范，显现“德”性人格情操的高尚。
中国文学忧患意识以国家、民族、社会和集体利益为重的伦理内容，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都凝聚并传播了华夏民族的群体意识，成为维系国家与民族情感的一部分。中国文学中具有较强的民生意识、鲜明的爱国情感、高尚的人格风范和情操等特点与此也有密切的关联。同时，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还大大强化以悲为美、以善悲为雅的民族审美心理，使历代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将忧患作为一种情感宣泄模式，从而大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情方式、层次和内容等审美空间。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学的忧患意识当然也有类似的特征。不过，西方文学的忧患意识更多地倾向于在情感宣泄中，使人们对人类苦难的理性认识与把握，向来以充分肯定个人至高无上的价值，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作终极性探寻为核心。中国文学这种独特的忧患意识及其主题系统特有的文化内涵与美感包容力，使得诸如忧天悯人，相思怀故，失意离别等丰富的人伦情感与内容，都可以融入忧患的情怀中加以表露，同时，中国文学深层涵义的细密精致，象征比喻、语言表达技巧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得力于此。
３、中国文学忧患意识的表现形式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性的，并且与华夏民族性格的基本精神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那么，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具有哪些表现特征呢？我认为，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审美特征上来看，至少应该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特征。
３、１ 伦理性情感与理性精神相统一的特征
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往往具有较强的伦理色彩。所谓中国文学忧患意识的伦理性情感，其涵义指的是当外在的恐惧、敬畏转化为内在的自觉和欲求时，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的忧患，其表现形式就主要的是面对客观外界的缺陷而萌发的内心情感冲动。但是，这种情感又不表现为与客观外界的对抗，而是在强调作为对立面的人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必须相互渗透的前提下，在“天人合一”的主客体相融当中，使情感导向日常的伦理，并且通过实践理性来表现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像西方文学那样在人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对抗中通过以个体生存价值为核心的人生探索来表现精神力量。
中国文学忧患意识的这种伦理性情感与理性精神相统一的表现特征，体现在艺术审美的过程中，便形成了艺术审美境界谐和性的特点。所谓的“忧而不伤”，正是中国文学审美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忧患之作，其间尽管忧
患的内容有所差异，但强烈的忧患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不过，这种出自内心强烈冲动的忧患之情，不像西方文学那样，给人以绝望的审美感受，而是偏重于强调一种伦理的和谐，突出的是精神世界的道德秩序。同时，中国文学的含蓄、温和、优雅等艺术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密切的关联。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风格是沉郁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个体强烈的忧患之情，总是以囊括时代、社会和人生的忧患形式而加以表现，这也使得中国文学总是具有一种充满希望的艺术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西方文学的忧患意识表现的是个体生存价值和幸福被社会重压所摧毁的绝望之情，那么，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表现的则是社会道德与理性对于黑暗现实的胜利之希望。像屈原因忧愤而投江，但他不是失败者，他的忧患之作所体现的崇高而壮丽之精神，是永远鼓舞人心的。
３、２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特征
受中国文化观念所制约，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不是强调走向自我的忧患，而是强调由自我走向社会的忧患。在这种走向中，特殊的表现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相结合的特征。具体地说来，这种表现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展示忧国忧民的伟大抱负。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当中，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
神内涵有所变化，忧患意识的表现形态也有所差异。但是，忧国忧民的本质特征则是亘古不变的。在情感导向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爱国主义也是衡量人生、艺术的一个标准。被后人誉为爱国主义杰作的《离骚》，就突出了诗人以身殉国的精神风貌。从诗人那“既莫是与为美政兮，吾将从鼓咸之际”的呼喊声中，可以发现他的忧患之思所表现的理想和抱负，都无一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在中国文学中，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绝对不是一个空泛概念，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孟子》中称“天下之本在国”。国，也像母亲，意味着精神与物质生活的一个归宿，从中也显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等特点。因此，在走向社会的忧患中，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往往使诗人跳出个人的天地，而把忧患的目光投向广阔的现实人生，从而在忧国忧民的情感中使忧患具有更为深广的现实内容。二是展示居安思危的预言意义。中国文学强调走向社会的忧患，这使得诗人往往对于历史进程和现实人生都具有一种极其敏感的思想特征。在展示忧患意识的过程中，诗人往往比一般人更容易觉察到国家、社会祸患的隐伏滋生。例如屈原为楚国的安危日夜忧虑，而当时的楚国还并没有到亡国的地步；贾谊生活在“文景之治”的盛世，但他深谋远虑，时发忧世之言。杜甫在繁荣的唐盛期，却敏锐地感到大动乱的逼近。这种现象说明了居安思危的预言意义。当然，大诗人并不是预言家，只是心中的忧患时常地在安逸的环境中包容着国家和人民，这样也就在艺术的表现中，凭藉着对生活的敏感，表现出了对某些历史进程的预见性。这种预见性不一定就是准确的审时度势的结论，更多地是诗人忧患的一种主观愿望。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献身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既然忧患不是局限于个人的天地，那么，走向社会的忧患，也就应当承担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某种义务、责任。在中国文学中，从屈原的“上下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到鲁迅的“肩住黑暗的闸门”，都鲜明地表现了他们在忧患当中所展示的献身精神。可以说，这种精神不仅使他们最终获得完美的人生价值，而且也同样使他们的艺术创作获得新的价值取向，并为中国文学增添独具特色的艺术光彩。
４、中国文学忧患意识的运行趋势
既然忧患意识与寻找精神家园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中西文学各自以不同的表现形态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共有的忧患意识和文学的忧患主题。在东西方文化、②②
文学相互交汇、碰撞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也日益突出。与
此相关，中西文学忧患意识和主题的相互交融、补充，也日益显得重要。西方文学重在追求个人价值和幸福的忧患意识，往往在形而上的哲学层次上显示出人类忧患意识的深刻性，应为中国文学所汲取和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而中国文学重以追求国家、民族、社会和谐的忧患意识，突出了人类向往社会安宁、有序的理想，应自觉地同西方文学的忧患意识相交融、相补充。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上来看，这也是中国文学的运行趋势。这种运行趋势，不仅是可行的，同时也必将更进一步地丰富与发展人类共有的忧患意识和文学的忧患主题。
［参考文献］：
［１］ 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５．
［２］ 高尔泰．论美［Ｍ］．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２６０．
作文八：《忧患意识相关事例》2800字有关忧患意识的事例
１．美国黄石公园 养了一群鹿 人们为了保护这群鹿 捕杀了当地的几乎所有狼和山狮 鹿没了天敌 就该生活得很好了 开始的时候 鹿群数量的确增长了可是 没几年 鹿群数量开始减少 原来 没有了狼的追逐 鹿们不再拼命奔跑 于是体质下降 常常的病而死 而且由于没有了狼 数量猛增 导致食物不足 长此下去 可能这群鹿会全军覆没 人们为了拯救鹿群 只好又将狼请了回来 结果 有了狼的威胁 黄石公园的鹿群数量又开始增加 典型事例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 密苏里河两岸都有鹿群 但是东岸鹿群数量多 西边的少 而且 体质没有东边的强壮 后来科学家经过调查 原来东岸有一群狼 。
２． 有这样一个有趣而另人深思的实验，把一只青蛙冷不防扔进滚烫的油锅里，青蛙能出人意料地一跃而出，逃离陷境。然后又把同一只青蛙放在逐渐加热的水锅里，这次它感到舒服惬意，以致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却欲跃乏力，最终葬身锅底。由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出，青蛙对眼前的危险反映敏感，对还没有到来的危险反映迟钝。
３．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员工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微软公司还有三个月就要倒闭！”这似乎是杞人忧天、令人费解的。其实不然，盖茨这样说是要求员工都要有忧患意识，要不断进取 。
４．在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老百姓，都经常说：“日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阳光和空气”，“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地干，第二天就没有饭吃”。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国民对本国国情了如指掌，因此都具有忧患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这些不是值得借鉴吗？
５． 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６．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７．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２０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８．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１６６７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１３“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１６７６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９．明朝作家刘元卿，在一篇题为《猱》的短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猱的体形很小，长着锋利的爪子。老虎的头痒，猱就爬上去搔痒，搔得老虎飘飘欲仙。猱不住地搔，并在老虎的头上挖了个洞，老虎因感觉舒服而未觉察。猱于是把老虎的脑髓当作美味吃个精光。
１０．齐国将到末期了，叔向问齐国的名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如何？晏子说，这已经是没落的时代。这里古文称季世，因古文以孟、仲、季来代表大中小或先后次序，而最小或最后的又称叔；古文上的叔世，也就是末世的意思。季世即没落的时代。这里晏子是说，齐国已经到了没落的时代了，走下坡路了，他不能不说齐国要归陈家了。这时陈家是齐国的大夫，特权阶级，后来叛变。晏于说，现在齐国的政府对人民不关心，民心都归顺了陈家。以度量衡这件事来说，齐国的量数，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位，到釜的时候，则以十釜为一钟。而陈家居然创出自己的量制来，从豆到釜不用进四而都加一，成为逢五进位，所以钟的量在观念上更大了。他以家制贷放出去，以公家的量制收进来，说是用大斗贷出、小斗收回的方法，使民心归服。山货木材，海产鱼盐，从产地到市场不另加税，以利人民。而在齐侯统治下，一般人出三分力量，两分归公，只有一分留作私有。结果公家的东西多得都朽蛀了，但是负责公务的三老，却穷到饭都吃不上，整个国家弄到穷的愈穷，富的愈富。外加齐国刑罚太滥，多有断脚之刑，断脚的人太多，形成“履贱踊贵”，普通人穿的鞋子反而不如断脚者专用的“踊”价格贵。对一般人的痛苦，陈家却能安慰救助，所以大家都喜欢陈家，所有的人心，都被陈家骗去了，齐国的祸乱，恐怕难以避免。
作文九：《关于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的学习心得体会范文》1100字ｘｘ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军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自学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地安全保证。” 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是统一的。只有胜利时想到挫折，顺利时预见困难，机遇中察觉危机，才能使自己时时警醒，始终如履薄冰，充分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我们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如何在新的环境下，拒腐蚀、永不沾，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我军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我军必须坚定地经受住各种斗争任务和复杂环境的考验， 始终成为巩固党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要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战略机遇百年难遇，稍纵即逝，而要维护好、用好战略机遇期，就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捍卫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要坚定地履行好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稳定的神圣职责，坚决抵御外来侵略，打击各种分裂势力，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长期安全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要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时代的发展已使我国传统的安全边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平面安全观已经被不断向海洋、太空、电磁空间扩展的“立体安全观”、“全球安全观”所取代，少数大国正在争夺太空军事优势，电磁空间已成为继陆战场、海战场、空战场、天战场之后的“第五维战场”。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军建设的现状与未来高科技现代化战争要求的差距，扩展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不仅维护好我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安全，而且要关注和维护好我国的海洋、太空、电磁、生态、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作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ｘｘ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更加体现时代要求的国家安全观和外交战略。军队建设要提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更好地为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服务，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难兴邦，忧患强军，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军队建设不能安于现状，不能骄傲自满，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迎接未来高技术战争的挑战，在正视矛盾、揭露矛盾中前进！
作文十：《关于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的学习心得体会范文》1000字ｘｘ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军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自学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地安全保证。”
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是统一的。只有胜利时想到挫折，顺利时预见困难，机遇中察觉危机，才能使自己时时警醒，始终如履薄冰，充分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我们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如何在新的环境下，拒腐蚀、永不沾，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我军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我军必须坚定地经受住各种斗争任务和复杂环境的考验， 始终成为巩固党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要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战略机遇百年难遇，稍纵即逝，而要维护好、用好战略机遇期，就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捍卫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要坚定地履行好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稳定的神圣职责，坚决抵御外来侵略，打击各种分裂势力，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长期安全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要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时代的发展已使我国传统的安全边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平面安全观已经被不断向海洋、太空、电磁空间扩展的“立体安全观”、“全球安全观”所取代，少数大国正在争夺太空军事优势，电磁空间已成为继陆战场、海战场、空战场、天战场之后的“第五维战场”。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军建设的现状与未来高科技现代化战争要求的差距，扩展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不仅维护好我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安全，而且要关注和维护好我国的海洋、太空、电磁、生态、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作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ｘｘ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更加体现时代要求的国家安全观和外交战略。军队建设要提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更好地为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服务，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多难兴邦，忧患强军，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军队建设不能安于现状，不能骄傲自满，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迎接未来高技术战争的挑战，在正视矛盾、揭露矛盾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