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写张爱玲的《爱》
□／林岸琴
这里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成。
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的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打过招呼，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后来，上女孩家做媒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可未有一人能夺得女孩的欢心。
女孩每天晚上都会在后门口站上一会儿，她以为年轻人会再次出现，再次走到她的面前。
可是，对面的门始终是紧闭的，女孩也没再见过年轻人。 时光匆匆，又一年春天来临，万物复苏之际，女孩的心却陷在冬天的残雪中无得以见暖阳。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孩最终被迫答应嫁给东村丑陋的老财主，女孩的父母拿得了一笔不小的聘金，正在房中窃喜呢。
临嫁之夜，女孩依旧立在后门，手扶着桃树，一件月白的衫子，一如那年遇见年轻人那般。
不同以往的是，女孩走向了对面的门，叩了叩有些许铜绿的铁门。 “你还在么？”
无人回应。
女孩开始低泣，“明天我就要嫁给东村那老头了，或许不再回来了，很高兴你在这里与我遇见。再见！”
女孩迈着沉重的脚步掩面跑开了。那晚，没有月光，没有虫鸣，当然，女孩也没有发现，对面窗边有一抹病瘦的身影缓缓移过，一切都是那么地静寂。
第二天，女孩家办起了喜事，然而，对面家却办起丧事。女孩得知后，悄然地落泪了„„
几年过后，老财主死了，女孩被赶回了娘家，她喜欢走到后门口，扶着桃树，穿着月白的衫子，深情地伫望着对面那早已生了锈的铁门，微笑着。
她知道，其实他在这里，一直都在这里，为了遇见，为了厮守。
作文二：《干货| 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4100字自己的文章
文／ 张爱玲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
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知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米开朗基罗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这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的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巳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见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期泰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即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过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相适应的。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男人窦尧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小官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为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改掉一点的。
本文来源网络
作文三：《张爱玲没有写的作品》1600字张爱玲没有写的作品
张爱玲有过不少构思好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只是听过的人很少。她曾告诉宋以朗想写苏青和她小叔的故事，是一个名为《ａｒｏｍａ ｐｏｒｔ》的长篇，（芳香的港）结果也没有写。
张爱玲还想过写一篇名为《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小说，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对她的传统想象，但最终她还是放弃了这本书，她在与宋淇家通信中提到“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但根据推测，张爱玲很可能想把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张爱玲写信给宋淇说想写一篇《不扪虱而谈》放在《续集》发表，目前没工夫只要先让它去了。宋淇回复道“《不扪虱而谈》题目极精彩，但写起来极不容易。不过写出之后可以（ｓｉｌｅｎｃｅ）消除所有的窃窃„私语‟。”可惜跳蚤对张爱玲的困扰似乎达到灾难级，结果这篇文没有写成，而她很可能为了躲避跳蚤，就连《续集》的序也无暇顾及。据林式同说，她自１９８４年８月到１９８８年３月，几乎每星期搬一次家。为了跳蚤问题一直过着流离迁徙的日子，还怎么专注写作？她打算写《不扪虱而谈》，结果却是“扪虱而不谈”，十分讽刺。不由得想起《天才梦》中那句名言：“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占卜算命、心灵感应之类的事情一直是张爱玲感兴趣的，《异乡记》和《怨女》中就有一大段写算命的，１９３７年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张爱玲把漫画和真人照片结合，把自己画成水晶球的巫女，又画了她幻想中的各个同学的未来。张爱玲自己常借宋淇家的牙牌签书占卜，《张爱玲私语录》中说“Ｍｅｄｉｕｍ（通灵者）——从前胡ＸＸ就说我写的东西„有鬼气‟。我的确有一种才能，近乎巫，能够预感事情将如何发展。我觉得成功的一定会成功。”１９９０年，张爱玲对宋淇说，十二年来一直想写一篇讲相面的书，在洛杉矶中央图书馆见到的《美国总统列传》，“最粗目的是林肯照片特别清晰，耳垂分裂为二。因为找不到参考资料，文章变搁置了。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张爱玲写信给庄信正说：“我想写篇散文关于灵异，提起陈先生陈太太告诉过我济安病发当时的ｔｅｌｅｐａｔｈｙ。”陈先生指陈世骧，济安就是夏济安，他在１９６５年２月因脑溢血离世。Ｔｅｌｅｐａｔｈｙ是“心灵感应”，陈世骧夫妇的奇异经验，可见于陈世骧的《夏济安先生哀诔序》。“谈灵异”这篇散文，张爱玲没有跟我爸爸提起，但凭她写给庄信正的那句话可知，所谓“灵异”不是指鬼魂或Ｕ ＦＯ，而是指“预感”、“心灵感应”之类的现象。她晚年写给我爸爸的信，会偶然提及荣格（Ｃａｒｌ Ｊｕｎｇ），甚至讨论祈祷功效，这些话题都符合她的“巫女”气质，也跟心灵感应有关。
１９８０年６月７日，张爱玲打算以曹禺为题，写一篇叫《谢幕》的小说，讲一位访美的中国剧作家，在美国大学的鸡尾酒会，回忆起战后上海电影公司的盛宴，用两个派对来对比今昔。最后张爱玲也没有写，原因从她１９８８年这封信里可以猜到：“《谢幕》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两个ｐａｒｔｙ（派对），战后上海电影公司欢迎曹禺从重庆回来，加大演《雷雨》后的鸡尾酒会。他的私生活我其实一无所知，全部臆测，除了陪李丽华买衣料这件琐事。”张爱玲的写作态度非常谨严，在动笔之前，总要再三思考，把每个角色都想得清清楚楚，连面貌体型都有了明确的轮廓纹，才着手描写。既然对曹禺不熟悉，她便干脆不写。
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中学毕业，学校年刊《凤藻》曾刊登了一张调查表，由当年的毕业生填写自己最喜欢什么，最恨什么等等。张爱玲的答案往往出人意表，非常有性格，张爱玲称它为“爱憎表”。这“爱憎表”没有收入张爱玲的文集，也没多少人看过，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才被陈子善发掘出来发表，可惜没有写完。８０年代末，张爱玲还曾打算写一中篇小说《美男子》，更与宋淇二人往来了８封信，商讨一些情节，情况就如当年的《色·戒》，只是这次并没写成。
作文四：《张爱玲的观念写作》4800字上海沦陷时期，张爱玲横空出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她沉默多年，９０年代经过海外的几位汉学家力挺，张爱玲浮出水面，复大红大紫，以至于今天几乎家喻户晓。任何写作都可谓观念写作，每一个作家都是观念的集合体，也可以称为偏见的集合体，成就其文学的是其观念，使之失败的也是其观念。下文将以《倾城之恋》为例论述，张爱玲的观念如何阻滞了这部小说，又如何使得这部小说得以局部开放，尚有几丝光亮隐约地从中透露出来，解析这个问题对今天的文学创作或可有借鉴的意义。 《倾城之恋》讲述一个“苍凉”的故事，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故事是“苍凉”情调的主要承载者。因此男女之间是否存在爱情，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张爱玲本人对此加以否定，她极尽挖苦之能事。最为著名的就是这句：“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子。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得夫妻。”（８６页）读者容易在张爱玲的带动下迷失，自觉不自觉地转到她的立场之上，因此若想读懂张爱玲，就必须离开张爱玲。然而若小说只是写了两个“自私自利”男女的互相计算，这篇小说将无足观。我们模糊地觉得这对男女像在恋爱，又不像在恋爱。小说的风貌何以如此？这只能追问张爱玲本人的观念，小说人物身上总是投射了作家本人的影子。她自己在恋爱问题上就犹疑不定，似是而非。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张爱玲观念的外化，但由于其本人犹疑的态度，其观念本身就矛盾，因此小说就被两股力量拉扯着。上风、下风可以分出，但却不是一股风，而是两股风的较量。 小说开头、结尾两处有一句一模一样的句子：“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两句话标点符号亦同，说明故事开始与结尾内容与语气并无变化。一篇规模不大的小说，一句话重复了两次，总是因为心中对此有所郁结，故不得不再三重复。故事开头将这句话标举出来，结尾又冷不丁出来。可见这个“结”开篇就有，结尾还尚未解开，否则就不会再重复。祥林嫂何以不停地逢人便说阿毛，就是因为心结没有解开，她也没有力量解开。胡琴咿咿呀呀，故事基调定成了“苍凉”。读罢小说，结局大团圆，“苍凉”二字似乎无从谈起。《倾城之恋》写成一年以后，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说：“《倾城之恋》似乎很普遍地被喜欢，主要的原因大概是报仇罢？旧式家庭里地位低的，年轻人，寄人篱下的亲族，都觉得流苏的‘得意缘’，间接给他们出了一口气。年纪大一点的女人也高兴，因为向来中国故事里的美女总是二八佳人，二九年华，而流苏已经近三十了。同时，一班少女在范柳原里找到她们的理想丈夫，豪富，聪明，漂亮，外国派。”２ 《倾城之恋》似乎皆大欢喜，四处可以讨好，八面玲珑。然而张爱玲“苍凉”重复了两次，总不会无中生有，她一定是感觉到了苍凉。然而她感觉到的苍凉是什么？这个故事本身带给了张爱玲苍凉，还是张爱玲给这个故事赋予了苍凉的意味？“不问也罢！”亦重复两次。问源自闻，闻问本不分。《论语．学而》“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闻有主动问之意和被动闻之意，故子禽有是问。《倾城之恋》此处“问”应表主动去问，张爱玲似乎要抓住“主动”，“不问也罢！”然而她已经被动了，她毕竟讲述了下面一个“苍凉”的故事。一经讲述，她就身不由己。讲完之时，发现自己已经由主动转为被动，只好自我安慰或装腔作势地又来一句：“不问也罢！”若张爱玲真能抓住主动，那《倾城之恋》将不会被写作。因为她已经彻底绝望，因此可以“不问也罢”。杨朱彻底利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故杨朱无书。卡夫卡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故有遗言，将其著作全部烧毁。张爱玲没有做到彻底，她犹疑于两端：不问又问，问了又悔问。 小说定名为《倾城之恋》，原因正在此。张爱玲观念的本意是：没有爱情，只有“苍凉”；然而心有所不甘，于是成为：倾城之恋。若将名字如此来读，其意图会趋于明显――只有倾城，才可能有恋爱。张爱玲于绝望处留了一线生机。然而她的生机不在日常之中，而在非常之时。她选择的是太平洋战争，战前男女双方互相精打细算，战争中和战后短期恋爱了。日常之中，全是苍凉。白流苏家庭的炎凉，白流苏与范柳原的互相计算，作者浓墨重彩，不厌其烦地一一道来。战争给一个城市带来了毁灭，却给主人公带来了生机；战争让主人公流离失落，却让他们获得了自由。诚然，“在不可理喻的世界里”，“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８８页）白流苏与范柳原被战争抛入一个非日常的世界之中，“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秩序乱了，主人公才有可能看清楚，他们所依傍的一切都“不可靠”；而在向日的日常中，这些却是他们死生以之的东西。战争使得主人公解脱“钱财、地产”等的奴役，不得不面对自己，那时人才真正需要爱情。日常绑附绳索，战争解开绳索。白流苏在战争中才有了这种感觉：“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８４页）这就是张爱玲的生机，也是小说的生机。于是这部小说尽管“苍凉”，却多少有些生气。战争可遇而不可求，于是小说毕竟还是“苍凉”。张爱玲观念的局限就在此。日常在她看来，正如白公馆：“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５６页）然而日常未必就是“悠悠忽忽”，人不得不生活在日常之中。日常未必就是牢笼，其中一切都已沉沦，需要极端的非日常（比如战争）才能打破。生机就在日常之中，自由、爱情亦在其中，关键看自己能否“握土成金”。庄子曾说“道在屎溺”，至于极也。鹏扶摇直上，固然逍遥。人间世却千头万绪，烦恼万千。然而逍遥就在人间世之中，别无他所。没有外面，张爱玲尚需虚构一个外面来劝说、安慰自己，这是她的问题。 因此“苍凉”并非故事本身所有，恰是张爱玲事先的赋予。在张爱玲讲述的故事中只能看见她本身的偏见：“苍凉”。讲述故事就是阐释故事，没有什么客观叙述，苍凉之感一点一点地注入了这个故事。同一个故事，作家不同，生成的小说风貌就不同。丁玲３０年代有一篇未写完的小说，名为《母亲》。其与《倾城之恋》的情节有些类似，结局却有天壤之别。“母亲”由孱弱而至刚强，先脱离已故丈夫之家的羁绊，后又放脚，转入女学堂，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母亲”一步步摆脱外在的羁绊，其实也就是一步步摆脱自己本身的羁绊，脱胎换骨，由旧女性转变为新女性。她从一个世界跳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她可以决绝地否定自己。这是丁玲的观念，其利弊我们暂且不论。小说总是与作家本人血肉相联，小说成为作家的象。《倾城之恋》中“苍凉”的制造者就是张爱玲本人，这个故事只是承载了她的观念而已，当然她的观念如前所述，有苍凉亦有一线生机。然而张爱玲如何制造了“苍凉”？下面将分析。 承载“苍凉”基调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故事。家庭炎凉，这是楔子，要由内转到外，结论是内外都苍凉。家庭成员钩心斗角，白流苏处处被挤兑，她痛彻肺腑地说：“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５４页）家庭之外亦如此，张爱玲将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互相算计大肆渲染，因为苍凉正要在此得到体现。这篇小说是全知视角，叙述者开篇先定下小说的背景。空间先定格于上海，后慢慢锁定于白公馆。时间在空间的清晰之中亦慢慢清晰起来，只是突出了上海时间与白公馆时间的差别：“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叙述者可以安排时空，理论上亦可以自由出入任何一位人物。白流苏是主要人物，她自始至终在场。其他人物或开始在，后来不在，或半途插入。因为白流苏是主要人物，故她有内心独白。其余，比如四爷、四奶奶、徐太太只是点缀，只有插话，而无心理活动。范柳原为后半场的主要人物，但其心理活动非常少，往往一带而过，只有外部的对话或者独白。因此这篇小说类似全知视角，其实却是限制视角，叙述者固然可以任意介入每一人物，却往往钻进白流苏之中出不来，仅仅以白流苏口吻猜度他人。正如开篇所言，一切全知视角都是限制，因为人总是有盲点。点缀人物无内心独白，可以理解为没有必要安排；范柳原内心独白非常少，却有些说不过去。唯一的解释就是：范柳原是张爱玲的盲点，她理解不了这个人物，因此范柳原只是被做了外部描写。叙述者对范柳原的内心视而不见，而对白流苏却作紧锣密鼓地内心描写，而且何止描写，简直就是直接介入白流苏内心独白，时时“抢话”。叙述者在白流苏身上投入得过多，在范柳原身上投入得过少。但过犹不及，两个人物多少因此都有些扁平，是另外一种力量使得二者丰满起来。 我们举例说明，叙述者对白流苏的描写。白流苏与范柳原一起出游，被叫成“范太太”，范柳原说了一句：“你别枉担了这个虚名！”后面紧跟了一段白流苏的内心独白：“流苏吃惊地朝他望望，蓦地悟到他这人多么恶毒。他有意的当着人做出亲狎的神气，使她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然而如果她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７６页）我们几乎分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话，白流苏还是叙事者。白流苏的内心独白，理论上应该是直接引语，写成白流苏想：“我……”。但这里却以间接引语的方式陈述，白流苏成了第三人称（她），而且其独白并没有得到空间。白流苏被他者化了，叙述者有些按捺不住，窜入白流苏的内心独白之中，直接跳出来“抢话”。并非我特意挑选了一段，小说中关于白流苏的内心独白非常多，但其格式大体如此。白流苏的内心被叙述者的观念逼迫得非常单薄，似乎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 张爱玲不理解范柳原，却能够和白流苏打成一片。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误会频频，因为双方由于各有一个“我”在，短期内难以磨合。夫妻往往喻以琴瑟，因为二者须调，方能和。再加上张爱玲的观念从中作梗，他们之间的爱就被延期了，直到战争爆发，才有了转机。白流苏的“我”与范柳原的“我”有万般不同，除身世、经历等之外，尚有文化差异。二者频频试探，在文本中体现出来并非完全因为“苍凉”，却可以归结为文化差异。张爱玲观念的矛盾在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白流苏与范柳原在香港大中华饭毕，有一段对话：“柳原笑道：‘别又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不像这世界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氛围，很像唱京戏。’白流苏抬起了眉毛，冷笑道：‘唱戏，我一个人也不成呀！我何尝爱做作――这也是逼上梁山。人家跟我耍心眼儿，人家还拿我当傻子呢，准得找着我欺负！’”范柳原的话明显是讨好，但却用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流苏像唱京戏。比喻所关甚大，什么人用什么比喻，一个比喻关系着一个世界。此世界之外者，有自己的世界，非但可能不理解，反可能误解。范柳原“唱京戏”本来比喻“罗曼蒂克的氛围”，白流苏却解读成“做作”。此由文化差异造成，文中类似的争端尚有许多。尽管张爱玲“苍凉”的观念主导了小说，但那一线生机亦时常起作用。人物由此得以丰满，情节由此得以不再单薄。 张爱玲制造着她自己的苍凉，也抵制着自己的苍凉。其好与坏，成就与局限，由此可见一斑。其“苍凉”的观念阻滞了她的小说，其一线生机拯救了她的小说。这篇小说几乎就可以看成张爱玲观念矛盾本身的搏斗。因此《倾城之恋》尽管阴气逼人，但尚有几丝阳气若隐若现，但终归阴气过重。作家的观念在有意无意之中主导着其作品，好的作家，或许可以做到“屡空”。从头开始，寻找观念的局限，不断破除“我执”。张爱玲没有力量“屡空”，因此她的小说显得重复，重复非但没有破除“我执”，反而使之有所加强。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１ 此篇以安徽文艺出版社所出《张爱玲文集》第二卷为底本，引用只在正文标出页码，不一一注出。 ２ 张爱玲：《关于的老实话》，见《对照记》，哈尔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１
作文五：《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话》2400字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话
爱玲：
我坐在忘川里的湖边，看微风拂过，湖面浮着枯黄的柳叶，柳枝垂落水面，等待着风给予的飘落，那是种凋零的美。风的苍凉里，我听到了那款款席来的秋的脚步正透过水面五彩的色调，荡漾而来。湖水的深色给人油画的厚重感，那天边的夕阳，是你爱看的。不知道你经常仰望天空的那个窗台，如今是何模样，如今是谁倚在窗边唱歌。
我常以为，天空是湖泊和大海的镜子，所以才会如此湛蓝。我坐在这儿，静静地等你，我的爱。而你，此刻在哪里呢，真的永不相见了么。记得那时，我们整日地厮守在你的住所－－－－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五号公寓六楼六五室。爱玲，你可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想想也是好笑的，到现在我还无法解释当时的鲁莽。在天地上读了你的文，就想我是一定要见你的。从苏青那里抄得了你的地址后就急奔而来，得来的却是老＊＊＊一句：张小姐不见人的。我是极不死心的人，想要做的事一刻也耽搁不下，想要见的人是一定要见的。那时只有一个念头“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当即就立于你家门口写下我的电话和地址，从门逢塞进。
你翌日下午就打电话过来，我正在吃午饭，听得电话铃声，青芸要去接，我那时仿佛已感应是你的，就自己起身接了。你说你一会儿来看我，我就饭也不吃了，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吩咐青芸泡茶，只等你来了。我那时住大西路美丽园，离你家不远，不一会你就来了。我们一谈就是五个小时，茶喝淡了一壶又一壶。爱玲你起身告辞，我是要坚持送你归去，二月末的天气里，我们并肩走在大西路上，梧桐树儿正在鼓芽，一枝枝蠢蠢欲动的模样，而我们，好得已经宛若多年的朋友。
翌日一早，忍不住地一睁开眼就想要见到你，我打电话去，老妈妈接的，说张先生忙了一夜，在休息。但我还是很早就去了，从电梯管－理－员那里拿了报纸，坐于你家门口的楼梯上等你。老妈妈开门出去买菜，见到我，一定要我到屋里坐，我怕扰了你，还是坐在楼梯上的安心，直到你醒。你从门洞里歪出半张脸，眼睛里看得到你是欣喜的，这是我希望得到的回该。换了鞋，跟在你身后进了房间，你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当时我就想“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爱玲你的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什么都像生手抱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丝竹之音变为金石之声。”那天，你穿宝蓝绸裤袄，戴了嫩黄边框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你给我倒茶，放了糖的，才知道你原是跟孩子一般极喜欢甜食的。此后的数日，每隔一日，我是必去的，到后来竟是止不住地天天要去了，而你也是愿意见我的。我们整夜整夜地说话，才握着手，天就快亮了。
这样，有半年光景，我们就结婚了。可是世事布下的局，谁能破了？
之后，因为因时局发展，我又辗转武汉，在那里认识小周，自次背信于你。可是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人都要疯掉了。次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我被划为文化汉奸被政府通缉，到温州老家避难，与秀美成婚。你来看我，要我于小周同你之间做出选择，我不愿舍去小周，更不愿失去你，我无法给出选择，你在大雨中离去。间隔没几日，我又回到上海，去你那里，我们再不像从前那般亲近，甚至我轻触你手臂时，你低吼一声，再不愿我碰你。我睡了沙发，早晨去看你，你一伏在我肩头哽咽一声“兰成”，没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面。我起身离去，回到温州。数月后收到你来的诀别信，随信附一张三十万的支票，是你的《太太万岁》和《不了情》的剧本费。
自你与我分手后，我依旧是每每写一文都要给寄予你，直至写成《吾妻张爱玲》后，你把我寄去的所有书信原址退回。想我是不自量力的。而你是说到做到的：“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再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爱玲是真的不喜欢我了，那个“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爱玲不见了。爱玲，记否我们初见时我写给你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如今看来，我终究是不能明白你的。你原是极心高气傲的，宁可重新回到尘埃之中，也不甘让我时时仰望了。之前我竟一直愚笨到想你永远是我窗前的那轮明月，我只要抬头，是时时都能仰望见你的。
上次遇见炎樱，炎樱说我们：“两个超自以为是的人，不在一起，未必是个悲剧。”我说：“爱玲一直在我心上，是爱玲不要我了。”听了这话炎樱在笑，又说：“两个人于千万人当中相遇并且性命相知的，什么大的仇恨要不爱了呢，必定是你伤她心太狠。有一次和张爱一起睡觉，张爱在梦中喊出＇兰成＇二字，可见张爱对你，是完全倾心，没有任何条件的，哪怕你偷偷与苏青密会，被她撞个正着；还有秀美为你坠胎，是张爱给青芸一把金手镯让她当了换钱用。这些，虽然她心头酸楚，但也罢了，因为你在婚约上写的要给她现世安稳的。”我无语，只能用李商隐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来形容我的懊悔。当时炎樱是我们的证婚人，你在婚书上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我亲手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可是没有做到的是我。
忽儿又想起那日你对我说：“我自将萎谢了……”。不，爱玲，我立时慌张起来，你要好好的。我去找你，熟悉的静安寺路，熟悉的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矗立门前，门洞紧闭。我曾经无数次地在门洞打开后看到你可爱的脸，可是你毕竟是不在了。六三室的妇人粗声对我说六个月前你已经搬走。我想像不出那一屋的华贵随你到了哪里，那一层金黄的阳光如今移居到了哪儿，还有那随风翻飞的蓝色窗帘遗落在何处。离开的时候第一次没走楼梯，我在这昏黄的公寓楼梯间里隔着电梯的铁栅栏，一层层地降落，仿佛没有尽头，又恍惚如梦，我仿佛是横越三世来见的，而你却不在。
想你于我之间的事，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你是一直清醒着的，而我……
梦醒来，我身在忘川，立在属于我的那块三生石旁，三生石上只有爱玲的名子，可是我看不到爱玲你在哪儿，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而我，终将是要等着你的。
作文六：《张爱玲写给女人的话》1800字张爱玲写给女人的话
１、就算眼前的这个男人，千般好，万般好，处处是优点，他不爱你，这个缺点，你永远改变不了。
２、分手时，不哭。当然，不是要你一点都不哭。当着面，别哭，背地里，往死里哭。
３、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自私、野蛮、任性，而是偏执的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４、不管你的条件有多差，总会有个人在爱你。不管你的条件有多好，也总有个人不爱你。
５、抓住男人的不二法门，应该就是，永远不要让他满足。
６、打扮的再美，穿的再昂贵，那只是个幌子，用善良做的外衣才是真的美。
７、如果我们责怪爱情伤害了我们，那请问，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你点头答应爱情的来临。
８、能开口说出的委屈，便不是委屈。能离开的人，便不算是爱人。
９、所有爱着的人，爱过的人，都做着同一件事，犯贱。
１０、心里能装着一些时间带不走的淡淡悲伤，也是一种幸福。
１１、人永远是寂寞而自我的生物。无论多么真诚的说出自己的爱，也总会有无法被理解的心情。
１２、不卑不亢，从容优雅，面对一切。
１３、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不想走开；一个人，对你借口太多，那是因为不想在乎。
１４、有的事情，没法说明。你觉得值，就值，你觉得不值，别人说值，你也觉得不值。
１５、要明白一个道理，男人可是轻易的喜欢一个人，但不会轻易的爱上一个人。
１６、女人，恋爱的时候，就像，与世隔绝般。
１７、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留点空间给自己，留点空间给对方，留点美好给距离。
１８、有的时候不要太计较，男人都有点粗枝大叶，忘了一件事，不代表他不爱你，别自己吓自己。
１９、女人，往往喜欢坦白心事，男人，则恰恰相反。
２０、有时候，学会把失望当做一种收获，因为有期望，才会有失望。
２１、女人的心慈手软，与男人的口是心非，成正比。
２２、不要妄想试图改变谁，因为谁也改变不了谁，只有，他愿不愿意为你改变。
２３、时间，可以了解爱情，可以证明爱情，也可以推翻爱情。
２４、自由可贵，但是，每天数以万计的人，在用自由换取爱情。
２５、你可以虚荣，因为，那是女人的天性，但，不要让自己变成为别人增加虚荣的工具。
２６、不要说，这世上没个好男人了，不要去记恨那个抛弃你的人，毕竟曾经爱过你、疼过你，宽容会让你更美丽。
２７、不要去好奇，不要去关心，他的现任女友长得如何？身材如何？你这样只是自寻烦恼罢了。
２８、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哪怕是很愚蠢的，也总比言而无信的好。
２９、不要在你哭泣的时候，说气话，下决定，你会后悔的。
３０、他说，我累了，让我冷静一段时间，好吗？你就说好，因为，他是来通知你的，不是来取得你同意的。
３１、你清纯就罢，你假装清纯，比丑还难看，明白吗？
３２、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成功，但是，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
３３、女孩子要自爱，不管你遇到多大的打击，不管你遇到的情况多么悲凉，借故堕落，也是堕落；越是不爱自己，越是没人爱你。
３４、美貌、智慧、金钱，很多事，都是天生注定的，别想用你那嫉妒心，改变什么。
３５、小心眼、嫉妒心、仇恨、报复，女人的伎俩不过如此，你要施展没关系，关系的是你别被人发现。
３６、放好心态，失去的东西，不要悲伤，你就当，他本身就不属于你。
３７、尽量做个优雅的女子，千万别做作，因为，做作的女人，不仅女人讨厌，男人更讨厌。
３８、独立，永远。不管，感情还是金钱。
３９、嗯……不要在哪几个场合相信男人的话呢？床上、他开心的时候、有求于你的时候、犯错的时候。
４０、不要想尽办法的向很多人炫耀，你有很多男朋友或者男性朋友。因为，别人不仅不会羡慕你，只会看轻你。
４１、不要整天问，你爱我吗？当你问的时候，他就不爱你了。
４２、２０岁以下，你相信偶像剧，那就算了。２０岁以上，你还相信偶像剧，那就完了。
４３、要知道，一个男人好与坏，不是看他花心还是专一，自古男人都花心，而是要看，有没有控制力。
４４、有没有发现，往往刻骨铭心的爱恋。通常，没有好结果。
４５、烟、酒，从古至今，被公认为两大毒药。而对，女人，爱情这一样，足以致命。
４６、勇敢的女人，永远比懦弱的女人美丽。如果，你的爱人不爱你，我劝你还是勇敢点分离，好过，懦弱的纠缠。
４７、善于妥协的女人，很宝贵。但是，只善于妥协的女人，很廉价。
４８、通往女人灵魂的通道是阴－道。
４９、女人一旦爱上一个男人，如赐予女人的一杯毒酒，心甘情愿的以一种最美的姿势一饮而尽，一切的心都交了出去，生死度外！
５０、不要做女强人，要做强女人。
作文七：《读张爱玲的文章后我对人生的感悟》2300字学习张爱玲后我对人生的感悟
张爱玲是文坛的奇才，文字在她的笔下才有了真的生命，直钻进我的心里。读她的书能在其中找到莫大的快感，这种快感来源于她那奇丽而又精美的语句恰好契合了我心中那无法表达的感受。同时，又为张爱玲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所折服。她更是善于挖掘人性。她眼中的世界也许异于常人，她能看到，听到，感受到我们很容易就被忽视的东西。
在她的作品中这些均不难发现，并启迪我换一种视角去看待人生。例如郑川嫦的悲剧。她得的肺病是一种美丽而风致的病。对应于社会中不配合不适应的知识分子。而自私的父母因各自的原因放弃了对她的治疗。在她的死后为她修砌非常好的墓穴，实际上是在赎他们犯下的罪。她自己的性格又老实沉默，自尊心强，在弱肉强食的家庭中不占优势。这才造成了她悲剧的人生。她表面上死于肺病，实际死因另有隐情。“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笔锋一转，“她死在三星期后。”文章的张力瞬间被拉大了，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小说中人物所得的病并非是凭空捏造的，正如林黛玉一样，肺病使她身形渐瘦，缠绵于病榻，也更衬托出了人物的别样风姿。郑川嫦的父母对她的做法让我感受到父母对孩子的或许也是有条件的。倘若她没有得这种富贵病，倘若她在这个大家庭中非常出色，也许他的父母会另眼相待，所处的境遇也会截然不同。倘使他自己性格上不那么懦弱沉默，如果能像王熙凤一样，或许她也不会酿成这种悲剧的人生。
她自尊心过强，或许她应像倪喜那样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今天这个竞争力如此大的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女性要想真的和男性拥有相同的地位就势必要付出的更多，在这时我们或许应该适时的放下强大的自尊心，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生下来，活下去，这才是生活。我觉得倪喜身上所展现的强大的生命力，在那样苦的条件之下，将她的孩子养大，努力的生活着。就单凭这一点我就敬佩她，在特殊时期和特殊条件之下，很多的事都不能不过片面的去判断。这就好像是在抗战时期，日本人逼迫机关的人员学习日语，那些人为了家中的妻儿老小，被迫学习了日语，难道他们就是投敌叛国吗？所以很多的时候事情不能单一的用一种价值标准去判断。
《五四遗事中》给我们带来的是对五四运动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新的东西的新的思考，我们学外国人称呼女士为密斯，单纯的认为称呼上的改变就是追求新的生活的标志，但事实上只学了一个皮毛，骨子里还是很旧的。就好像现在东西各种山寨版一样。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理论与思想的精华，而不是只略学一个皮毛。罗文涛的经历就展示给我们那个时代某些人人生的荒诞，在被封建包办婚姻控制了这么多年的大地上真正的推行婚姻自由，谈何容易，这需要磨砺才能懂得什么叫恋爱。
就好像是中国的一个现状，学习外国的先进理论，先进的技术，回来搞山寨，是对文化的一种浮夸的领悟，只学皮毛，而学不到精华毫无意义，到头来很可能东施效颦，以失败而告终。对事物的人是要深刻，这样才能有所建树。
张爱玲的人生更是让人嗟叹。
张爱玲的母亲缺席多年，母女的关系并不融洽，或许是这位母亲不清楚表达爱的方式，最初回国后，只关心自己的女儿如何成为上流社会的淑女。却没有真正的关心自己的女儿。张爱玲与母亲的距离是那么的远。“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这表明张爱玲依恋父亲的文人气质。
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的环境如何，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一个孩子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待人生的态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家庭教育的关键就在于沟通。很多问题其实坐下来聊一聊，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也许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子女对于父母，更多时候应抱有感恩的心态去看待父母的决定。或许他们的一些做法或观点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们好，或者说不会存心去伤害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去感激我们的父母，去感恩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感激生活总是给我们多于我们想要的。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爱情几乎耗尽了她的精神。他见了胡兰成后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是多么的美好啊。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放低姿态，心中充满幸福。张爱玲在给胡兰成的回信中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啊，在了解了事情的缘由后很多事自然就理解了。也就容易原谅别人的过
错。在生活中遇到一个懂自己的人谈何容易。张爱玲心甘情愿的接受正统婚礼的种种程序，表明他对的人归宿感和期待。但这份婚姻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胡兰成从没有给过她具体的承诺，“诺言的诺字和誓言的誓字都是有口无心的”。或许那些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承诺毫无意义。在和胡兰成分开这件事上，张爱玲展现了张家人的决绝，断得如此干脆利落。也许毫无意义的纠缠下去，也只能加深痛苦。缘已尽，泪已干，确实没什么好再留恋的了。或许真爱到头来都是痛苦的，张爱玲生命中最华彩的一段犹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她在《私语》中提到过她想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这表现出他想让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有独立的空间，没有任何牵挂的生活。不过能够拥有那样华美的一段经历，能够遇到自己的真爱，不管最后结局怎样，我想到了垂暮之年，都会是一段宝贵的回忆，让人深深铭记于心。
当代的女性更应在经济上独立，最好也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样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保证自己在组建家庭后不会失去社会的属性，而只保留了家庭的属性，现代女人不应该只在家中相夫教子，而经济上的独立，是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不但只是空间上的独立，更是子精神和思想上的独立。
张爱玲带给我们的远远多于她的文字中所描写的，无论是对人性的感悟与理解还是看待问题的角度。这都很值得我去思考，她笔下刻画的人物都很饱满，性格鲜明，都有很大的特点。
作文八：《张爱玲的爱情_情感文章_短美文网》800字张爱玲的爱情
张爱玲，笔名梁京，生于上海望族家庭。她是家喻户晓的现代女作家。但惭愧的很，我未曾完整拜读过她的作品，世人评价她：天性内倾，不善与人交往，却才华横溢，以都市市民的独特视觉解读人性和世俗，她的笔触可深入到人性最隐的微度，充分挖掘人性百态······对张爱玲的作品陌生似我是未能感受到这些的。对于她，我脑海中印象是：果敢、独立却又纯粹、痴情。当然这些印象皆源于我唯一所知的她与胡兰成的倾城之恋。
二人相识之初，张爱玲与胡兰成因文学相谈甚欢，那时，张爱玲便清楚对胡兰成，自己心底是喜欢的，没有女儿家的扭捏，张爱玲勇敢地张守拥抱爱情。陷入热恋时，张爱玲便是身心投入，全然抛开身份、地位、世俗，爱得超尘、纯粹，为爱，她可以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只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即便是在胡兰成“汉奸”骂名远昭之时，她依旧爱得痴狂，默默支持着爱人。张爱玲便是这样一位女性，在“爱”面前，果敢向前，为爱痴狂，爱得那样纯粹。
面对胡兰成的背叛，张爱玲是痛心的，却也是宽容的，她想：二人的爱还在便够了，何须执念？她大概不曾料想自己在爱情面前竟真可低到尘土吧？但能悟出“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的她岂是俗人？让她最终放弃这份执着的是他发现胡兰成对自己越来越疏远，他的爱已日渐消散。于她而言，爱不在了，便没有了执着的意义，且，她的高傲不允许自己纠缠，于是她执笔决绝：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就这样断然绝了二人的万缕千丝，那时，她是果断而洒脱的，洒脱放手，断然把自己的爱封闭起来。即便是人生从此萎焉，她也决不要这般爱着。“老死不相往来”于她而言是残酷的，但她的爱情是纯粹的啊，一旦纯粹不再，她怎能接受？
在爱情里，她的故事是悲情的，透着凄美。爱情来的汹涌，果敢接受的她让人激赏，爱得纯粹似她，让人感叹；当爱逝去，果断决绝的她让人震撼，为她的洒脱折服。是的，这就是张爱玲，独一无二的张爱玲。
作文九：《相识相知：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文章情缘》18600字文章摘自《胡兰成传》
作者：张桂华 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本书简介：《胡兰成传》因张爱玲，胡兰成的身影才从尘封的历史中逐渐显现。其人，其文，其作为，众说纷纭。《胡兰成传》作者从其家乡故里出发，带领读者一路相随，历经上海、香港、日本、台湾，看他如何投身汪“和平运动”……［连载内容］
张爱玲
胡兰成在与张爱玲相遇之前，除了玉凤，又经历了两度婚姻，一度离异。
１９３２年，胡兰成南下广西，次年转百色的广西第五中学任教，与全慧文结合，生儿育女。胡兰成北归，然后到上海《中华日报》，抗战发生从上海到香港，两年后再回上海，来去拖儿带女的，就是这个在广西百色成立的“全慧文家庭”。
胡兰成投身汪伪集团，１９３９年年中回到上海，做了报纸总主笔，做了汪伪国民党“中委”，以后又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一下子做官发迹，身份与广西时期那个中学教师已大不相同，与香港时期那个六十元港币月薪、害着眼病可怜兮兮的小编辑更大不相同。中国男人，多收了三斗米就想讨小老婆，何况像胡兰成这样陡然一步登天的？与中国一般男人的举动无异，胡兰成也在此时“休掉”了旧妻，别有怀抱。当年玉凤的担心——自己含辛茹苦，到男人一旦出头，享受的却另有新人，这一命运，玉凤没来得及遇上，却降临到了这位“百色”妻子的头上。
全慧文应该要比时时生活在贫苦困窘中的玉凤要好，不过好得也有限，她跟着胡兰成流离南北，先从广西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香港，然后又再度北归回上海。可当生活像是有了希望时，一切却随之而去，没有她的份了。全慧文为胡兰成生养了最多的孩子，胡兰成现在大陆的六个子女，全慧文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不知胡兰成是否给过像样的“遣散费”？她自此以后的命运如何？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近年公布的回忆说，全慧文精神有病，晚年由其子女抚养。［１］不知其病是否与胡兰成有关，或与此次离异有关？是因病而离还是因离而病，不得而知，但胡兰成对其的不仁不义那是毫无疑问的。胡兰成对此无一句话可说，在其回忆中无一词辩解。
胡兰成与全慧文离异大约在１９４１年，在其担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后期。胡兰成将侄女青芸和儿子阿启从家乡嵊县胡村接出、到上海安家，应该就在与全慧文离异之后的事。全慧文离开，子女却未带走，全留给了胡兰成。胡兰成身边少不得女人，对子女却无多少兴趣，他经常在上海、南京两地跑，子女需要有个家，也需要有人带养，侄女青芸已长大成人，将青芸和儿子从胡村接到上海，两家合为一家，由青芸做家长，正是一举两得再理想不过的事。
在与全慧文离异前后，胡兰成搭识了舞女出身的应英娣，成就了他的第三次婚姻。此中过程，应的来历，胡兰成从未细说过。从他以后逃亡日本与佘爱珍结合之际，应英娣又再度出现，可以猜想，胡兰成与应的结识以及其后的婚姻，与佘爱珍大约不无关系。佘是上海“白相人嫂嫂”，在上海交游广阔，与舞女这辈人自是熟识。胡兰成的所有女人中，唯有应英娣是与他共富贵始终的，似与一般舞女的身份性格也相合。
胡兰成与应英娣结合，应自然不肯走进胡兰成上海的家，胡兰成也不会愿意将应英娣带进自己的家受委屈，陷入一大群没有母亲的孩子中，他娶这位战时夫人本不为儿女。他将前两次婚姻遗下的儿女，留在了上海家中、留给了忠心耿耿的侄女青芸，自己带着新娶娇妻往南京安家。此时他被解职宣传部次长后又重新出任法制局长，法制局长需长驻南京，而法制局长职又实在轻闲，每日只需办公三四小时，他与应英娣别营安乐窝，陷入温柔乡中很过了一段舒服的小家庭生活。
这段婚姻持续了两年，直到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直到胡兰成与汪伪政府反目，离开南京回上海，彻底地投向了日本人。
张润三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胡兰成被改组派（严格地说应该为公馆派）赶出来（指赶出伪宣传部——笔者），周佛海派自然欢迎。胡与周派勾搭上后，当上了上海《国民新闻》报的总主笔。后来胡又和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姘上了。林（指林柏生——笔者）派的人，乘机煽风点火，唆使胡兰成的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满城风雨。［２］
张润三所写，前面所引的在时间上的错误，已经辩正。这段不知时间上是否有问题。这里的胡兰成的“老婆”，应该是指应英娣，因为按胡兰成的说法，他是在被免法制局长职后才与张爱玲相识的，那时他的“老婆”正是应英娣。能够被别人“唆使”后“大闹特闹”，弄得“醋海风波，满城风雨”的，也像是应英娣的作为。以后胡兰成与应在日本再度相逢，事过境迁已十年，两人见面也时常吵得不可开交。若张这里说的胡兰成的“老婆”是全慧文，那就是胡兰成在与应英娣结合时，并未与全慧文离异，他此时在三个女人之间周旋。这种情况，按胡兰成的个性倒是有可能的，但与全慧文的性格不合，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的回忆，全慧文此时应在胡兰成家乡胡村和上海两地养病。
不过，从张润三文中可以知道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时，两人并不是一帆风顺走到一起，还是经历了一番尴尬的。按胡兰成的“荡子”性格，对这些当然无所谓，在张爱玲确实是有一点难堪的，按世俗标准，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拆散了原来的家庭，用现在的话讲，张爱玲就是所谓的“第三者插足”。两人虽曾经过如此“大闹特闹”和“满城风雨”，可无论是胡兰成还是张爱玲的笔下，未见有一字半句提及，可见两人的文章素养。
顺带说明一个情况：
在前所引的张润三文章中，张文在所有提到胡兰成之处，都将“胡兰成”写作“胡竺成”，将“张爱玲”写作“张爱珍”。［３］这显然是故意的，不是简单的对人名的记忆错误。一个人对与自己有过关系的人名发生记忆错误，可能会记错在读音，记错在同音不同字，而不会记错在字形，而这两个人名中的两个错字，音完全不同形却相近，显是特意如此改动且改得不差太远。不知道算是怎么回事。
此文写于１９６３年，发表于二十年之后的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４］。唯一可推想的原因，可能因为此时大陆刚开始谈论张爱玲，柯灵先生《遥寄张爱玲》［５］的名文即在这一年年初公开发表。其时张爱玲人还在美国，可能为了“统战”之类的原因，因而编辑部在发表时，将张文中的人名临时作了如此音错形相近的小小改动。不知道张爱玲的，自然不会知道指的是谁，而对知道张爱玲的人，又绝不会弄错。既尊重了历史，又不妨碍现实，也算巧妙。
相知相爱
按照胡兰成自己所记，他知道张爱玲，欣赏赞叹之，以及其后的主动谋面相见，其过程是这样的：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这样糊涂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监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但是我偏偏又有理性，见于我对文章的敬及在狱中的静。
及我获释后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６］
胡兰成被免法制局长，是在１９４３年春天，苏青的《天地》月刊创刊号是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０日，胡兰成“坐监牢”是在１９４３年年底和１９４４年年初。按以上所记，那么胡兰成看到张爱玲的文章，是在１９４３年的１０月，真正见面是在１９４４年的年初，过完农历春节以后的事了。
不过，笔者总觉得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时间上比他自己写的还要早上几个月。证据有这样几项：
一是，前面第四章在介绍胡兰成义母时已提过，张爱玲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所写的《金锁记》中的七巧，其人物原型显然就是胡兰成的义母。这是内证。
二是外证，就是张润三文中所说的，胡兰成宣传部的同僚们唆使胡兰成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若是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才知道张爱玲，１９４４年年初才见到张爱玲本人，那时胡兰成早已不是宣传部次长，且做了一任法制局长后也已去职半年多，若有同僚为应英娣打抱不平，唆使其向胡兰成和张爱玲“大闹特闹”，那不会是宣传部同僚而应该是法制局同僚。若张润三所记不错，是胡兰成的宣传部同僚唆使应英娣“大闹特闹”，那胡兰成和张爱玲之间的相识相知在时间上应该就要早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应英娣其时还与胡兰成宣传部同僚间有接触有来往，胡兰成宣传部同僚与其之间的恩怨还未被彻底忘记和了结。
另外，还可作为补充证据的就是，胡兰成“坐监牢”期间，张爱玲与苏青曾到周佛海家去为他说情。以张爱玲的个性，以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个当时上海风头正足的大才女身份，她们会为一个从未谋面也不相干的人去说情？而且说的是什么情，是她们全无关系也不感兴趣的有关汪伪政府内部的事？
说情一事，可能还有其他内情，不像仅仅是两个才女的“怜才”之举，因为若说胡兰成是有才华的，可此时的胡兰成还未表现出怎样的才华，他为汪精卫“和平运动”造舆论声势的《战难，和亦不易》的时论，总不会引起张爱玲或苏青的兴趣。他早期的散文集《西江上》，他自己大约也不好意思提，事实上张爱玲、苏青也不可能知道，而他的文艺性的批评文章当时还只有零碎几篇。他的诸多政治论述，是在他到武汉《大楚报》时期写就成集的，他那自以为可与张爱玲作品媲美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以及其他著述，更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张爱玲、苏青究竟“怜”他的是什么“才”？“怜才”又从何说起呢？
这样看来，张爱玲和苏青为胡说情一事就颇费人思量了。极有可能的是，在胡兰成“坐监牢”之前，他已经和张爱玲相识，两人之间已见过面，或者，至少两人之间已相知——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且互有好感。再有的可能，那也是最坏的揣测，就是他们三人包括苏青在公开场合、在胡兰成办《国民新闻》其间，还有就是类似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类的地方，胡、张或胡、苏或胡、张、苏三人之间相互见过面。张爱玲自己在其１９４６年１月再版的《传奇》的前面，写过一个简短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一开始就是：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注销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７］
张爱玲公开如此声明，没有作为“文学者代表”去参加什么大会，这是可以相信的。他人从私生活、从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上谩骂她为“文化汉奸”虽事出有因，却无多少道理，她自己也已经说明了。她没有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可其他相类似的公开场合是否涉足过呢？因而就在这样的场合结识了胡兰成？张爱玲不曾，比张爱玲更早活跃于战时上海的苏青是否可能呢？若果早已相识相知，胡兰成却不直说，肯定有他的理由。
不过，这里仍以胡兰成的记述为准。
从胡兰成记述来看，胡兰成当时并不认识苏青，而苏青是知道他的。胡兰成担任过《中华日报》总主笔和《国民新闻》报总主笔兼社长，也在一些杂志上写过若干文艺性文章，加上又在汪伪政府中任过宣传部次长和伪法制局长，算得上是汪伪时期的“闻人”。苏青不认识他，却特别将新编杂志寄来南京，想来不仅是因为他的官也因为他的文，寄杂志给他一则联络，二则也是约稿，不意此举竟成了胡兰成与张爱玲相知相识的开始。
胡兰成看了苏青寄来的《天地》杂志，看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立刻欣赏和激赏，欣赏激赏之余，转而向苏青打听张的详细，不知是由于他的打听由苏青转达过去，张爱玲才开始注意他，还是张爱玲原本就知道他，反正在两人见面之前，张爱玲也已欣赏他的“才”，故此而有胡兰成“坐监牢”，张爱玲和苏青一起去向周佛海说情之事。
直到胡兰成“坐监牢”出来后到上海，两人才见上面。
第一次见面，胡兰成是有些失望的，因为张爱玲和他的想象完全不同，在他肯定是希望文美人也美，但文美的张爱玲人却不美，这不是一时一面的偏差，十余年后写文重忆当时印象，胡兰成仍是保留着如此观感。张爱玲看上去像一个女学生，还没有一般女学生的成熟，包括身体上的和态度上的。他甚至开始担心她的生活是清苦的，所以询问她写稿的收入，而她也如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回答。他没见到人之前觉得她高不可及，此刻，看到如此平常的她，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仰视，可以坐直了，他开始点评她的作品，叙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这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主要是他讲她听。胡兰成搭识女学生是有经验的，虽然年轻时从没有成功过，现在已年近四十，面对二十出头的张爱玲，他自然游刃有余，送张出门时，他还来了一句调笑话：“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第二天，胡兰成回访去看望张爱玲，张爱玲房里的华贵气让他有些不安，他第一次看小说时是惊奇，第一次看到她本人时是惊讶，第一次到她房间，他还是没脱那个“惊”字，只是这次是惊艳了。“华贵”，是胡兰成为张爱玲精心选择的字眼，这不会是指富贵堂皇，张爱玲住的不是豪宅大院，只是华洋杂居的公寓楼，不可能有怎样的排场摆设。即使有，此时的胡兰成也已不是当年那个初出胡村的乡下孩子，胡兰成是爱慕繁华希冀富贵的，可他已见过世面，做过高官，见识过各等的富贵豪华，不说以前的杭州有钱的同学家，即便在上海，他到过周佛海、李士群等显贵人家，极度奢靡淫侈的吴世宝家更是常来常往，张爱玲的公寓房是不可能与之相比的。所谓“华贵”，所谓精心选择，那是胡兰成来到张爱玲家，直面张爱玲本人后所有的一个完整的感觉，公寓房没有进深，无须登堂入室，他相当于直接走入了张爱玲的闺房。当然，“华贵”之类，还包括他没有忘记张爱玲的显赫家世，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以及祖母的父亲李鸿章。不过，显赫确是显赫，张爱玲那位祖父张佩纶实在是不值得怎样提说的，对照早年在京城做“清流”时的那些宏言傥论，张佩纶在福建海战中的表现真是一场可耻的笑话，个人为保命狼狈逃窜倒也罢了，南洋水师未战先败、未战即毁的后果相当于葬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半壁江山。
在两人第二次见面后，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一首新诗，并称赞了她的谦虚，而她回答他的只八个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这两句话八个字人言言殊，其实张爱玲不是写禅，其中并不会带多少深意，从字面上看，可以是说两个人，主要是说张爱玲自己的。张爱玲是懂得他的，她也是欢喜他在她面前一谈几小时那么卖力表演的，她知道他在许多方面的深浅，在精神上她并不比这个比她大出十多岁的人低弱，她之所以谦虚的聆听，只是因为“慈悲”。
这样来往了三四次，张爱玲忽然烦恼，送纸条给胡兰成，让他不要再去看她。若是个同样二十出头的青年小伙子，可能接到这样的条子就要惶惑不安了，可现在面对的是胡兰成，他当然懂得这是什么情状，这是含有“爱”的表示，张爱玲不是十六七岁女孩，这种委屈也是委曲的表示就更确凿无疑的了。胡兰成当其无事一样，当天又照样上门去看她，张爱玲见了仍是欢喜如常，像是根本没写过纸条。胡兰成把握恰当，自此改隔天变为天天去看她了。
按照一般年轻人的恋爱步骤，接着就是“信物”了。胡兰成说起张爱玲那张曾刊在《天地》上的相片，张爱玲即取出相赠，相片后并题上了一行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写过许多男女爱情故事，可以说她的作品主要就是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写的人生世相。可临到自己，她的所作所为仍是脱不出常轨老套，并没有怎样的新鲜新颖处。
这几行字，出自一位天才女作家手下，像是有点屈辱的，且所赠非人，赠与的是这样一个浮花浪蕊式的荡子，确是要令那些对这场男女结合没有好感的人为之气闷胸塞。
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张爱玲是天才，如果不算上她以前写着玩的东西，从其正式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来看，她几乎一出手就是一个成熟的天才作家，而且张爱玲所有作品中，也是最早时期的作品最为杰出。可写得出并不等于做得出，纸上的东西不就是自己实际经验过的，而未亲身经验过的，非要等自己有过实际体验才会成熟起来的。张爱玲的早年生活委实很简单，十六七岁前她还从未单独到店里去买过东西，她对人生俗事诸般常识常理的贫乏，真还不及一般市民家的女孩子。除了家庭，就是学校，她自少年时期入校住读，再到香港读大学，她最好的青春年华这一段，除了同学和节假期中见面来往的亲戚，人事交往上可以说是清纯如水。
另一方面，在感情生活上，她又是饥渴的。她虽有着显贵的家世，日常面对的却是极度压抑的家庭生活，父母离异，在父亲家的孤独和受罪，以及最后的出逃；母亲常年远游在他国，也难以顾及到成长中的儿女。这一切，或许是成就这位天才女作家的条件，可对于少女张爱玲又该是如何的悲苦和凄凉！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写到其时的心境：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是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的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８］
这是她写《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及差不多她所有小说的基调，可爱又可哀，悲苦又苍凉。
她的笔下惊天动地、倾城倾国，可她的实际生活却是枯燥的，人际交往是简单的，感情是寂寞无依的。
在这一刻，胡兰成出现了，走近了她。于是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对比效果。这一位出自与她完全不同家庭背景的中年人，身世坎坷、饱经风霜，曾任高官又数度磳磴；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人聪明，经历丰富，见解和谈吐不俗，头脑和见解本是张爱玲对人对事的主要标准。然而，最具吸引力的可能还是胡兰成对女人的理解和同情，胡能倾心相与，也能低头服小，还有情趣，而对她的小说更有着真心的欣赏和崇拜。有这样一个人在追求，张爱玲还能怎么样呢？对已过韶光的她来说，两人间的结合确是再合理不过的结局了。她写出了颇为屈辱的情话，那是她决定以身相许了。
可胡兰成并没有这样的准备。
张爱玲不美，这就决定了胡兰成与她交往下去，主要是把她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对手，一种文章上的高度和文化上的提升。对于她全方位的爱情，他是无可无不可的，女人的其他好处，他可以在张爱玲之外的其他女人那里得到。他已近中年，他能将女人的精神和肉体作清楚的两分，对他这样花心的男人来说，张爱玲是不具备他对女人的所有趣味的。不过，能和张爱玲好上，这也是他的成功，可以弥补他以往对于女学生追求屡战屡败的记录，何况，张爱玲又是这样一个天才的女子！
尽管不满足，成功终究是成功，胡兰成自和张爱玲恋上爱上后，“变得爱啸歌”，他又像是经历了一度少年郎的恋爱，按捺不住地要对人说，他对青芸说，张小姐不是个等闲女子；他晚上从张爱玲住处出来到熊剑东家，熊剑东夫妇和周佛海夫人在打牌，他看了一会“只觉坐立不安，心里满满的，想要啸歌，想要说话”，可是他与这些人是无法说张爱玲的，他们不懂，但是熊剑东还是要请张爱玲吃饭。
胡兰成与应英娣的家还在南京，胡兰成一个月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晨出夜归只到张爱玲处，两人只是坐在房里讲话，主要仍是他讲，她听兼点评，张爱玲本不是个会讲话的人，她说过：“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９］两人也不出去，出去也没有名目，胡兰成带张爱玲去见日本来华的大将，带她见池田，那都是他与应英娣离异以后的事。两人的家世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生活阅历也相异，年龄上相差十多岁，一切讲来听来都是新鲜的。两人也有共同的话题，那就是香港，胡兰成是上海战事后去香港，张爱玲是香港战事后回上海，两地方战事前后的见闻就足可供谈论的话题了。如此空口说白话，“伴了几天，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就再回南京，张爱玲仍写自己的小说。
胡兰成两地跑，同时应付两个女人，也从两个女人处得到满足。两个女人却不满足了。
胡兰成没有离愁，张爱玲却有，而且明确告诉了他。他在南京的时候，她还有信从上海去南京，让他接在手里沉甸甸的感到像石头，感到像石头的信不会是单纯的甜蜜情话。南京的女人听闻了风声，也开始不安定，在他人的唆使下，开始与胡兰成“大闹特闹，醋海风波，闹得满城风雨”。
胡兰成陷张爱玲于尴尬的境地。
他只记住张爱玲不是个会缠绵悱恻的人，只记得她曾说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他问过她对于结婚的想法，她说她没有怎样去想，她也没想过会与人恋爱，现在尚早，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亦不挑三挑四，结婚不结婚也无所谓。这都是他乐于听到的话。他能够放心，因为周围像是连追求张爱玲的人也没有。更令他高兴的是，他有妻室，张爱玲不在意，他还有其他许多女人，不时也挟妓游玩，她亦不吃醋。他真的以为，她“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所以能说这样的漂亮话：“我们两人在的地方，他人只有一半到得去的，还有一半到不去的。”
这都是他的一相情愿。按理说，胡兰成已经历过人生曲折，更不乏与女性打交道的经验，他不会不懂女人的心思，张爱玲再天才，再不落凡俗，可面对现实的人情世故，她是只能回到地面上的，而且她本就是这样的人，何况她面对的是再尴尬不过的对方女人再理直气壮不过的大闹特闹。
胡兰成是善于做漂亮文章的，这场闹到满城风雨的风波，风波中的尴尬和别扭，从家里直闹到社会上，由夫妻反目再到“三角恋爱”的小报题材，先离异再结合过程中的种种难堪，所有这些在他的笔下不落一点痕迹。为张爱玲的完美，这可能也需要，是出于好意的升华，可这一升华同时也将他自己跟着抬高了，他的喜新厌旧，他的随处见猎心喜的习性，他的得欢乐处且欢乐以及他的不负责任等等，也都随之掩饰无寻了。用他喜欢用的温州朋友徐步奎诗的句式，他将妒恨留给前妻，将相知给予爱玲，儿女呢？留给了青芸。青芸是他的稳固的后方留守，他历次婚姻的遗产都留给了这位忠实的侄女。他自己一身轻松。
这一场闹的结果就是，他先与应英娣离婚，再与张爱玲结婚。是年胡兰成三十八，张爱玲二十三。
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张爱玲，两人没有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只写了份婚书文件为凭：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加上的，旁边再写上张爱玲大学同学、那位印度女朋友炎樱为媒作证。
这应该是胡兰成最喜欢的男女结合形式，无其名而有其实。所谓的婚书文件上也同样，张爱玲要的是“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要的只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他回忆及此，其后写的一段文字也是莫名其妙：
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１０］
这是什么意思呢？结了婚仍像没结过婚，两人之间做不像夫妻？而且一个仍是金童，一个还是玉女？
他自以为写得漂亮，但想来张爱玲看了绝不会高兴的。
文章宗师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结合，世人已写了许多，甚至还写了剧本拍了电影。欣赏乃至崇拜张爱玲者，为使张爱玲完美，将张的一切包括与胡兰成这段姻缘加以美化或丑化，美之者认其为奇情别恋，是乱世中的一段轰轰烈烈的热恋，所谓“红尘滚滚”；丑化者将其看作张爱玲纯情而上当受骗，或不受骗而是胡兰成的负心和移情，是胡兰成的浪子浮萍辜负了张爱玲，斥胡为“下作”。于是恨胡者欲其死，爱胡者愿其生、愿其复活，众人就是见不得平常。
因为张爱玲不平常，张爱玲是个天才女子，是永恒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
其实，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结合就如上述那么平常。
张爱玲的小说是天才，张爱玲的生活只要平常，胡兰成聪明，富于情趣，作为丈夫对她也就够了。她要的是寻常夫妻间的调笑，能向丈夫取零用钱，能两人一起出去应酬，偶尔闹一点女人的小性子，“作”一次，尽管不舒服，也要胡兰成作为丈夫抱着她坐在黄包车上一起回家。文学之外，张爱玲只想做一个平凡女子，她原本也就有一个平凡女人的一面。张爱玲的小说拥有广阔的社会阅读群，拥有文学之外的众多爱好者，许多人将张爱玲当高级琼瑶读；今天的一批现代“小知”和“小资”喜欢张爱玲，学她的笔调，学她的哀怨和尖刻，用生活中的小感慨、小惊喜、小哀怨作材料写“小女人散文”，这些也都可说明或反映了张爱玲平常女人的一面。
可叹的是，张爱玲想过安稳的平常生活却不可得，两人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少得可怜，胡兰成写过几段小情景，颇能见出两人相处的这一段短暂日子中的某些情状：
随即她进房里给我倒茶，她拿茶出来走到门边，我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我的脸，眼睛里都是笑。我说：“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她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
这是平常应对中的情趣。
还有两人间的诗书谈笑：
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中国人有远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汉乐府有个流荡在他县的人，逆旅主妇给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我与爱玲念到这里，她就笑起来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再看底下时却是：“语卿且勿眄”，她诧异道：“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两人把它来读完，“语卿且勿眄，水落石头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这么一句竟是对困苦亦能生气撒娇。这种滑稽是非常阳气的糊涂。［１１］
多亏胡兰成还记得，留下了张爱玲这些如珍珠般可爱的音容笑貌。
也多亏胡兰成这一枝妙笔，去粗取精、含糊其词地将自己先离异再结合的故事加以提炼，略掉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尴尬、难堪、委屈和委曲、争吵和眼泪，才剪截成这一段“胡张佳话”版本。
外人确不必再在其上添乱，一切煽情文字，一切增光溢彩的想象，即便出于好心，也是多余的。不要说旁人，就在这两位当事者眼里，也一定是可笑的。
两个人遇上了，两个人相互看重相恋相爱了，两个人结合了，一个是未经多少世事的天才女作家，一个是乱世中的冒险家，也是个有妇之夫，离异了又结合了。事情就这样。这里没有多少小说可用的情节，虽说主角是小说家和冒险家，与常人稍有不同，但不同也有限。对后人重要的只是，两人之间的结合对两人今后的影响，尤其是人们更为关注的张爱玲的影响。
在生活上，更具体地说，在往后两人的男女之爱上，这场“胡张之爱”对张爱玲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若与胡兰成从其所受的影响作比，那就更大了。但这无从假设，只能按一般常理推想。对张爱玲而言，更重要的是其创作。
与胡兰成这场短暂的结合，以及以后几年断断续续的关系，对张爱玲的创作似乎是有得有失。失在无形而得在明处。
若将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相知相识确定在胡兰成所说的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在其读了《封锁》之后给苏青去信之时，那么张爱玲在这之前和之后所写小说的环境背景——不是风格，恰恰就有了一个大转变。
在这之前，正如张爱玲所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１２｝这七篇故事，都用的是她自己的经历，写的是香港故事，煞尾就是七篇之中最好的《倾城之恋》，写于１９４３年９月。
这七篇，张爱玲基本是按时间先后排序的，其中唯有《琉璃瓦》，上海山河图书公司１９４６年１月所出《传奇》增订本上这篇小说篇末所印的写作日期为１０月。这应该是印错了，因为张爱玲自己写清楚最后一篇是《倾城之恋》。
在这之后，检索《传奇》中其他小说的写作时间，接着就是写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的《金锁记》，然后就是１９４４年的六篇：《年青的时候》（１９４４年１月），《花凋》（１９４４年２月），《鸿鸾禧》（１９４４年５月），《红玫瑰与白玫瑰》（１９４４年６月），《桂花蒸、阿小悲秋》（１９４４年９月），《等》（１９４４年１１月）。
《传奇》中仅收了一篇１９４５年的小说，即写于１月的《留情》。
可以清楚地看出，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是张爱玲小说环境背景变换的一个分界点。此前此后，张爱玲小说的环境背景从香港转到了上海。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张爱玲创作了她最好的小说《金锁记》，此时，按胡兰成所记，两人之间最多只是相知——互相知道，他看到了《封锁》，写信给苏青，苏青向张爱玲转达了他的赞赏。仅仅相知，不会有多大影响，而正如笔者在前所比较的，胡兰成的义母与《金锁记》中的七巧实在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而１０月又是张爱玲小说环境背景转变的关节点，故此笔者推断，胡兰成与张爱玲实际相知相识的时间要比他所说的更早。
义母的故事，胡兰成肯定和张爱玲说了许多，也肯定深深打动了张爱玲，这里再提供一个材料。除了《金锁记》外，张爱玲另有一篇散文，也是取材于胡兰成讲述的义母逸事。他怎样讲的，无法知道，但胡兰成自己以后也记了一点，好在两者都不长，引在下面比照一下。
先看胡兰成所记的义母：
女心就是凄凉喜悦的，但她那时尚未自觉，亦不知有凄凉。如此到了廿二岁，来做媒的人踏断门槛，她父母挑三拣四总难得相当，而她本人亦不在其意。忽一日，她去后园里树上晾手巾，见园门开着，就移步至河边路侧看看杏花，却遇着一少年也在那里，她知是邻家的亲戚，挽了人来说过媒的，此刻不意相见，虽两人立处相隔数步路，彼此简单招呼得一声亦很不自然，她却心里一惊，她是现在才分明看见了自己是女身，且心里对他有感激，两人都觉不好意思，她更是站立不住，就逃回来了。［１３］
张爱玲却将之写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故事：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罢，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的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１４］
胡兰成讲述的要比他写的应该更具体细致，张爱玲将他义母身世做成了背景，突出描写了一个场景、一个片段、一句问候。落笔在最后的“于千万人之中”，“于千万年之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轻轻地一声问候”，而这，就是“爱”了。张爱玲写的是胡兰成义母，又何尝不是写的她自己？
两篇都是美文，张爱玲写得更美，凄美而令人感伤。
《流言》是张爱玲自任发行者、出版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的随笔集，不像小说集《传奇》在每篇之后注明写作时间，《流言》中所有文章都没写明时间，但其中至少有几篇是在与胡兰成相识结合后写的，如谈路易斯诗，谈胡金人画。
路易斯（纪弦）是胡兰成在香港认识的朋友，在胡兰成任法制局长时，曾到胡兰成手下任职。在此前后，胡兰成曾写过两篇文章《路易斯》和《周作人与路易斯》，为路易斯遭人批评的“颓废”和“个人主义”倾向辩护，并拉上周作人文风的变化作比较。
张爱玲原本是瞧不上路易斯的诗的，第一次看见路的诗《散步的鱼》，觉得“太做作”，“笑了许多天”。但后来读到了路易斯的《傍晚的家》，“就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并认为他的其他有些诗句或“音调的变换极尽娉婷之致”，或“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是现代人所特有的”。在路易斯整本的书里能找到这样几句好诗，张爱玲就感到“非常之满足”，因为她认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１５］张爱玲对路易斯的诗作了如此对比或联想，是很高的评价了。胡兰成的比较则是：“我认为，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学的分水岭，在诗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代表作品，则是路易斯的。”两人的评价很为接近。张爱玲的对人对事特别是文学上的评价见解，或许并不会怎样受人的影响，即便是胡兰成，但她会写文章评价路易斯，应该说与胡兰成是不无关系的。
《流言》中还有一篇谈画的文章，前面谈的都是国外画家的画，文中最后说到胡金人的画。胡金人是胡兰成在南京住家的邻居，张爱玲能看到胡金人的画，肯定是出于胡兰成的介绍。张爱玲写道：“中国人画油画，因为是中国人，仿佛有便宜可占，借着参用中国固有作风的借口，就不尊重西洋画的基本条件。不取巧呢，往往就被西方学院派的传统拘束住了。最近看到胡金人先生的画，那却是例外。”［１６］底下就一连气评了胡金人的四五幅画如何如何，当然都说的是好话。胡兰成最初看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大为赞赏，于是让胡金人看，胡金人看了也赞好，这份赏识的情意，张爱玲算是及时归还了。
总之，自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爱的这一时间起始，张爱玲的创作是受到很大影响的，对此感兴趣的，若从此入手，比较其前后的创作题材、风格包括语句等等，应该可以找出点东西的。
接下来，再看胡兰成从张爱玲那里所得到的影响。
这场“胡张相爱”本身，若对张爱玲影响很大，对胡兰成的实际生活或“肉身”、“肉生”则不然，除了应英娣的离异外，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只是他一辈子男欢女爱许多次中的一次，也是最“柏拉图”式的一次。不用说得太远，即在与张爱玲关系持续的几年内，胡兰成前后正经相爱的女人就有过三个，且不说他自己也承认的各种女朋友乃至挟妓冶游。他将张爱玲奉得再高，也绝不影响他随处追寻自己的欢爱。
但张爱玲对他的精神影响却极大，也深远。
胡兰成在初入汪伪集团时，常自嘉许，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可援引，即完全是凭自己本事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在他以后著述做学问时，又常自诩，自己没有任何师承，未曾拜过任何人的门，他完全是自学成才，博古通今的。但他还是承认，他在世上还是有人要感谢的，尽管不多。
他自比孙悟空，齐天大圣孙悟空只拜三个人：西天佛祖、南海观音和自己的师傅唐僧。胡兰成一生不曾拜人为师，若要点香谢恩，他点三炷半，一炷感念张爱玲，一炷感激温州的刘老先生，一炷敬给孙中山，还有半炷香则谢日本池田。孙中山不说；池田于他有救命之恩，之后他逃亡日本还多承池田收留照应；刘老先生亦同样，对他流亡温州时有收留掩护和照应之恩。他将张爱玲于此三人并列，且列为第一位，作如此高之抬举，不在于张爱玲在他抗战后狼狈逃亡中对他的帮助和探望，也不在于他们之间的相爱相恋之情，前者于他是不必之举，后者于他是过烟云烟，只是“柏拉图”，他对张爱玲举香拜祷，是因为他将张爱玲看作他的文章菩萨，是他难以企及又长久追攀的高度。由于张爱玲，才点开了他的文章之道，只是从张爱玲处，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好文章，什么可以入文章而不鄙俗。他虽自狂有经国济世之才，待他出入繁华、红尘落尽之后，可能认清自己最终只是个纸上谈风云的书生学人，身无长物，长物唯有自己的文章。这就是他举第一炷香奉张爱玲的缘由。
说起来有点奇怪，胡兰成写的是政论时评，张爱玲写的是小说，两者的要求和眼光不同，像是无法比较的。这里不能忘记的一点就是，胡兰成也有过一个文学青年期，虽然晚熟，虽然为期甚短，他的第一本书就是文学作品，在广西写的散文集子《西江上》，而其时他的年龄要远大于初出道时的张爱玲。前文提到张爱玲时，之所以反复说其为天才，因为张爱玲自香港回上海“孤岛”，一出手就金光万丈，一上文坛几乎就是个成熟的杰出作家，没有稚嫩和生涩的“文学青年”过渡期，确是令人惊异，令人为之头晕目眩不已，难怪胡兰成初见之下，大声赞叹叫好了。
可胡兰成从张爱玲处受益，又岂止是文学和小说？
胡兰成是聪明人，更主要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与张爱玲的近距离接触。张爱玲的教养，张爱玲的独特的视角和见识，张爱玲的趣味和眼光，张爱玲西化式的待人接物的冷静和自私，在在于他都是一种从未见识过的新鲜的刺激。胡兰成傲气，面对这一个奇女子，相识之初就想与她比斗，想在精神上收服她。人生阅历上，胡兰成自然胜她多多，凭他的经验老道、凭他与女人交游的积累，似是不难做到的。可他要的，不是他在寻常女人那里所要的，他想要的是张爱玲的肯定。可他这一番努力却注定只是徒劳。张爱玲虽未经过多少人事，却是什么都晓得，什么都能看透，最令他心服乃至心寒胆怯的，她同样也能看穿他。几度接谈后他才明白，他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天才女子，他使尽了武器，还不及她的素手。他在精神上不但没将她收服，反为她为收服。
张爱玲的随意点评，给他以启发和顿悟。她让他懂贝多芬，也让他懂得中国戏的好处，让他懂得绍兴戏和民间小调的价值。他原不是不懂，也不鲁钝，只是没有自信，经她一点拨而妙悟，他原经有的人生也因她的参评而得到警醒。即他所谓“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经由张爱玲，他的整个心灵得到了提升、艺术的提升。有些是当下的，有些是日后回想而体悟到的，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明此中的况味：
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一次我竟然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１７］
张爱玲成了他永远的文章宗师。
胡兰成以后著书多种，都努力在追步张爱玲，力图达到或超越她的高度，尽管文章类型不同，取得是完美、精致、和谐的标准。没有张爱玲，他自认不会写《山河岁月》，也不会写他的《今生今世》。他本以为《山河岁月》可及得上了，可看到了张爱玲大陆解放后写的《赤地之恋》，他自感还是及不上。
这，是他看走了眼。他将《赤地之恋》看作写大陆解放后社会现象的最高之作，其实这部作品政治领先压倒了艺术，压到了艺术几至没有，所描摹的现实成了赤裸裸的虚假。这一时期张爱玲创作的其他作品基本上也可作如是观。张爱玲最好的作品还是她的《传奇》，《传奇》中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说张爱玲天才，也是指她的艺术才华在瞬间急速和集束地闪耀爆发，以后的作品只是余光残烬中的闪烁了。当然，说《赤地之恋》不好，也不就是指胡兰成的《山河岁月》怎么出色。
有些地方他没看走眼，比如，他早年在名为《皂隶？清客与来者》一文中称赞张爱玲的《封锁》“非常洗练”，“简直是写的一篇诗”，然后评价道：“我喜爱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的。”可张爱玲不久在《自己的文章》中却写道：“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原来人们以为，这是张爱玲回应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她的批评，现在根据胡兰成和张爱玲两文发表的杂志和时间以及这一句“时代的纪念碑”来看，可以判断张爱玲回应的是胡兰成［１８］。胡兰成说得本不错，张爱玲说得也不错，不是自谦，张爱玲的笔调确写不出“时代的纪念碑”。但胡兰成真正与张爱玲相识相爱后，却像是不再有信心坚持以往这一看法，从他看走了眼，从他以后认为《赤地之恋》简直可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他大概认为张爱玲是可以写“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作品的。
由张爱玲，胡兰成还有几项具体的得益。简单地说就是：
其一，张爱玲肯定中国地方戏曲以及民歌野调的价值，这些原本是胡兰成自小就熟悉的，但他没有自信，经由张爱玲的提醒和强调，他才重新有了信心。
其二，他自觉不自觉地学用张爱玲的句式，蕴藉，淡泊，语带微讽，多用短句单句，段落间过渡快，自成一体。他在写《山河岁月》时，常常感觉到沾染了张爱玲的笔调，曾笑自己说“吃张的馋唾水了”。
其三，那就是行文中不避方言俗语。如上面这句“吃张的馋唾水了”，本有现成的相当的一句“拾其余唾”，但他不用。
张爱玲是好此道的，最多用的就是上海一地的方言，说自己以自己文章为稀罕：“稀奇弗杀”，上面引过的她与胡兰成读古乐府诗，“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张爱玲笑解“眄”字，就是上海话中的“眼睛描发描发”，确是准确而生动。
胡兰成在与张爱玲相识前，文中绝少方言俗语，而到写《今生今世》，却是无章不有，使用了大量的上海方言俗语，不懂沪语的不会懂，只能联系上下文猜出个大概意思，猜出了，也不会懂得其中所包含的全部情绪和特别意味。如：
“叫得来调子来得个好”（来得个好：真正的好、特别的好之意）；
“年纪已到坝”（年纪已到这个地步之意）；
“吃了一顿生活”（打了一顿）；
“事情撸平了”（撸平了：解决了，但含有用一定的手段解决之意）；
“讲闲话六开”（六开：爽快、大度之意）；
“推扳不起”（不能有差池之意）；
“几何可恶”（几何：用以加重语气的副词，有多么、多少、怎么这么之意）。
还有许多沪语中的名词、形容词如：雾数（潮湿气闷使人难过的状态）、落位（轻松、舒服且得意）、板要（一定要、真的要、难道要）、小众生（小畜牲）等等。
因为有官方统一用语的标准在，一般公认，中国的北方作家在这一点上是大为沾光的，许多北方方言直接可入文章，最不方便的是南方作家，很难处理江浙沪一地的方言，有些根本就说得出写不出，按音写出来也让外人无法懂。张爱玲的文章，不知道是否有这个问题，胡兰成如此繁密的使用，肯定免不了这个问题。但若懂得沪语的，读其文章，不见其村俗，反见其生动、有力，分外妖娆。
总起来看，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相识相知，有这一段情缘是幸运的，而且幸运是双方的。
胡兰成可能是张爱玲最早的热烈欣赏者，最早的“张迷”，“张爱玲热”虽不由他而起，无论是当年还是几十年后，可以说，张爱玲价值的肯定和崇扬，乃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现象，但胡兰成的最早赞赏自不应埋没，尤其是这并不因为两人的情缘。更为可贵的是，他用笔记下了张爱玲，虽然其中有虚略隐晦，而且肯定得不到张爱玲的认可，可毕竟是最贴近的也差不多是仅有的关于张爱玲的近距离记录。
两相比较，幸运更大的一面当然还是胡兰成。
无论胡兰成当年如何狂妄自大，眼高于顶，也无论今天有多少人欣赏和赞美他的文章学识，如果没有张爱玲，如果没有张爱玲的研究而扩及于他，几乎能肯定，胡兰成将永远沉没于历史，无人理会。
胡兰成在汪伪政府中折腾了几年，自大陆逃往日本后也活跃一时，文章著述写了好多种，可就像浪花浮沫，转瞬即逝，在几十年的时代潮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由于张爱玲，只是由于美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的极度褒扬，只是由于港台地区对张爱玲研究的不断深入，胡兰成的身影才悄悄从历史尘封中逐渐现形。
为这，他死了也应该感谢张爱玲。
注释
［１］胡宁生文《有关父亲胡兰成》，网上论坛“张迷客厅”或“胡兰成吧”。
［２］张润三《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系活动》，《文史资料选辑》九十九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３］无独有偶，张爱玲改为张爱珍，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也有过一次，不过是出于张爱玲本意。香港《中南日报》欲刊载张爱玲一译稿，张坚持不以本名出现，编辑无奈只得以“张爱珍”及“爱珍”名见报。事见慕容羽军文《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香港文学》第１３３期，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
［４］《文史研究资料》九十九辑，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出版，这辑《文史研究资料》仍属“内部发行”。
［５］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６］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７］张爱玲《传奇》，上海山河图书公司中华民国卅五（１９４６）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
［８］张爱玲《流言？私语》，中华民国三十三（１９４４）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９］张爱玲《流言？童言无忌》，中华民国三十三（１９４４）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１０］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１１］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１２］张爱玲《流言？到底是上海人》，中华民国三十三（１９４４）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１３］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怨东风》。
［１４］张爱玲《流言？爱》，中华民国三十三（１９４４）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１５］张爱玲《流言？诗与胡说》，中华民国三十三（１９４４）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１６］张爱玲《流言？忘不了的画》，中华民国三十三（１９４４）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五洲书报社。
［１７］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１８］邵迎建《张爱玲和“新东方”》，《万象》月刊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文章摘自 《胡兰成传》 作者：张桂华 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作文十：《张爱玲文章分析》25800字引言
在二十世纪文学殿堂中，张爱玲是一位很特别的女作家。她在四十年代脱颖而出，大红大紫，五六十年代在港台，八十年代之后在大陆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张爱玲热”。此中缘由，近年来许多作家多有阐述。但仔细想来，张爱玲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她的小说以一种纯粹的“个人式”的参与，综合了都市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总体特征，她的小说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五四传统新文学，也不是一般意义的通俗文学。她一方面提升了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的品位，但同时她又是都市文化的消费者。张爱玲在作品传播过程中有意识的把自己的作品纳入商品运行的轨道：传者受众媒介等几大要素都受到了张爱玲的有意识并有效的关照。她既着力寻找商品本身即文学作品的卖点，努力体察受众的接受心理、阅读偏好，又十分注意媒介的准确选择与有机组合，这种自我炒作式的商品行为是张氏小说能够畅销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从张爱玲小说畅销因素这一视角切入，把张爱玲的作品作为一种商品，置于四十年代特殊的文化市场背景中，以市场传播学的角度加以考察，以期更深入的从创作心理和价值取向上把握张爱玲独一无二的个体特征。
一．寻找卖点
文学作品一经发表，便进入信息传播阶段，也是传播过程的主要阶段。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张爱玲十分重视受众的接受心理及接受程度。她对受众心理的掌握是比较有把握的，因此能够从各角度入手突出卖点，使读者对自己的作品产生好感和依赖感。
１、请君入瓮
首先她采用“拉”式切入法，放弃以往作家惯用的自说自话硬性倾销的传者中心的传播姿态，把自己的故事或感受当作不相干的外物突兀地、一股脑地塞给读者，而是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欣赏口味，以一种细致的、商量的，拉家常似的口吻淡入，利用文字的移情效应，不知不觉中吸引读者的关注和感情投入。“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
事也该完了。”这是《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引子，也是张爱玲步入国文职业文坛的第一段开场白，它包含了以下几种讯息：１．“霉绿斑斓”“铜香炉”“沉香屑”语意上都予人以美丽、悠远、神秘的遐想，故事还没有展开之前，关于那种氛围的幻想或者是回忆已先入为主，自然而然地在心理上给予了读者一个敞开的接受空间。２． “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潜台词是故事并不长，不会花费太多时间，而这个故事听着也不过就象点一炉香的时候出了一会神，打了一个盹儿，绝对不会严肃沉闷，面目可憎。短短两句话五十余字，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明确无误的传达了故事内容的定位，又含蓄、技巧而高雅地抓住了读者的心，若没有十万火急的事，大概谁都会看下去吧。
关于《沉香屑 第二炉香》张爱玲的开场白有点特别，也仿佛放了点噱头在里面：克荔门婷暧昧地、假装不介意地说：“我姐姐昨天给了我一点性教育。”似乎这个故事同“性”有着莫大的关联，真正告诉她这故事的时候，她“采取了冷静的、纯粹客观的、中年人的态度，但在那万紫千红的粉刺底下，她的脸也微红了。”让人容易有种兴奋的、按捺不住的想象，尤其这件事“在香港社交圈里谈论得很厉害的。”故事的定位似乎是一件风流韵事，同“性问题”有关，仿佛又不大好意思说出口，难保不会有人“对于文艺本来不感到兴趣的，也要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写”。（１）这种心理张爱玲是心知肚明的。而无论是幽雅的第一炉香还是略带诱惑性的第二炉香，张爱玲在开场白中无不小心翼翼地讨好、吸引着读者。毕竟这两篇作品在张爱玲具有告别习作走向中文商业化的意义，虽说为文已经思想老到、笔法纯熟，毕竟三年没用过中文，对当时上海文坛欠缺了解，有点如履薄冰的意味，所以只是试探性地投稿给格调不高的《紫罗兰》，还特地辗转地托了人，可见对自己信心还并不足够。
其实张爱玲对左右读者的心理情绪还是驾轻就熟的，她的笔触往往简洁明快、一失中的，具有强烈的煽情效果。“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
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段开场白所要表白的是：这是一个类似于一男两女三角恋爱的故事，故事本身不但具备原有的通俗的吸引力，更被升华到一种哲学智识的高度，即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同时张爱玲成功的卖弄了自己的才情文采，她对红白玫瑰看似调侃的解析产生出张爱玲作品少有的轻松效果。
《茉莉香片》的开头：“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在这里，故事的悲剧色彩和悲惨结局可能带给读者的心理压力得到了提前释放，暗示故事虽苦，却同茉莉香片一样，具有某种悠远的回味。同时张爱玲刻意强调故事发生在异域－－－－风土人情、文化背景与上海完全不同的殖民地，并着力渲染这是一个“华美”的城，华美的并非是故事本身，但读者按照思维惯性和内心期望，还是会把这一修饰定语不由自主的与故事挂上钩。至此故事的所谓悲哀已得到有效的稀释，在以下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也会注意体味故事华美的传奇性和苦的余味，而在潜意识中漠视悲惨故事所带来的沉重体验。
张爱玲深谙读者的猎奇心理并有意识的利用这种距离产生的美感，凡讲述香港故事开题即点明，时间上的差距也极力美化烘托：“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得上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象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些凄凉。”“月亮”既是对下文的承接，也是对中间三十年距离的美化，读者既然先入为主的有了“没赶得上看三十年前的月亮”的遗憾，那么不管读者所想象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故事是浪漫的或欢愉的，《金锁记》的正文对读者都具备了一种满足好奇和一偿夙愿的吸引力。
张爱玲作品中有这样引子的有《沉香屑 第一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是字数偏多的作品，可见作者对开场白的运用绝非局限在趣味偏好上，而是充分考虑了受者的接受心理习惯，文章之初，即有意识地利用读者的种种心理需求控制住读者的精神，并对文章中，种种可能不为普通读者快速接受、理解的因素给予了一定心理缓冲。这些引子不仅精彩、有吸引力更是带有软性广告的性
质。在读者眼中似乎同商业目的不沾边，但吸引了受众注意力之后，还是可以获得商业利润。其实作为职业文人，出卖的是文化商品，同时一旦成功不仅能收获物质利益，更加使自己的创作风格深入人心，在受众心目中形成一个独特的品牌形象，这种形象同产品形象不同的是其中糅合了敬仰、倾慕、崇拜等心理依赖，反作用于整个商业活动，更易造成品牌忠实度，利于后期作品的传播推广。
２、投其所好
张爱玲的作品在结构上十分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发生、发展、高潮、结局一应俱全，故事情节本身又往往曲折离奇，尽管背景有些雷同，可看性还是很强。张爱玲是个说故事的高手，这一点已为人认同，而这种故事性一旦放诸文化商品的角度，对读者则更具有持久强烈的吸引力。难能可贵的是张爱玲对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接受具有清醒认识。为应付“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２）这一客观事实，张爱玲的策略是“我们不必把人我之间划上这么清楚的界限。我们自己也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也喜欢听明皇的秘史。将自己归入读者群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３）而信息传递的结果则确实具有主观愿望和客观事实的双重性，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能清清楚楚的找到所谓“读者所要的”和 “别的作者想说的”。
在品位通俗的读者群看来，张爱玲笔下一个个莫不是华丽、凄美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各有各的美貌与个性，故事完整、离奇，有需要的读者尽可以把它当作通俗的言情小说对待。《沉香屑 第一炉香》薇龙是个家境普通的美女，为完成学业寄留在姑姑家，开始过一种有钱人的生活，她进入香港所谓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声色犬马中吸引了许多男孩子，她痴情的爱上了其中的一个浪荡子，为了爱她牺牲了自尊、自我，沦为交际花以养活他。《倾城之恋》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少妇的故事，流苏虽然年纪并不轻了，还离过婚，但还不失美貌，她打败了年轻的妹妹，吸引了又有钱又英俊的范柳原，两人棋逢对手，都怀有一点调情的手段，谁也不肯在感情上让步，结果老天成全了他们，香港陷落了，在乱世中他们找到了一点真情，最终成了夫妻。《金锁记》中的七巧也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坏女人，嫁给一个富有
的瘫子后，她不甘寂寞妄图勾引不那么正经，却年轻、有生命力的小叔子，争家产，把儿子教成了烟鬼，拆散了女儿的姻缘，为了钱，又把自己心爱的人拒之门外，这种版本应该也有它的市场。《红玫瑰与白玫瑰》更是一个多角恋爱的好题材，振宝总是有了一个又想着另一个，他爱上有夫之妇，又怕毁了自己的名声只得忍痛割爱，娶了一个贤妻良母，婚后不断地闹出风流韵事，妻子终于也红杏出墙，多年后他遇见从前的恋人，觉得不幸的似乎是自己，一部典型的爱情悲剧。《心经》讲女儿爱上父亲的畸恋，父亲也不那么合乎常理的喜欢了有点象女儿的同学，中间的龚海立更是一个痴情种子，大可以令口味相投的读者唏嘘感叹。《花凋》中川嫦在美丽的时候遇见了男朋友章云藩，两人差一点就论及婚嫁，后来女方生了病，渐渐把美貌病得七七八八，这个男朋友虽每天来看她，但又另外交了女朋友，川嫦在失恋的绝望与疾病的折磨中终于死去。《年青的时候》中潘妆良爱上了自己的画中人，结果画中人与他的理想并不完全吻合，后来又和别人结了婚，婚后生活也没那么幸福，他渐渐回到现实中来，不再浪漫。《沉香屑 第二炉香》讲的是罗杰爱上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子，女孩其实一直在母亲无欲式的教育下长大，新婚之夜，他发现新娘愫细全无正常的性观念，此时舆论却纷纷指责罗杰，他觉察到自己的不幸，诸多压力下最终开煤气自杀。也许这些故事都畸形、病态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迁就读者某种欣赏大团圆的喜好，但悲剧本身往往更具备令人长久回味的缺憾美。同时不可否认它们还是离奇的、出人意料的，虽则悲凉灰暗，但同样可以予读者新鲜的刺激，让他们欲罢不能。
３、寻找支持
在四十年代的上海，不仅经济有种病态的繁荣，大众传播也相当发达，单凭读者之间的人际传播并不能达到真正的畅销。而张爱玲所说的“别的”使她的作品完全脱离了通俗小说的格调，具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与人性内涵。张爱玲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不安于现实，同时这种现实在张爱玲笔下也确实是紧张沮丧、逼人出走的，在接触了新鲜的人和事后，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这改变往往并不成功。这种内涵在另一层面具有批判精神的读者眼中，显然代表着不同的寓意。在具有文艺情结的读者或评论家看来，与其说薇龙留恋于乔其，倒不如说她恋恋于五光十色的浮华生活，最初她觉得“看看也好”（４）但新世界中充满了华服美食、青年男子的赞美
和奉承，“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５）在绚丽虚假与平淡简单的生活之间，前者显然对一个年轻女性更具吸引力。梁太太的诱骗和对乔其的屈服不过是她用以安慰自己的浪漫借口，她的堕落更远不在外因，而应缘于自身不可抗拒的欲望。
《倾城之恋》讲述的则是流苏在封建家庭逼迫下，被迫自寻以爱谋生的出路，对象范柳原是个玩世不恭的南洋富家子弟，两人之间没有多少爱情可言，可最终为了生计流苏成了柳原的情妇，他们最终正式结了婚，然而婚姻既然建立在一个偶然之上，不幸则成为了必然，她的结局还是一个悲剧。《金锁记》中七巧始终为金钱所困，嫁进姜家为了钱，压抑情欲、亲情也是为了钱，她不是金钱的享受者而是金钱的奴隶，她毁了自己和全家。张爱玲以她世事洞明的悟性看出了乱世男女的普遍心态，准确的把握了时代变动中人性、道德、精神的变化：人性同现实一样琐碎、渺小、暧昧，个人在现实面前永远也实现不了他的理想，不管这理想是什么，也不管现实具体是什么社会制度与形态，个人永远无法如愿。也可以说人的欲望总是这样需索无穷，得到一些势必想得到另外一些，从不满足，那么生命对个人而言，一定是个悲剧。社会日新月异，个体同社会的关系却是永恒的安稳的。他们知道现实是不可理喻的，所以总要执着于自己的价值尺度，但现实终究是不可战胜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一直想做一个令自己和大家满意称赞的完人，他有一套自己的自欺欺人的价值观、道德观 ，传统也好虚荣也好，他执行得并不彻底，因为没有什么比得上他天生的情欲，或者说人性中原本就有破坏正常道德状态的放肆欲望，他希望自己是个完人，然而他不过是个庸俗、虚伪、无法掌握自己的凡人。《封锁》中的宗桢与翠远，试图冲离日常的、按部就班的，常态的封锁，但那不过是失去外界联系的特定条件下的一时冲动，习惯势力的力量如此强大，他们只能躲在自己的壳里重复无聊的生活。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连带这种清醒的认识也无能为力。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并非凭空而来，他们有自己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并且出现得合情合理，只是张爱玲的侧重点不在整个社会的进化与变迁，而是普遍人性的奋斗与挣扎。她着力寻找的是人类不会为时间历史所改变的共性，一旦发现将长久的牵绊住读者的眼光，醉翁之意虽不在酒，但张爱玲十分忠实于社会现实，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心态也不见得毫无意义。相
信张爱玲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内心的探究最终也不会成为过去时。 也正是这种超乎作品销量等商业因素之外的艺术成就，使评论界和各大传媒有了吹捧张爱玲的借口和必要，让她的作品在传播范围和传播格调上更上层楼。《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上凡有张爱玲的作品面世，必有编者加以隆重推荐，《杂志》更是不遗余力，先后为其组织与朝鲜女舞蹈家崔承禧见面，女作家座谈会，《传奇》集评茶会，纳凉茶会等活动，出席这些社交活动的，都是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崔承禧是曾获“日本现代舞后”称号的著名舞蹈家，参加女作家座谈会的也是知名作家象苏青、潘柳黛以及圈中权威女性文学评论家谭正璧，纳凉晚会露面的则既有官方人物又有电影明星。这些活动也许商业炒作迹象明显，也许本身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也许其政治动机值得怀疑，但确实造成了原本就小有名气的张爱玲更加频繁的媒体曝光度，与以往署名发表文章不同的是，张爱玲此番是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并且同另外一些具有号召力的新闻人物相提并论。这些地地道道的广告公关宣传的好处是：借助受众对新闻真实性的信任和依赖，理直气壮的提升被宣传对象的公众形象、影响力和知名度，真正使张爱玲在整个大上海引起了轰动。
４、示范传奇
在通过作品实现与读者交流的过程中，张爱玲还有意无意的利用另外一种途径向读者传递强势信息。她既借助作品宣扬自身独特的生活品位、现实追求，在心理上潜在影响着读者，又在肉眼可见的现实世界中，给予读者直观的视觉刺激，以在读者心目中确立一个个性既可爱亲切，又神秘遥远的女作家形象。
首先张爱玲以一种开诚布公的坦诚态度示意读者，她是普通人的一份子，从根本上承认物质生活是“生命的本身”（６）。能够给她“无比的喜悦”（７）。在这些作品中，读者感受到的张爱玲有着亲切的、真实的、普通人、小市民的喜好。象上海多数年轻女性一样，她嗜甜、爱时髦、爱钱、爱看通俗小说、爱逛街，爱看电影，爱把家里布置得金碧辉煌。每每在文章中向读者谈及这些喜好，张爱玲的态度总有种诗意的喜悦，她说吃“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８）六十几岁高龄在美国还深情款款的记得“清而鲜美”的烧鸭汤、“轻清而不甜腻”的司空，方角德国面包和小时吃过的香肠卷，她在战争期间“满街去找冰淇淋”，（９）也情愿为了肉的美味在牛肉庄
里当个收银员，并把那想象成精神疗养院；在她眼中，“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没交给裁缝之前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１０）“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１１）。这些事件本身原本就是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场景，容易予读者群轻松温馨的美好印象，十分有利于拉近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加之张爱玲还是妙笔生花的出色作家，在文章中同读者谈及这些喜好的时候，她的口吻笔触如同一个心情愉悦、天真而充满情趣的年轻女子，不仅显得笔下的事物无一不美，象“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１２）“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１３）而且态度轻松坦白，乐观可爱，读者在幻想中十分乐意将这一形象认做张爱玲本人。
与此同时张爱玲并没有忽略建立一个卓然不群、高高在上的形象。她肆意的铺陈着自己确实高人一等的生活品味。“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１４）张爱玲是独立于这种潮流之外的，她有自己的审美偏好和穿衣主张，她的所谓奇装异服曾产生过如下效果：
到印刷厂去看校稿，一身装扮引得整个印刷厂的工人们全都停了工看她；
她穿着三镶三滚的大袖翩翩的衣服使繁华霞飞路上的人们纷纷注目； 她去苏青的住处或与炎樱出去，总有一群小孩子追着她叫；
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令宾客大为惊讶；
她穿着奇特艳丽的旗袍去见身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的周剑云，
竟使对方“显得突然拘谨起来”（１５）。
张爱玲穿着的大胆，一方面是因为出于对青春期寒酸相的补偿，普通的流行的装束对已经成名的她得来太过容易，失去了报复似的刺激，一方面也是我行我素忠实自我的个性使然。但不管原因如何，毕竟她的外表轰动了大上海，
加上大小报刊的肆意宣扬，读者肯定对张爱玲既好奇又羡慕。作为普通人，骨子里都难免有狠狠的、出人头地的暴发户情结，但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所限往往极难如愿，而张爱玲的做法恰恰可使他们产生移情效应，觉得爽快刺激。同时应该承认的是张爱玲的生活品位的确是精致不俗的，她确实
“较别人更会享受”（１６）。身为鸳蝴派灵魂人物的周瘦鹃声称张爱玲的家“连茶杯与点碟也是精致的”（１７），汪伪要人胡兰成也表示为那种“新鲜明亮几乎带刺激性的色彩”（１８）感到不安，读者对张爱玲日常生活的幻想肯定更是华贵奢侈不可逼视。
本是汉奸政客文人的胡兰成在政治局势没有明朗以前，文质彬彬的主持着《苦竹》，风风光光的受着汪伪政府的器重，在读者眼中不失为一个才子，两人之间的短暂情缘也可以是调动读者阅读积极性的文坛佳话。作为一个身边人或朋友张爱玲也许并不可爱，其人十分冷漠，还有一点自私，为人不见得富有同情心，道德观念也“不甚彻底”。（１９）但作为一名女作家，在读者心目中却大有遐想余地。她从小就有敢于打继母的勇敢，对扶持她吹捧她的汪伪政府敷衍了事，凡此种种，在读者眼中都可以总结成：张爱玲是个少有的、有资格随心所欲的、任性的真人，显得个性不群、潇洒无束。
这种普通读者望尘莫及的审美趣味和一时间被大肆宣扬的贵族血统，无疑使张爱玲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居高临下，高不可攀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同轻松亲切的印象产生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生，使张爱玲对读者具有了若即若离的双重吸引力：张爱玲的这种性格既以单纯平俗发散着个性清高的作家所不具备的亲和力，使读者产生熟悉的切近感，又以超脱于普通市井平民的生活品位、智慧见解产生的距离美深得读者群的敬仰倾慕。张爱玲笔下虽都是些不彻底的灰色人物，作者本人却成为了读者幻想中的英雄。
至此张爱玲已成功的利用自身确实异于常人的传奇因素，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单纯的作品延伸到了作家身上，读者对作家的好奇向往不仅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望，产生持续的品牌忠诚度，更使张爱玲成为举手投足都备受瞩目的明星人物。
５、感情共鸣
张爱玲作品的多重含义使她的作品格外的血肉丰满，也适合更多读者群的口味，既令读者为她着迷，又令评论界对她追捧有加。同时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每一篇作品又脱不了男女之情，女性读者应占多数。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具有理解、同情、但不十分激烈的女性意识，极易取得女性读者的共鸣。拿薇龙来说，她自知是个“美丽的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
子”（２０）在“大学毕了也还找不到事”的香港，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流苏、七巧、敦凤、川嫦、娇蕊以及烟郦莫不如是。她们前承几千年男人附属品的沉重历史，受着还存有这种观念的父辈的压迫。即便有点学识，也不过是些书本上的死的知识，社会与家庭都没有教给她们求生技能，适逢乱世，生活又格外艰难，做职业新娘当然是最体面的出路。可是男人即使成全了她们，终究也是不可靠的：柳原又与其它女人调笑去了，米先生风烛残年了，振宝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男人”，章云藩也变了心。其实张爱玲对女性与男性关系、女性社会地位的关照，其立足点并不在社会制度的优劣，而是一种原生态的男性与女性相互矛盾、相互需要的考察。丈夫与妻子已不仅仅是法律或情感上的关系，更有一层密不可分的经济关联，他是她们的老板上司，她们的工作就是伺候他、忍受他，所以这样的家庭并不轻松，她们并没有得到用丈夫钱的快乐，因为这快乐本应来自对丈夫的信任与依赖，而不是屈从与忍受。
更意味深长的是，时隔五十年之久，张爱玲笔下女性的遭遇仍在继续，一些女子还是把理想的、体面的婚姻当作终身饭票，即便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意义的高收入独立女性，在与丈夫的经济关系中完全占上风，但女性希望从男性身上谋求保护、照顾的心态仍未改变。在感情与经济的跷跷板上，男性与女性似乎将永恒的处于失衡状态：一旦女性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男性，就会失去其主体地位和恋爱、婚姻关系中的排他性，遭到男性的轻视甚至离弃；而女性若在家庭经济关系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男性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甚至阳刚本性则会相对弱化，使男性丧失性别差异中的社会内涵，两者都无法使男女双方维持和谐、平等的伦理关系。在张爱玲看来，理想的家庭，或者说男女间的经济关系，就应该象她与胡兰成，女性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男性的资助也可以独立生活，男性同样具有经济能力，偶尔为增进感情，女性花些男性的钱也无伤大雅，而首要条件就是女性要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事实上张爱玲正是以自己心目中的这种理想模式来决定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正因为流苏、七巧、敦凤等全无一点自力更生的生存意识，使得她们的个体价值只能为男性所左右主宰，才一开场就注定了悲剧结局。张爱玲在此虽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可行的建设性意见，却不遗余力的指出了女性经济被动的危害，真正在本质上、切身利益上给予了女性读者关怀。这也是社会允许女性承担社会工作以来，甚
至是以后都会一直存在的矛盾，女性一旦面临做主妇或独立女性的选择，必然会出现困惑。张爱玲惯用的主题恰恰是女性谋爱与谋生息息共存的尴尬关系，也正是对这一题材的准确把握，使张爱玲的作品具有发展着的现代性，和不断壮大的读者群。“我发现四十年代乱世中的张爱玲与苏青，在谈到金钱、爱、快乐时，其感受与今天在外企的白领丽人无出左右。职业、经济与男性平等的结果，也失去了被屈抑的快乐。今天的女性基本上放弃了女人传统的权利，如用丈夫的钱比自己赚来的钱快活等。”（２１）这大概也是当代女性读者依然迷恋张爱玲的原因。
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流传久远，只有时间最具说服力。半个世纪后，文学作品作为市场化传播的一种内容，不可避免的也受到了市场、受众的影响。此时，冰心、丁玲的作品大半只出现在教材和研究者眼中了，而张爱玲的“追星族”还在不断膨胀当中，并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传播力度广泛的作家，如：为通俗文学的有香港的亦舒、李碧华、台湾的三毛，为严肃文学的有中国的贾平凹，为先锋文学的有新生代的棉棉，等等。现在说张爱玲确实抓住了人生中安稳的永恒的一面，应该是有据可寻、言之凿凿了。个人往往混迹于社会大背景之下，常常丧失个体感受与个体价值，张爱玲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并以重个人、张人性的手法创作，在日益张扬个性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必定会打动更多读者的心。
６、华丽外表
张爱玲的语言也有意渗透了吸引读者这一清醒的目的。她的语言华美、绚丽，色彩、声音、形象有机结合，极力营造着故事氛围。各种新奇意象的制造不仅使读者在小说直观的画面感，生动的故事性中得到审美愉悦，更以一种精神感受实物化的方法，化虚幻的、飘渺的感受为具体物象，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拉近与作品人物的距离，真切的感觉到人物的心理活动，给读者一种既陌生新鲜，又熟悉亲切的感觉。娇蕊“溅了点肥皂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他，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象有张嘴轻轻吸着他似的”（２２）振保被吸引得魂不守舍的心理状态，通过外物精彩鲜明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单纯使用不禁被迷住了、心疼、肝肠寸断、快乐、开心等等抽象的词语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如此直观、真实、感同身受的传递效果，具有一种格外震撼人心的功效。“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象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
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２３）七巧一瞬间可能触及的回忆，可能产生的哀怨，在短短两句话间，一滴、一更、一年，一百年的延伸中，给予了读者无限大的想象空间。七巧这一变态人物身上正常、普通，向往爱情的女儿心态，以及认清事实后失落、无奈的心境极容易加深读者印象，并使之对七巧这一人物，乃至整个故事的内涵有更多的体验。“那时侯，夜深了，月光照得地上碧青，铁栏杆外，挨挨挤挤长着墨绿的木槿树，地底下喷出来的热气，凝结成了一朵朵多大的红花。木槿花是南洋种，充满了热带森林的回忆——回忆里有眼睛亮晶晶的黑色怪兽，也有半开化的人们的爱。木槿树下面，枝枝叶叶，不多的空隙里，生着各种的草花，都是毒辣的黄色、紫色、深粉红——火山的涎沫，还有一种背对背开的并蒂莲花，白的，上面有老虎黄的斑纹，在这些花木之间，又有无数的昆虫，蠕蠕的爬动，唧唧的叫唤着，再加上银色的小四脚蛇，阁阁作声的青蛙，造成一片怔忪不宁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寂静。”（２４）这个意象首先对读者有一种诡异、神秘，鲜明的吸引力，它出现在罗杰想追回愫细的场面之前，愫细的惊怕，罗杰的惶恐，全部在自然景物意象的神秘色彩中得以具体化。读者在体味到环境的神秘、恐怖的同时，即使无意识中也可以清晰感知人物的内心变化和故事进展中潜藏的静静杀机。同时张爱玲的语言十分通俗简单，虽然语象繁复，语意复杂，但用词并不生僻艰涩，即使不具备极高的文化素养也能承受，尤其是对白圆熟流畅，高度口语化，精彩传神，对扑开读者层面又是一种推动。无论是对女性或男性读者都是灰色现实生活中一种美丽的补偿。
二、传播策略
张爱玲作品的畅销依赖于作家本人潜在的商业素质和作品的可读性，传播策略的有效选择同样功不可没。
．１．受众研究
讨论张爱玲作品的受众，我们应突破四十年代上海、香港读者的旧框框，连带考证当代受众的心理行为偏好。四十年代初的上海，作为经济重地，情势有着一种纷乱的繁荣。作为工业金融都比较发达的大都市，上海培养了一批自力更生、现实聪明的市民。他们的工作范围大抵是金融机构、各式公司或外资企业，具有白领的文化素质和经济能力。他们身处新旧文明的交替阶段，既从东西文化中分别吸取养分，又不可避免的受着双重冲
击。他们对时政有一定的关注，但不会刚刚读过新闻、关掉广播，又抓起讴歌革命的小说。时事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种忧虑，也可能是一种谈资，却绝非一种责任。另外，当时社会空气灰色低调，市民生活多半如宗桢、翠远般无聊沉闷，日复一日，毫无波折与新意。他们赚的钱虽足够养家糊口，但并不支持更高级的享受，无论在心理或排场上他们都是些小人物，他们读小说的目的多半为了解闷，张爱玲华丽的语言恰好能够给人眼前一亮的刺激。他们还处在鸳鸯蝴蝶式作品的影响当中，承接着借小说消遣、打发时间，而非探求人生目的的阅读目的，张爱玲远离政治只重家常的创作喜好恰好符合他们的审美心理，而张氏的品位、情趣也可以成为他们的谈资和模仿的对象。这些人其实没有什么英雄式的情操，在现实中甚至可能有点小奸小恶、小肚鸡肠，对柴、米、油、盐、酱、醋、茶还缺乏毫不计较的实力，很乐意从小说中看到他人的拮据、鄙薄以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式的自我认同，以强化固有的小市民价值观。旧式家庭或上一段历史离他们很近，可不是过眼云烟就是根本未曾经历过，使他们有着一种补偿似的好奇心，通过阅读他们可以监视这种周围并不存在的“现实”环境。
作为当代读者，尤其是大陆范围内的读者，新的受众应界定在中青年范围内，而张爱玲作品的逐渐重出与盛行还在最近十年，这十年正是中国大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年代，商品化规则的实施，国人保守、统一、无条件服从的集体本位受经济利益驱使，渐渐转向了实际、分化、个性独立的个人本位。尤其是中青年，固有的思想束缚不深，能够较容易的接受新的价值观。一旦去除了原有的政治色彩，摆脱了经济困境，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生活品质的追求和个人命运的探索。同主流文学相比，张爱玲的作品毫无政治因素，散发着一种任性的艺术魅力。同时张爱玲的作品无论在艺术品位、审美情趣或思想内涵上，又都是流行的通俗小说无法望其颈背的。新一批受众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应该说是智者型，而不是学者型，他们的思想不再单纯、简单，但思考的目的多为充实自我，而非真正探求出所以然，华美的同时触及灵魂的文学作品是他们再认识社会、人性的首选。张爱玲作品中传奇的故事，对生活节奏日益紧张的他们是一种吸引和片刻脱离现实的良好避难所，而张氏对人性恶的剖析与怜悯，更可以促使他们加深对人生命运的思索。如果说张爱玲其人的种种任性、我行我素在四十年代读者是一种艳羡与向往的对象，在当代受众则更多的是得到欣赏
与认同。因此虽然张爱玲的作品有某种模式化的嫌疑，比如不相干的一个轻灵的故事《年轻的时候》还是不必要的把潘汝良放进遗老家庭，对主题并无帮助，但在读者，那未尝不是特定趣味情调的象征。无论人与作品都无法完美无缺，当代受众因见识相对广博，对事物能够宽容理解，那么张爱玲包括她的缺失都成为特异风格的代表，它的魅力在于由差异性获得了个体最基本的存在价值，张爱玲是唯一的，因此更得到新一代受众的热爱。
２、媒介研究
在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的差异常常会造成传播效果的不同，以及受众的分化，合理的选择合适的媒介是传播成功的关键。张爱玲进入职业中文文坛后，作品先后发表于《紫罗兰》、《万象》、《杂志》、《古今》、《天地》、《苦竹》、《亦报》等杂志，张爱玲在每种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数量与质量自然不同，但这些杂志本身无一不是由名家主编，在四十年代的上海都是红极一时、销路旺盛的杂志。其中发表于《杂志》的小说散文共十九篇，《天地》十三篇《万象》、《苦竹》各三篇，《紫罗兰》《古今》各两篇。
按时间顺序，张爱玲的开门之作发表于《紫罗兰》，并且是辗转经人介绍去的，可见张爱玲当是因三年没用过中文，自信稍有欠缺。这一举先借《紫罗兰》将自己的文名在通俗文学读者中推广开去，在一批平平的鸳蝴派作品中更容易脱颖而出，引起读者及评论界的注意。尽管张爱玲并未因此一炮而红，但确实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而张爱玲的品位实在要比鸳鸯蝴蝶派文人高，留恋于这一阵地，不仅是自毁身价，也不可能得到文艺界的扶持以促进传播。但由鸳蝴派杂志一跃至纯文学的严肃杂志则稍显突兀，因此张爱玲紧接着将作品投给了《万象》，万象本身就恰好是由鸳蝴派消遣娱乐风格向纯文学过渡的杂志，并一度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杂志，媒介本身在固定受众中有着极佳的可信度和认知度。而由于是综合性杂志，不仅发行量大，受众的身份背景也分布于多个层次，那么作品则不仅会在大众传播领域产生影响，还将通过人际传播扩大传播范围。继《万象》后的《杂志》则不仅发行量不在《万象》之下、创作队伍更加可观，并且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支撑，无论是经费财力还是活动能力，都是其他文学杂志所不能比拟的。同时《杂志》因是党派刊物，固定受众中有一部分为政府要员，张爱玲作品的频频发表势必会使她在上流社会中产生一定影响。并且当时的刊物由于缺少广告收入，主要靠刊物内容吸引读者，确实需要
在大众读者中具有号召力的作家加盟，以增加己方喉舌的接触率，间接为党派制造声势、拉拢人心，张爱玲无疑是最佳人选。事实上也确实是《杂志》出力捧红了张爱玲。张爱玲成名后作品作为文化商品已进入成熟状态，媒介的选择则开始偏重媒介的口碑及可信度，以保持自己的市场地位。而《古今》因写稿的重头人物太多，且文风中庸冲淡，更适合名士派、年龄偏大的受众，传播范围难免狭窄，根本无法使张爱玲的作品深入人心。《天地》则由与张爱玲志趣相投的苏青主办，本身就是畅销的文学杂志，在张爱玲已由《杂志》捧红后，同样把张爱玲作为自己的王牌大力推介，十分有利于巩固张爱玲在文坛的地位。同时应指出的是，在张爱玲创作的鼎盛时期，媒介的强势组合也使得她一时间风光无限：《古今》、《杂志》、《万象》、《天地》这些强势媒体一度同时登载了张爱玲的文章，覆盖了上海各个层次的受众。之后因政治原因张氏转而创作《十八春》等作品后，发布媒介《大家》、《亦报》虽说格调并不高，但正适合通俗小说的推广，反而又为张爱玲赢得了一大批如醉如痴的读者。总之，张爱玲在国文作品的传播过程中，一直借助强势媒介的重头地位，有意识的吸引潜在受众，并利用这些媒介的器重做着免费宣传。所以张爱玲的走红，媒介的准确选择和组合功不可没。
３． 包装策略
在文化商品的整体传播过程中，包装相对于信息内容也许仅属次要因素，但善加利用，同样可以争取购买欲不那么强的潜在消费者，不失为一个有效的促销手段。用张爱玲的话说，小说集里放照片的效果是：“纸面上和我很熟悉的一些读者大约愿意看看我是什么样子，即使单行本里的文章都在杂志里读到了，也许还是要买一本回去，那么我的书可以多销两本。”（２５）。
张爱玲出版的自己经手设计的《传奇》、再版《传奇》、《流言》的封面插图都经过了精心创意：第一版《传奇》采用兰色封面，书名作者名为黑色隶书，醒目文雅。再版时“换了炎樱画的封面，象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象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象月亮，自规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的挨着一点。”（２６）《流言》出版时，张爱玲还特别选择了自己满意的照片和亲手绘制的插图，因担心印刷质量，天
天跑印刷厂，看照片看插图，校对文字，一边对印刷工人赔笑恭维，一边挑刺改正，可见对包装质量的重视。应该说明的是，这种重视最初很有可能是出自女性爱美的本能，但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促销作用。尤其是张爱玲和炎樱都有着良好的美术修养，因此能够把握作品集的封面、插图设计绝对是图文并貌、锦上添花，吸引读者注意，产生购买欲。“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２７）文学作品作为文化商品，卖点原本在作品所传递的信息，但出版本身是个物化过程，因此信息也具备了一定形体，那么形体的外观则不可避免的成为消费者是否购买的影响因素。传播中即使这些细枝末节张爱玲都自觉不自觉的考察了读者心理，并善加利用，有力惯彻了受者中心论的传播思想，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拥有自己“文迷”的作家。
三． 此岸情结
张爱玲之所以对文化传播中的商业因素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也是和她独特的个性有关，讨论张爱玲作品的畅销因素，也应从张爱玲的人生观世界观等内在深度挖掘，才能揭示出此外在表现的深度内涵。
张爱玲自称是个俗人，时时关注的是人生中具体的衣、食、住、行，对世俗生活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和依恋。她上菜市场，逛街，打扮，吃零食，她的理想家居是“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２８）她直言不讳的宣称自己爱钱，是“拜金主义者”，（２９）对传统的士大夫式的假清高不屑一顾。同这种留恋此岸物质生活的欲求相同，张爱玲在精神境界也向往着一种世俗的甚至是市侩的精神满足，“明显有着世俗的进取心”。（３０）她向往自己能够尽快出名，大红大紫，宣称“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３１）。她理直气壮的承认写作的目的是实现她的天才梦。在张爱玲眼中，国家大局、政治趋势、民族命运等全然没有意义，她说“对于我，精神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象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３２）她就是要享受现世此岸世界的安稳、实在、具体的人生。透过张爱玲这种“此岸情结”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现世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体味和感悟。
张爱玲作为侯门贵族的后裔，她的家谱让她的生命与过去相连，无论是文化趣味的熏陶，还是生活方式的养成，都可以看到家庭带给她的影响。
当她眼见着父母的离异，父亲的堕落，弟弟的萎靡，亲情的冷淡，这个曾给她快乐、安稳的家一天天没落下去，遥想祖父张佩纶，曾外祖父李鸿章当年是何等的显赫、风光，而今这一切如烟散去。这沧桑变幻的落差在张爱玲内心产生的撞击力量是极大的，使她时时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３３）这“身世之感”在张爱玲就不仅是自怜自伤，更是包含着她对人生复杂况味的深刻思考，对未来“更大的破坏”（３４）的恐惧与不安，对永远逝去的昔日繁华的眷恋与无奈。这就构成了张爱玲内心挥之不去的“乱世情结”。
如果说“身世之感”使张爱玲从自家的沉浮变幻中感到了乱世的不安与无奈，那么，港战的经历则使她从社会时代的沧桑变幻中看到了“乱世”中不可理喻、不可把握的社会人生。这场战争在她心中激起的不是什么民族情绪、爱国热忱，而是让她感到“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３５）这场战争就象一切人为的、自然的、不可抗拒的灾难一样，自然给她一种生存的不安全感和逼促感：“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 （３６）当她看到战争给个人生活所造成的毁灭，她一方面感到人类行为是多么荒诞，不可理喻；另一方面她也看到了人在战争中的种种丑陋形态和人性的弱点，使她痛感人性的自私、空虚、愚蠢的孤独，因而生出一种莫名的伤感和绝望。“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３７）港战的经历加深了她的“乱世情结”，也使她获得了一种人生观的深度。
张爱玲的人生观就是在“乱世情结”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她的理性思考虽然是超越的，但却是从她个人有限的具体而微的经验中构建出来的。张爱玲对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程的看法可以说是悲观的。她无法知道历史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她只是强烈的感觉到“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３８）“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３９）人只能在这个不可知的世界上飘荡沉浮，节节败退，自己根本驾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带有浓重宿命意味的虚无感，使她自然的产生一种及时行乐，享受现世的人生观。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张爱玲对文化传播中的商业因素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和兴趣，就是因为她对生命对人生这种独具个性的理解。
结 语
张爱玲喜欢说把恺撒的归还恺撒，上帝的归还上帝，她本身所构成的文化内涵就是恺撒与上帝的混合物。她以自己精致的亦俗亦雅、雅俗共赏的小说和散文赢得了读者的心，提升了现代都市通俗文学的品位；同时她又是都市文化的消费者，她的那种囿于自身物质利益的写作目的，她的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不可避免的使她的文本存在着迎合世俗的庸俗成分，使她从消极的立场上渲染小市民社会自私庸俗的人生态度，把现代都市的声色犬马、文化享乐主义提升到生命哲学的境地。这对于当时的青年和一些市民知识分子来讲，只能是一付带有一些麻醉作用的止痛药。如此看来，张爱玲作品畅销因素的表象确实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和思想意味，值得我们去深思。
注 释：
１、６、２８、３０《我看苏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２２５，２２８， ２２８、２３２页，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第一版
２、《〈太太万岁〉题记》，《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２６２页，同上 ３、《论写作》，《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８２页，同上
４、５、２０《沉香屑 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１５，４０，４１页，同上
７、１０、１２、１６、２９《童言无忌》，《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８７、８７，９０、８６、８６页，同上
８、１３《谈吃与画饼充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３６７，３７３页，同上
９、１１、３５、３６、３７《烬余录》，同上第５８、５８、５７、６１、６２页，同上 １４、《更衣记》，同上第３３页，同上
１５、１７、１８孔庆茂《魂归何处》第１５７，９０，１６６页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６年８月第一版
１９《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４１页，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第一版
２１、余斌 常月《红玫瑰与白玫瑰——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国际广告》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２２、《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１３１页，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第一版
２３、《金锁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１０５页，同上
２４、《沉香屑 第二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一卷第２３页，同上 ２５、《“卷首玉照”及其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２０９页，同上
２６、２７、３１、３４、３８《传奇》再版序，《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１３７，１３５，１３５、１３５、１３５页，同上
３９、《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８４页，同上
参考文献
《张爱玲文集》第一、二、三、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
孔庆茂《魂归何处》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１９９６年８月第一版 于青 《天才奇女张爱玲》 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陈子善 《作别张爱玲》 文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陈子善 《私语张爱玲》 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王卫平 马琳 《张爱玲研究五十年述评》 《新华文摘》１９９８年２期
余斌 常月《红玫瑰与白玫瑰——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国际广告》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杨梅 《世俗爱情 复杂人生 悲剧人生——论张爱玲爱情小说的深刻意蕴》，《湖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６期
刘思谦 《张爱玲：走出女性神话》，《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３期
倪文尖 《张爱玲的“背后”》，《现代小说研究丛刊》１９９８年１期
陈思和 《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文汇报》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４日
严三九 《谈张爱玲作品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内审意识》，《社会科学家》１９９６年６期
洪宏 《张爱玲小说的通俗品位和现代色彩》，《河北学刊》１９９６年５期
艾小明 《反传奇——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学术研究》１９９６年９期
钱振纲 《婚恋现象和现代审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２期 林幸谦 《反父权体制的祭奠——张爱玲小说论》，《文学评论》１９９８年４期
中 文 摘 要
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张爱玲十分重视作品传播过程中传者、受众、媒
介等制约销量的主要因素并提供了有效关照。她既着力寻找商品本身即文学作品的卖点，努力体察受众的接受心理阅读偏好，又十分注意媒介的准确选择与有机组合。首先她对开场白的运用绝非局限在趣味偏好上，而是充分考虑了受者的接受心理习惯，文章之初即有意识地利用读者的种种心理需求控制住读者的精神，并对文章种种可能不为普通读者快速接受理解的因素给予了一定心理缓冲。成功的使自己的创作风格深入人心，在受众心目中形成一个独特的品牌形象，反作用于整个商业活动，更易造成品牌忠实度，利于后期作品的传播推广。张爱玲的作品在结构上十分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发生、发展、高潮、结局一应俱全，故事情节本身又往往曲折离奇，可看性强，对读者则更具有持久强烈的吸引力。张爱玲对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接受具有清醒认识，为应付中国观众太习惯于传奇这一客观事实，她主张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能清清楚楚的找到所谓“读者所要的”和 “别的作者想说的”。品位通俗的读者群尽可以把张爱玲的作品当作通俗的言情小说对待。而张爱玲所说的“别的”则使张氏的作品完全脱离了通俗小说的格调，这种内涵在另一层面具有批判精神的读者眼中显然代表着不同的寓意。也正是这种超乎作品销量等商业因素之外的艺术成就，使评论界和各大传媒有了吹捧的借口和必要，让张爱玲的作品在传播范围和传播格调上更上层楼。在通过作品实现与读者交流的过程中，张爱玲还有意无意的利用另外一种途径向读者传递强势信息：她既借助作品宣扬自身独特的生活品位、现实追求，在心理上潜在影响着读者，又在肉眼可见的现实世界中给予读者直观的视觉刺激，以在读者心目中确立一个个性既可爱亲切又神秘遥远的女作家形象和居高临下高不可攀的地位，既使读者产生熟悉的切近感，又深得读者群的敬仰倾慕。同时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的理解、同情、但不十分激烈的女性意识，极易取得女性读者的共鸣并促使有觉悟的一部分人认真思索在感情与经济的跷跷板上男性与女性现存的失衡状态。张爱玲的语言也有意渗透了吸引读者这一清醒的目的，她的语言华美、绚丽，色彩、声音、形象有机结合，极力营造着故事氛围，各种新奇意象的制造不仅使读者得到审美愉悦，更以一种精神感受实物化的方法，化虚幻的飘渺的感受为具体物象，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拉近与作品人物的距离，
真切的感觉到人物的心理活动、遭遇起落。
对四十年代上海读者而言，张爱玲远离政治只重家常的创作喜好恰好
符合他们的审美心理，张氏的品位、情趣也可以成为他们的谈资和模仿的对象。而在当代读者眼中，张爱玲作品中的传奇故事对生活日益紧张的他们是一种吸引和片刻脱离现实的良好避难所，张氏对人性恶的剖析与怜悯，更可以促使他们加深对人生命运的思索，是以张氏的作品并不缺乏普遍响应。同时张爱玲在国文作品的传播过程中，一直借助强势媒介的重头地位，有意识的吸引潜在受众并利用这些媒介的器重做着免费宣传，所以张爱玲的走红，媒介的准确选择和组合功不可没。另外即使是书籍封面、插图等细枝末节张爱玲都自觉不自觉的考察了可能影响读者购买心理的因素，并善加利用，在包装策略上也有力贯彻了受者中心论的传播思想。
个人行为总在受性格逻辑支配，张爱玲也并不例外。她之所以对文化
传播中的商业因素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也是经历、个性、生命哲学使然。讨论张爱玲作品的畅销因素，也势必从张氏的人生观世界观等内在体验深度挖掘，以探讨此外在表现的深层内涵。张爱玲留恋此岸的物质生活，在精神境界里也向往着一种世俗的甚至是市侩的精神满足。她向往出名，承认自己的写作目的是实现她的天才梦。家族的没落和港战的爆发使张爱玲产生了一种乱世情结，这种乱世情结和她虚无悲观的生命意识，使她自然产生一种及时行乐享受现世的人生观。这种特殊的体验既使她的作品局限于固有情趣，无法更上层楼，又令其最终在文化商品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英 文 摘 要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ｉｎ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Ｍｓ．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ａｉｄ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ｐｒｅａｄｅｒｓ，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ｗｏｒｋ ｓｅｌｌｉｎｇ ． Ｏｎ ｏｎｅ ｓｉｄｅ， ｓｈｅ ｗｏｒｋｅｄ ｈａｒｄ ｔｏ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ｎａｍ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ｓｈｅ ａｌｓｏ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ｗａｓｎ’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ｂｕｔ ｆｕｌｌｙ ｔｈｉｎｋ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ｍｏｏｄ ｏｆ ａｕｉｄ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ｓｈ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ｍｉｎｄ ｂ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ｇａｖｅ ｔｈｅｍ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ｎ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ｔ ｏｎｃｅ， ｗｈａｔ ｓｈｅ ｄｉ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ｍａｋｅｓ ｈｅｒ ｏｗ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ｔｙｌ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ｔｏ ａｕｉｄｅｎｃｅ’ ｈ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ｂｅｅ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ｍａｒｋ，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ｒ ｌａｔ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ｅｄ ａｌｓｏ ｔｒｙ ｔｏ ｋ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ｘ ａｎｄ ｅ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ｐｌｏｔ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Ｍ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ｄ ａ ｃｌ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ａ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ｄ ｔｏ ｌｅｇｅｎｄ， ｓｈ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ａｔ ｗｒｉｔ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ｙ ｔｏ ｓｈｏｗ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ｈｏｗ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ｙ ｔｏ ｈｏｌｄ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ｈｏｌｄ． Ｉｎ Ｍ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ｒｉｎｇ’ｓ ｗｏｒｋｓ， ｗｅ ｃａ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ｆｉｎｄ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ｗｈａｔ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ｌｉｋｅ ｔｏ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ｌｉｋｅ ｔｏ ｓａｙ． Ｃｏｍｍｏｎ－ｌｉｋ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ｍａｙ ｒｅａｄ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ｏｖｉｎｇ ｎｏｖｅｌｓ， 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Ｍ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ｓａｙ ｍａｋｅｓ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ｅｘｏｔｉｃ ｎｏｖ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ｍｉ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ｔｈ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ｃ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ａｎ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ｇｉｖ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ｈ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ａｄ ｉｎ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ｗｉｌｌ ｇ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ｎ ｓｐｒｅａｄ ｅｘ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ｋｉｎｄ ａｎｄ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ｉｎ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ｂｙ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ｙ ｔｏ ｓｈｏｗ
ｗｈａｔ ｓｈｅ ｗａｎｔ ｔｏ ｔｅｌｌ； ｓｈｅ ｂｏｔｈ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ｈｅｒｓｅｌｆ，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ｒｅａｄｅｒ． Ａｓ 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ｈｅｒ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ｈｅｎｄ， 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ｒｏｕｓｅ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ｆｒｏｍ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ｌ 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ｙ，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ｗｏｎ’ｔ ｆｅｅ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ｓｅｎｓ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ｆｏｒｔｙ ｔｉｍ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ｒｉｎｇ’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 ｔｈａｔ ｓａ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ｕｔ ｍａｎｙ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ｉｆｅ ｊｕｓｔ ｒｉｇｈｔ ａｃ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ｓｔｅ．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ｇ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ａｒｙ ｓｔｏｒｙ ａｍｏｎｇ Ｍ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ｒｉｎｇ’ｓ ｗｏｒｋ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ａ ｓｈｅｌ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ｍ ｔｏ ｅｓｃａｐ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ａｌ－ｌｉｆｅ， 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ｔｈｉｎｋ ｏｖｅｒ ｈｕｍａｎ’ｓ ｌｉｆ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ｋｅ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ｔｉｇｈｔ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ｈｅｒ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ｓｈ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ｋｉｌｌｆｕｌ 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ｈ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 Ｈｅ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ｅｖｅｎ ｉｎ ｂｏｏｋ ｃｏｖｅ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ｍｉｎ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Ｍ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ｍｉｎｄ ｏｆ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ｃａ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ｗ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ｉｔ ｗｅｌｌ． Ｉ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ｈｅ ａｌｓｏ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ｄｅａ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ｉｓｓｕｅ．
Ｍ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ｈａｄ ｈｅｒ ｏｗ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ｍｅｒ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ｄｕｅ ｔｏ 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ｏ ｋｎｏｗ ｗｈｙ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ｓｅｌｌ ｗｅｌｌ， 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ｈ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ｄｅｅｐｅ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ｅｌｏｗ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ｈｅ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ｏｆｉｔ， Ｓｈｅ ｉｓ ａ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ｌｏｖ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ｈｅｒ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ｉｍ ｏｆ ｈｅｒ ｌｉｆｅ ｉｓ ｔｏ ｔｒｙ ｈｅｒ ｂｅｓ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ｈｅ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ｗ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ｈｅｒ ｔａｌｅｎｔ ｄｒｅａｍ， ｈｅｒ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ｓｄｏｍ， ｂｏｔｈ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ｔ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ｇｉｖｅ ｈ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ｉｔｙ． Ｉｎ ｆａｃｔ， Ｍ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ｗａ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ｂｙ ｈｅｒ 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ｓｈ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ｆｅｌｔ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 ｏｆ ｈ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ａ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ｅｒ， ｓｈｅ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ｒｅｌｙ ｏｎ ａｎｙｏｎｅ ａｎｄ ｇｅｔ ａｎ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 ｈｅｌｐ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ｗｈａｔ ｓｈｅ ｃａｎ ｔｒｕｓｔ ｊｕｓｔ ｈｅｒｓｅｌｆ， Ｔｈｏｓ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ｔｒａｉｎ ｈｅｒ ｔｏ ｆｏｒｍ ｈ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ｗｈｙ ｓｈｅ ｉｓ ｓｏ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ｍａｎ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ｆｉｎｎｅｄ ｈｅｒ ｏｗｎ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内 容 提 要
本文认为张爱玲为文的出发点与其他作家不同，她将撰文视为一种商业活动，希望从中得到物质利益和精神满足。本文试图从张爱玲小说畅销因素这一视角切入，把张爱玲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置于四十年代特殊的文化市场背景中，以市场传播学的角度加以考察。通过对各大传播要素、作品自身卖点以及作家个性、行为的分析，本文认为张爱玲作品之所以能够畅销，在于作家对受众心理阅读偏好的准确把握和巧妙利用，以及传播过程中媒介策略的有机配合、传者与受众良好沟通关系的有效确立。同时本文论述了张爱玲自身谋取商业利益的动机和渊源，即张爱玲是一个深具此岸情结的物质享乐者，而这种个性心理的产生又有其个人的、社会的，家庭的原因。
目 录
引言．．．．．．．．．．．．．．．．．．．．．．．．．．．．．．．．．．．．．．．．．．．．．．．．．．．１
一、 寻找卖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２、
３、 请君入瓮．．．．．．．．．．．．．．．．．．．．．．．．．．．．．．．．．．．．．．．．１ 投其所好．．．．．．．．．．．．．．．．．．．．．．．．．．．．．．．．．．．．．．．．４ 寻找支持．．．．．．．．．．．．．．．．．．．．．．．．．．．．．．．．．．．．．．．．５ 示范传奇．．．．．．．．．．．．．．．．．．．．．．．．．．．．．．．．．．．．．．．．７ 感情共鸣．．．．．．．．．．．．．．．．．．．．．．．．．．．．．．．．．．．．．．．．９ 华丽外表．．．．．．．．．．．．．．．．．．．．．．．．．．．．．．．．．．．．．．．１１ 受众研究．．．．．．．．．．．．．．．．．．．．．．．．．．．．．．．．．．．．．．．１２ 媒介研究．．．．．．．．．．．．．．．．．．．．．．．．．．．．．．．．．．．．．．．１４ 包装策略．．．．．．．．．．．．．．．．．．．．．．．．．．．．．．．．．．．．．．．１５ 二、 传播策略
三、 此岸情结．．．．．．．．．．．．．．．．．．．．．．．．．．．．．．．．．．．．．．．１６ 结语．．．．．．．．．．．．．．．．．．．．．．．．．．．．．．．．．．．．．．．．．．．．．．．．．．１７ 注释．．．．．．．．．．．．．．．．．．．．．．．．．．．．．．．．．．．．．．．．．．．．．．．．．．１８ 参考文献．．．．．．．．．．．．．．．．．．．．．．．．．．．．．．．．．．．．．．．．．．．．．．１９ 中文摘要．．．．．．．．．．．．．．．．．．．．．．．．．．．．．．．．．．．．．．．．．．．．．．．１ 英文摘要．．．．．．．．．．．．．．．．．．．．．．．．．．．．．．．．．．．．．．．．．．．．．．．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