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聪明又顽皮的孩子 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是四川宜宾县同兴村白杨嘴人。赵一曼，出生于１９０５年；原姓李，名坤泰，号淑宁。她父亲叫李庆绪。 李家是个地主，每年收七十石租子。李庆绪为了教育自己几个儿女读书，就聘请了个先生来家。 赵一曼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就是不太用功读书，常溜到大门外，花呀草呀，摘回来一大堆，放在桌子上玩赏。姐姐劝她说：“要好好读书呀，不要贪玩了。” 赵一曼望着姐姐说：“我已读熟了。死读书有什么用处。” 有一次，赵一曼溜出了院子，被老师碰见了，说：“你怎么又玩去了。来，把书背一下” 赵一曼说了声“好”，就在老师桌前，背起书来，背得很流畅。老师十分惊异，就问她说：“你这个顽皮的孩子，又不用心读书，怎么背下来的？” 赵一曼说：“我不爱读书，姐姐们可爱读，她们读，我用耳朵听，听几遍就会了。” 老师知道她天资聪慧，便慢慢诱导她用功读书。 赵一曼用起功来，读得快，记得熟，几个姐姐都赶不上地，老师常对人说：“她真是个又聪明、又顽皮的孩子！” “自来样”的脚 赵一曼这年已经十岁了。瓜子脸儿，两只大眼睛，十分逗人喜欢。妈妈虽有几个女儿，可数她年纪最小，就更加疼爱她。 妈妈说：“你一天比一天大了，耳也不穿，脚也不缠，看成个啥样子！” 赵一曼天真地望着妈妈的脸，说：“好好个人，为什么把脚缠得又小又尖，像你老人家的脚，辣椒样的，有啥好处？” 妈妈见好说不行，就强着给她包了脚。赵一曼只觉得脚像炭火在烧一样，阵陈疼痛，坐立不安。瞅着妈妈不在，就把缠在脚上的白布，撕撕解解，扯了下来。 妈妈很生气，抱怨说：“你总是这样倔强，屡次说你，你总不听。真是青山易改，本性难移！” 赵一曼撅着嘴说：“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愿把好好的脚，缠得像辣椒一样，又难看，又不方便。” 在洗脚的时候，她还故意把脚伸得高高的，踢蹬着说：“我的脚长得是自来样，包它干什么！” 妈妈无奈，只得说：“总是你的嘴硬，我说不过你。” 赵一曼仗着妈妈疼爱她，撒娇撤痴地同妈妈纠缠，终于逃避了封建的恶习俗。一面到大，她没有穿耳和缠脚。 “学绣花哩”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太阳似的升起了。它给黑暗的现实，投射一道绚烂的光辉。人们在它的照耀下，得到温暖、光明和生机。 赵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是个进步的人，赵一曼很尊敬他。由他的介绍，赵一曼又认识了共产党员何班辉同志。他们给她介绍“中国青年”、“妇女杂志”、“民国日报”等进步报刊。 赵一曼是个心地纯良的青年，她没有经历过人世的艰险和风浪。报刊上的文章的全部内容，她虽不能深刻地理解，但它那富有新的生命力的战斗的文字，却磁石般地吸引着她。赵一曼一字不漏地读着它，苦苦地思索着。 这时，赵一曼的父亲已经去世，大哥李席儒当了家。李席儒受父亲的影响很深，他维护着家庭的封建秩序。他的妻子周帮翰，是丈夫思想的赞助者，一个 很厉害的管家婆。他们两人拧成一条绳子，来管束着家里的人。 赵一曼看进步报刊，在李席儒的眼里是不可宽恕的。他对妈妈说：“那些新书，都不是正经书，宣传共产的。女孩子看它没有好处。应该赶紧劝劝她，叫她不要看这些邪书。” 妈妈就拿出一丈白布，交经赵一曼说：“女孩子家，在娘家住不了一辈子，嫁了总得给婆家剪剪缝缝的，以后少看些没有用的书。这白布拿去学绣花吧。” 赵一曼接了白布，每天把房门关起，问她，就说：“学绣花哩。”晚上点着灯直到深夜，问她，就说：“学绣花哩。”其实，哪里在绣花，她把自布丢在一边，黑夜白天地看起报刊来，有时夜里听见哥嫂走来的脚步声，赵一曼怕露出破绽，就赶快吹了灯。等他们去远了，却又悄悄点起灯来 赵一曼入了迷地读着进步的报刊，在她思想里，已经种下了新的种籽，并且开始抽芽。 得到了个伟大的母亲 赵一曼读了不少书，可没有进过学校，她渴望能进学校去。 一天，吃过了饭，她鼓着勇气走到大哥身边，唤了声“哥”，说：“城里的中学招收女生，下学期我也去投考。” 大嫂在旁听了，快嘴快舌地说：“男学堂招收女生，真是怪事！你还去投考？” 赵一曼说：“是的，要去投考。男女都是人，在一起念书，有什么稀奇的！” 嫂嫂说：“哟，有女学堂还不够，还闹什么男女混杂！我做姑娘的时候，可没有想到这个花样！” 大哥皱了皱眉头，冷冷说了一句：“想读书，就在家里自修吧。”说完，扭身就走了。 赵一曼见哥嫂阻拦，就去找本族的叔叔李克明、李秉之帮忙，请他们劝劝哥嫂。 谁知这两人也是陈旧脑筋，敷衍了她几句，却对他哥哥说：“女孩子和男孩子一个学堂，同出同进，成什么体统？她要去，简直是败坏李家门风，你是一家之主，难道当不了她的家！” 这话传到赵一曼耳朵里，她气愤极了，就在日记上写道：“……秉之、克明两个贼徒，狼狈为奸，真是恨人……。” 可巧，这篇日记又被他们发觉了，赵一曼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当时的“妇女周报”上，有疑难问题解答一栏，赵一曼把自己的志愿和处境，写了一篇题目为“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的稿子，用李一超的笔名寄了出去。 这篇稿子发表在“妇女周报”四十九期，出来以后，赵一曼收到各地许多同情她的来信，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来信，鼓励她，愿意帮助她。共产党员刘亚雄在给她的来信中说： “……总之，旧礼教一日不打破，即是现在男女青年一日不能脱离束缚、永没有思想自由的希望。 “你既生长在那样恶劣专制的家庭，同志们都同情你。……你可以在商务印书馆订购讲义，努力自修……，一面做改造妇女的工作……。” 这些来信，给赵一曼带来多么大的安慰和激励，这使她懂得她不是孤立的，懂得她所要走的道路，而在这道路上应该依靠谁。 １９２３年，赵一曼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作文二：《赵一曼》2800字赵一曼
到哈尔滨访问，我向省政府外事办的同志提出了一个愿望：很想看看赵一曼烈士殉难处的遗址。外事办的同志表示，寻难处遗址比较遥远，要不去东北烈士纪念馆看看，那里的地下室曾经关押过赵一曼。
东北烈士纪念馆就在哈尔滨市区内，是一栋欧式建筑。建于１９３１年，当时是由社会各界集资建设的图书馆。但是建成后就被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占用，于是这里就成了许多抗联英雄受难的地方。
大厅的抗联战士塑像前，摆放着习近平主席敬挽的花圈。
讲解员把我领到了赵一曼的资料展示区，我看到一张合影照片，才知道赵一曼居然还是黄埔军校第６期毕业生，而且还是第一批黄埔女生。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她并不是东北人，而是四川省宜宾市人。那赵一曼为何会到东北参加抗日联军呢？
讲解员告诉我，赵一曼１４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２１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９月，党组织安排她乘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船素不相识的陈达邦对严重晕船且身患肺病的一曼十分关切照顾。陈达邦是湖南人，中共党员，也是黄埔６期学员。进入“中大”后，两人仍经常往来，并产生了爱情。１９２８年４月，２３岁的赵一曼和２８岁的陈达邦在莫斯科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在莫斯科的这段日子，是赵一曼短暂人生中难得的欢乐岁月。
婚后不久，赵一曼怀孕。因国内急需女干部，中共党组织通知赵一曼回国工作，丈夫则仍留苏联。新婚八个月的夫妻在车站的最后一吻竟成永别。
怀孕的赵一曼长途跋涉后回到上海，党组织安排她到湖北宜昌创立地下交通站。１９２９年２月１日，赵一曼生下了儿子，取名“宁儿”。为躲避警察抓捕，一曼抱着十几天的婴儿一路讨饭，回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老人天地》杂志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号发表的文章说，“９·１８”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沦陷区工作。这时巧遇丈夫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两人同到汉口，硬是把哭喊不止的一岁儿子送给丈夫的堂兄陈岳云抚养。母子分手前，赵一曼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母子合照，一张留给儿子的养父，一张寄给异国的丈夫。
母子分手前，赵一曼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母子合照，一张留给儿子的养父，一张寄给异国的丈夫。
１９３４年７月，赵一曼到东北后将自己改名，担任铁北地区书记，不到半年她就拉起了一支农民自卫队，不久编入东北抗日联军，担任三军二团政委。
赵一曼出色的军事才干，引起日本侵略军的震惊和重视。敌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备感难以对付”。同时悬赏捉拿这个“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５日黎明，日军５００余人把赵一曼部队５０多人包围。危急时刻，一曼以政委名义强令团长带队突围，她留下一个班掩护，大腿被子弹贯穿，昏迷后被俘，押到珠河县。
但是，赵一曼成功地策反了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在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暴雨过后的夜里，在董宪勋和他的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赵一曼从监护医院后门逃出，坐上一辆马车逃往向宾县。但是，不久被日军追上重新被捕。
赵一曼再次被捕后，当地新闻的报道。
赵一曼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将她押送到哈尔滨，关进了伪满警察厅的地下室。我看到了当年关押赵一曼的小房间。站在英雄的受难处，我双手合十，深深地鞠了一躬。小房间的对面，就是行刑室。
关押赵一曼的房间
当年对赵一曼行刑的地方
日伪档案中发现的赵一曼被折磨后的照片
讲解员说，日本宪兵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情报，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钉竹签是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扎；灌辣椒水是搀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烙铁是直接摁在赵一曼的乳房上烙烫。最后甚至使用了即使是身强体壮的男子汉也忍受不了的类似凌迟般活剐——剥肋骨。
但是，赵一曼没有屈服！
望着当年摧残赵一曼的行刑室，我无法想象一位柔弱的女子如何经受得住鬼子非人般的摧残？
折磨了几个月，日本宪兵始终未能撬开赵一曼的口。于是决定将奄奄一息的赵一曼押回珠河枪决。在被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她向押警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了一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老人天地》杂志报道说，赵一曼牺牲时，年仅３１岁。留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的丈夫一无所闻，他长期不知爱妻下落，焦虑万分。在赵一曼牺牲后２年回国参加抗日，在兵荒马乱中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而“自行脱党”，也一直打听不到妻子的死活，长期伤怀苦闷后与一女子再婚。１９５０年２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由周恩来签署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宁儿”在养父家取名叫陈掖贤。１９４２年，陈达邦到武汉找到宁儿。父子终于团聚，但父子都不知亲人何在。１９５０年，电影《赵一曼》上映了，这位抗日女英雄很快名闻华夏。２１岁的宁儿和陈达邦都看了电影，但他俩压根儿没想到赵一曼就是他们的亲人。
全国解放后，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四处寻找嫂子李一超的下落，她只模糊地听说李一超后来化名“赵大姐”在东北牺牲，但也不知道就是赵一曼。她给党中央写信，说李一超留有一个孩子寄养在长沙伯父家。１９５０年，宁儿作为革命后代由党中央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就读。
时在四川泸州工作的李坤杰也在寻找幺妹。１９５２年，赵一曼的同学郑双碧突然交给她一张李坤泰（一曼）在上海拍的照片，她顿时热泪盈眶：“啊，这就是幺妹！”但郑双碧姐妹对李坤泰的去向也一无所知。
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和儿子陈掖贤
《赵一曼》公映后，在中央工作的四川人何成湘回忆说：他１９３１年担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期间曾亲见并直接领导过赵一曼，但他只知道一曼是四川宜宾人，姓李，有一个孩子。１９５２年三四月间，何成湘到四川找到了李坤杰，她拿出那张幺妹抱着宁儿的照片。１９５６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去黑龙江，找到了当年和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他们一致说：“瘦李！就是瘦李！”后来，记者又在哈尔滨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一张敌伪拍的一曼在病床上的照片，这才最终确定了赵一曼就是李坤泰！
当组织上通知陈掖贤，认定赵一曼就是他的生母后，他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看到了母亲的遗嘱，几乎哭晕，精神受到强烈创伤。他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上刺上了“赵一曼”三字，表达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崇敬。
“文革”中，书写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隶书的陈达邦被迫害致死。赵一曼的儿子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１９８２年，虽被宣告平反，但是他最终上吊自杀。
写完这一篇博客时，已经是９月３日，迎来了第一个中国的烈士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女士，愿您在天之灵继续保佑中华！ （作者：徐静波）
作文三：《赵一曼》600字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人称李姐（１９０５年－１９３６年８月），爱国女诗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率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在与日寇殊死搏斗中为国捐躯。她是中国人民的好女儿，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留有著名诗篇，《滨江述怀》等，其后人俱为仁人志士，其故里四川宜宾有“赵一曼纪念馆”，有电影《赵一曼》、《我的母亲赵一曼》等。２０１０年被评为“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后人作有大量纪念文章诗篇
人物简介
生平经历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１９３４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１９３５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３军第１师第２团政委，１１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颂词歌诗
将军秦良玉）
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手，珠河亿载漾东风。
赵一曼烈士的晚辈校友之子杨将军曾题诗纪念： 家母有师姐，宜宾曾入学。
尚志无此妹，神州有斯杰。
黄埔精神振，黑土碧血喋。
临刑告独子，芳华意何决。
誓志为人不为家，
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作文四：《赵一曼》13400字赵一曼 人物简介
“红枪白马女政委”赵一曼（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２５日－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原名李坤泰，乳名淑端，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１９２６年进入宜宾市女子中学（现宜宾市二中）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女民族抗日英雄。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１９２４年大姐夫郑佑之（中国共产党首届四川省委委员，革命先烈，人称川南农王）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６年夏，她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１９２７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７月，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达邦结婚。１９２８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１９３２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１９３４年７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１９３５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纸也为之惊叹的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赵一曼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生平经历
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李鸿绪，母亲兰明福。曾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自学中
医，为乡里看病。母亲兰明福，操持家务，共生六女三男，一曼排行为七。 １９１３年８岁，入“私塾”学习，成绩良好。
１９１８年１３岁，父亲逝去，由封建思想严重的大哥李席儒和大嫂周帮翰管家。
“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
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１９２６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１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１９２７年９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１９２８年冬奉命回国，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调到东北，在沈阳工厂中领导工人斗争。１９３３年，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同年４月，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斗争。
１９３４年春，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率部活动于哈尔滨以东地区，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与敌作战中，为掩护部队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在狱中，敌人动用酷刑，她坚贞不屈。敌人为获得我军情报，送她去医院治伤。她却乘机晓以民族大义，教育争取了看守的伪警察和治伤的护士。
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３人一同逃离哈尔滨奔往抗日游击区。第三天清晨，在距离游击区不到１０公里处，被伪骑警追上逮捕。敌人用尽各种酷刑，她严守机密，挫败了敌人的图谋。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日，敌人将她押往珠河县。８月２日，敌人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屠刀，她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３１岁。
英雄事迹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１９３４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１９３５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３军第１师第２团政委，１１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３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６月３０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８月２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现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枪毙了，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中国人民会永远牢记女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哈尔滨人为纪念将她，把东北烈士纪念馆（曾经的伪满警察厅）门前的街道命名为一曼街。赵一曼塑像就屹立在右边不远的广场，旁边是继红小学校。
死后身份的确认
赵一曼死后，丈夫陈达邦并不知道她已经改了名字，电影《赵一曼》播出时他都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赵一曼的姐姐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要求查找曾经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然而，周总理看了这封信之后，怎么也想不起李一超究竟是谁。直到１９５２年，她给陈宗瑛写信说经过赵一曼的战友仔细辨认，赵一曼就是李一超。这个时候赵一曼的真实身份才得到确认。
当年伤检报告透露赵一曼如何被折磨致死
１９３５年冬天来得格外冷，赵一曼女士面对前来“讨伐”的日军。把生留给大多数，自己毅然在队伍突围后，率领几个人殿后。在激烈的枪战中，饥饿的赵一曼的手腕负伤。在寒冷的夜里，她和战士们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转移到山岭下的一家农舍。
几天后，敌人的密探发现了赵一曼藏身的地方，讨伐队来了，包围了破败的农舍。面对着围困和喊话，她并不应答，用受伤的手腕举枪对着那些不容戴天的声音回击。赵一曼身边的人一个个相继倒下了，讨伐队的子弹打断了她左腿的骨头，赵一曼女士匍倒在雪地里昏迷中被俘，殷红的血滴在雪里，发出刺人的颜色。讨伐队用一辆牛车把赵一曼押往县城。
一路上，牛车颠簸一下，赵一曼女士腿上的伤口就流出一股殷红的鲜血，棉絮红了，又暗了，暗了又结成硬痂。牛车把赵一曼女士拉到珠河县公署门前，讨伐队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们的上司大野泰治。牛车上抬下的赵一曼流了很多血，濒于昏死。人们感到这个女人命悬一丝。人们说赵一曼女士虽然清瘦，但在她身上弥漫着的大家闺秀的书卷气与军人冷峻的混合，使她一下子无论在何种场合何种时段，你都会觉出她与别的女性的异样和超拔，也正因了此，大野泰治知道自己捕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
大野泰治决计亲手审问垂死的赵一曼，他想在赵女士闭目前，掏出有价值的东西。开始审讯赵一曼女士的时候，大野泰治不断地用鞭子把儿捅赵一曼手腕上的枪伤伤口，是一点一点邪恶地往里旋转着拧，碰到骨头后再不停地搅动伤口的创面，继而用皮鞋猛踢她的腹部、乳房和脸。一共折腾了两个小时。大野泰治也没有在冷汗涔涔而下的赵一曼那里，获得有价值的应答，大野泰治感到日本皇军的自尊受到一个中国弱女子的凌辱。
赵一曼从被捕到走上刑场历经９个月的时日，如但丁在《神曲》里磨折的地狱，她经历了常人肉身难以想象的酷刑。到得最后时刻，她到处白骨外露，身体多处炭化。一个弱女子，你可以用手中的鞭子麻木到像对待牲畜鞭笞之，面对弱女子你可以下流到戏弄之，玩耍之，最后恶毒到你鞭子的尊严受到戏弄直想杀戮之、毁灭之，大野泰治从最初的骄横，到中间的拉拢，及至最后的疯狂折磨，但他不得不对赵一曼无论遭受怎样的凌辱和欺侮，仍不放弃人格的尊严和信仰的光辉表达由衷钦佩，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第一次）我用马灯一照她，看到她满脸苍白是汗，她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阵颤抖，心里发凉。”日后无论是打、烧、电刑，都不能让赵一曼俯首就范。
在审讯赵一曼期间，大野被派到新京受训。他临行前特意到监狱里看望赵一曼，恳请赵一曼女士为自己留字纪念，这是一个怎样的颠倒啊，大野泰治是心理承受能力崩溃么？不是的，是他有了善良又高贵的悲悯么？是他对一个爱自己民族而保持忠诚虽惨遭迫害和折磨的女子而忏悔么？否，他没有最大的悲悯心、最强烈的罪恶感和最深切的忏悔，也许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点点对英物女子的崇拜，加害于赵一曼女士的人，他的内心应该是受伤的灵魂感到后怕，而想在被迫害者那里得到一丝宽恕和抚慰；加害别人为别人施以酷刑者，他内心也难免被酷刑所折磨，他们更应该受到造物主的悲悯。赵一曼写了律诗
《滨江抒怀》送给了大野泰治，中间有：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大野后来就一直保留着这页纸，像对待一个圣物，战败后，大野在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在交出的时候，他先是立正站起，给写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我，骄横的警佐，在凛然的英武女子的气质下折服了，而且是在赵一曼殉国后的数十年后，就是这样一个细节，在阔大的历史进程里，也许渺小到忽略不计，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岸，但它和我们民族最后赢得的那场伟大的胜利相比，这也许才是最大的胜利，最扬眉吐气最解气的一幕吧。
因为赵一曼女士，使受难的人和灵魂看到了精神的高度和希望念想之所在；因为赵一曼，使貌似强大的恶魔感到了恐惧和障碍，这时他们面对的赵一曼就不再是一个肉身，而是一种神示，一种象征。敌人可以杀死赵一曼，但敌人却不能杀死一个神示，一个象征。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曾简略载有赵一曼女士从哈尔滨市医院逃走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暴雨过后的夜里逃走的．这天夜里，看守赵一曼的警士董宪勋在他的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将赵一曼女士抬出医院的后门。出了医院的后门，一辆早已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开车的是个白俄。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停了下来，客人下了车，白俄司机就把车调头开走了。
女护士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雇好了一副轿子，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轿，然后，一伙人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警察署的警官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很快从那个白俄司机处发现了线索，后来又从太古街的轿铺主人那里得知，赵女士是由他们抬到荒山嘴子附近去的。
日本警官马上乘车去追。
途中，必由之路上的阿什河桥被夜里的暴雨冲垮了。日本警官及格人只好到附近的村庄征到几匹马，骑马直追。追到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女士、护士韩勇义、警士董宪勋及他的叔父董广政。
在功败垂成的时刻，赵一曼女士再次被捕。
赵一曼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他们寄希望于那些曾经令许多人发抖，许多人丧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产生作用。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钉竹签是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 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扎； 灌辣椒水是搀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 烙铁是直接摁在赵一曼的乳房上烙烫。最后甚至使用了即使是身强体壮的男子汉也忍受不了的类似凌迟般活剐：剥肋骨。
在酷刑过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失去刑讯效果，日本宪兵先是用冷水泼，后来改用化学药水熏，用酒精擦，还多次给她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酊，强迫喂灌许多掺有咖啡因的盐水和含有高纯度甲基苯丙胺的葡萄糖液，待赵一曼恢复体力，头脑清醒，精神亢奋后，再继续用刑。
最后，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和哈尔滨警察厅开会讨论如何使赵一曼屈服。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涩谷三郎厅长亲自作了凶残决定，专门从日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专门针对女性设计的电刑刑具。指示行刑的日本特务不要有任何顾忌，可以直接电击赵女士身体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
据当年参与审讯的凶手描述，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７个多小时的电刑，造成了连续不断的剧痛，已超过了任何人能够耐受的极限。先
前受刑从未喊叫一声的赵一曼撕心裂肺的悲哀叫声不绝于耳；完全失禁、淋漓不绝、胃汁和胆汁全呕吐出来；受刑处被电流烤焦、皮肤皮革状、呈焦黑色，局部组织Ⅱ－Ⅲ度电烧伤、呈炭化状；整个人混身上下湿淋淋淌着汗水，口中直流白沫，舌头外吐，眼球突凸，两眼变红，瞳孔微微放大，下嘴唇也被她自己的牙齿咬得烂糊糊的„„
赵一曼以自己的肉身否定了敌人的暴虐和不义，在赵一曼所受的虐杀中，我们感到酷刑和罪恶不仅是日本人的耻，它是人类犯下的罪，她让时间看到了人类进化的丑陋，是世界之耻。赵一曼女士这样的弱女子，凭借自己的精神高度和超人的意志（有时连自己的身体也是不能凭借啊，身体也参与了精神的压榨呢），不仅打败了有东洋充满武士道和先进酷刑所结成的团队，还以自己的人格差点让警士与护士拼却身家性命一起逃亡，只功败垂成的逃亡这一点，就给对手带来了巨大的羞辱。
我们知道，酷刑之苦是沦肌浃髓的，行刑者想通过肉体的痛苦转化为精神压力，古代中国的凌迟，之所以不让犯人速死，说穿了是使犯人感受折磨的苦痛。有时酷刑制造的是一种精神的恐怖，行刑者可能还没有动刑，而早早地把将动用酷刑的信息透露给你，很多人由于害怕行刑在没有动刑之前就招供了，精神的恐惧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酷刑。
当你在阅读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法医股《关于赵一曼女士伤检诊断报告》（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８日滨警司法密８０９号），你一定会有种茫然失语的感觉，赵一曼死了，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年轻，她死了，才三十一岁的青春的末梢，我还活着，她是那么年轻，却死掉，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
７月２７日上午，经全面检查，对赵一曼女士身体受伤情况诊断如下：
（１）心脏肝脏系统有受伤症状：心肌受损，收缩力减弱，心律紊乱，窦性心动过速、脉搏（心率）１３２次／分；体位性低血压虚脱、循环略有衰竭；儿茶酚胺分泌增多，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肾上腺皮质功能明显减退。
（２）中枢神经系统有受伤症状：眼球震颤、对光反应迟钝，肌张力低下，共济失调；出现明显的的锥体外系症状，肌体产生开－－关现象，经常突然多动、震颤、静坐不能、肌紧张不全、不安（开），几分钟后又变为全身强直不动（关），持续数分钟，周而复始。
（３） 注射及口服兴奋类药物超出规定剂量，严重刺激应激激素的释放，产生过量效应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血液中苯丙胺含量过高，属中度中毒症状。
（４）全身多处电烧伤。具体伤情：
咽喉：发音过度，咽喉、声带撕裂出血；
乳头：形成了直径为６～８ｍｍ的圆形裂口，边缘隆凸，中央凹陷，斑痕质硬而干燥，体内液体物质发生离解，呈明显炭化状态，为Ⅲ度电烧伤；
乳房：表皮剥脱，局部皮肤皮革状、呈焦黑色，与周围正常组织分界清楚；创面深及皮下组织、肌肉、乳腺导管和神经丛，皮下静脉网呈树枝状，局部组织呈炭化状，永久性丧失哺乳功能，为局部Ⅱ度电烧伤；
会阴前区：耻骨联合前方帘状的部分体毛烧焦，帘状部的皮下电流斑色明显；泌尿器官、生殖器的开口和肛门电烧伤深达粘膜、肌层组织，已阻碍正常的生殖排泄功能；影响将来身体直立，大腿外展及下蹲，不便行走。为局部Ⅱ度电烧伤；
泌尿器官：导尿管及膀胱被硬器刺伤，形成了裂口，局部烤焦，外伤性血尿滴漏，排尿有强烈刺痛感；神经纤维肌肉组织及神经根均不同度坏死，可能永久失禁，为Ⅲ度电烧伤；
阴道：中度撕裂伤、子宫及附件损伤；阴道壁大部被烤焦，粘膜、肌层和局部浆膜组织因电解作用受到损害，发生变质、坏死，分泌功能丧失，Ⅱ度电灼伤；阴唇粘连、假性阴道闭锁；物理性子宫脱垂，呈脱出状态；
肛门：撕裂严重，扩约肌器质性损伤；Ⅱ度电灼伤，组织蛋白凝固、其深部坏死范围超过浅表的坏死；Ⅰ度肛脱，肛周畸形，遮挡肛门排便，造成粪便潴留，形成排便困难；
注意事项：各受伤部位均为神经密集区域，敏感性强，纤维肌肉组织细嫩，容易并发感染，可发生湿性坏疽、脓毒血症、甚或气性坏疽等；会阴部电烧伤严重，该部位极易发生创面化脓感染，迁延不愈，最终形成瘢痕愈合，出现挛缩畸形；中度中毒可能导致永久性失眠，大脑机能破坏、心脏衰竭、紧张或激动不安，甚至长期精神分裂症。
这是一份旧档案，但对我们活着的人却是一种威压，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样的酷刑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的发明，对于赵一曼，那些行刑者无疑是有罪的，而那些发明刑具的人，他们能逃脱干系吗？他们制造的肉身的痛苦同时，其实施压的使个人的意志和人格的瓦解，一个女人的乳房是生理的构造也是文化所赋予的尊严的所在，行刑的人折磨女人的乳房等，一面是邪恶的魔鬼心理一方面是制造精神的酷刑。
施行酷刑的人绝望了，他们决计处死赵一曼，赵一曼被游街示众后，与周百学一同处死，处死前，周百学让行刑的人把脚镣取下来，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行刑的人不解且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然后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然后野蛮的日本人让两位女性在行刑场曝
尸数日，不许百姓收敛，尸骨被饥饿的野狗撕碎，最后尸骨无存，时间过去几十年后在自由的土地上，人们为赵一曼举行“影葬”，将赵一曼生前的照片埋放在她的殉难的土地上。赵一曼死了，可以说世俗的生命被邪恶人为的扼杀了，但从另一方面不过是生命的开始，因为，一些像赵一曼这样人的死，恰恰换回了我们民族的生。
但我们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做事的认真，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暨特务科《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９日滨警司暨特密４７５９号）是这样描述的：
（１）参考厅本部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７月２６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故审讯未取得理想效果，一是赵一曼女士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激昂的抗日态度，属顽固不化的思想犯；二是赵一曼女士已报定必死之决心，且意志之顽强令人难以置信，单纯审讯已无法改造其反满抗日的思想。（２）回顾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我们应加以考虑的是对今后刑讯方式的改进：
为有利于提高思想改造工作的效果，应慎用此类专门的电刑，尤其是对女性受刑人，有更换电击部位的必要；电刑强度的控制是最需要慎重的，电流引导物要适当，避免身体器官永久性损伤；电流通过
人体时间不宜过长，防止对人体的机能破坏过大，严重破坏肌体各种组织，难于完全恢复；
不宜采用硬物插入体内深处，避免造成器质性损伤；也不宜过量使用高纯度兴奋类药物，避免人体产生永久依赖性；
对思想犯人的改造工作的改进，是最需要进一步努力的；
总而言之，有必要进一步努力研究，提高电刑审讯效果之途径。
（３）要通过审讯改造赵一曼女士思想，了解哈东地区抗日军外围团体的全貌，并获取思想对策上的重要参考资料，已无可能。对如此顽固的思想犯其境遇无需再斟酌，将来没有悔改之希望，应给以严重处分，（处以死刑），坚决铲除。建议采取游街示众的方式，利用对她的死刑，宣传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的王道主义。如果利用得好，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
从这旧档里，我们看到了酷刑的局限，酷刑损伤的是肉身，但对赵一曼这样有着精神高度的人，只不过是浴火重生，我想表达的是，虽然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人们接受的赵一曼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不忘记赵一曼所遭受的磨难，我们才能理解赵一曼，我们不是记住仇恨，我们只是记住历史，阿多诺这样说道：“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我想对酷刑失却记忆的宽恕与和解，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抹杀与否认。酷刑挑
战的是人性，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奥斯维辛，耶路撒冷的哭墙，南京，赵一曼囚禁的牢狱，都供奉着人类的永恒记忆。利用对人生理结构的认知，把肉体折磨发挥到极至，从而实现精神上的屈从，这种彻底丢弃了人性而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酷刑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对他们的称谓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魔鬼！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彻底否定了医学生理的极限，对英雄的称谓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神明！魔鬼终将遭受炼狱之火，神明一定被人心供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我想到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的故事，也许记忆是要付出代价的：
胡兰子受刑时，１２岁的爱兰子亲眼看到活生生的姐姐在铡刀下身首异处，热腾腾的鲜血四下迸溅。善良柔弱的爱兰子被惊呆了，从此，她的记忆再也走不出那个血腥而又酷烈的场面，她的意识、她的情感永远留驻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２日的那个现场。
人们都说：爱兰子得了“精神病”。
１９４９年夏，战斗剧社从临汾来到北平，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刘胡兰》，当时应观众要求在演出前请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同志给观众讲几句话，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答应下来。可是，当她到台前刚一站定，就情不自禁地饮泣而嚎啕大哭起来，哪里还讲得下去呢？后来，也就不让她勉为其难了。
我想哭泣也是有力量的，这种直接袒露心灵深处的情性，是对那酷刑的记忆和控告，Ｅ．Ｈ．贡布里奇在批评欧洲现代文明时曾经说
过：“欧洲已经积累起来的全部聪明和知识剥夺了人的最高天资：情感的力量和强度，以及直接表现情感的方式。”爱兰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聪明”“才智”，她以她的记忆，对酷刑的记忆保留了“情感的力量和强度”。当人们都认为爱兰子患上了“精神病”时，人们却无意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在“精神”的某个方面也染上了别的什么病症，我们是否患上了失忆症呢。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所挟裹的血腥，使阅读和记忆的人难免心理痉挛，我们不是鼓励喋血，仿效喋血是不必和不该的．我们是在口里淡出鸟的时日，不与遗忘为伍，从遗忘中抽身而出，仿佛立在十字街头电子时代的爱兰子，对来往的过客说：
记忆在此！
哈尔滨市立医院历史沿革新考
“赵一曼烈士养伤室” 是哈尔滨为数不多的“红色建筑”。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抗日英雄赵一曼被捕，在狱中她饱受折磨，奄奄一息，为了更好的获取口供，１２月１３日日本人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第六病房第二号室进行监护治疗。时任哈尔滨市立医院院长张柏岩，十分同情和敬佩这位女英雄，亲自给赵一曼打针，换药，指导护理，过问其饮食营养，经过三个月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显著好转。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在看守董宪勋，见习护士韩勇义的帮助下，赵一曼乘轿子
顺利逃出医院，经过两天奔波，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宾县，此时由于白俄司机告密，连同董韩二人，赵再次被捕。从此再也没被送回医院，直到牺牲。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３日——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赵一曼在这座俄式二层小楼里度过了１６７天，这段日子，虽然重伤在身，但在张柏岩、韩勇义、董宪勋三人的陪伴下，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赵一曼感受到了同胞的温暖，获得了“英雄最后的尊严”。正因为这样，１９８６年位于南岗区一曼街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后院内的“赵一曼烈士养伤室”被列为市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５年６月６日又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哈尔滨市立医院现在叫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位于道里地段街。而“赵一曼烈士养伤室”位于南岗，现在是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的后院。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哈医大附属医院和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历史上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夕，两家医院互换了院址。
这段历史要从１９１３年说起。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前身是沙俄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妓女疗养院，１９１３年９月９日由哈尔滨市董事会接管改组，改称哈尔滨市董事会第一医院。当时的地址在南岗区邮政街与一曼街间，占地３３８８６平方米，设病床６５张，门诊设内、外、传染
三科。１９１８年医院增设妇科，１９２４年增设产科，１９２７年东省特别区市政局接收后，增设Ｘ线室、化验所等，病床达到２００张，１９３１年５月，改称东省特别区市立医院。１９３２年哈尔滨沦陷后，由日本人接管，改称哈尔滨市立医院。当时医护人员１０７名，设内、外、儿、眼、耳鼻喉、皮肤、花柳、产妇、传染病及物疗１０个科，１９３６年经日本人扩建后，住院病床增至３００张。赵一曼之所以被送到这所医院进行治疗，也是考虑到哈尔滨市立医院以内科，特别是妇科见长。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８日，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解放哈尔滨。当年８月，哈尔滨爆发霍乱、鼠疫，鉴于严峻的防疫形势，东北民主联军集合原有军医力量，将位于南岗区邮政街与一曼街间的伪满赤医院改组为东北军区哈尔滨市卫戍医院（哈医大附属医院前身），并接管了哈尔滨市立医院，改称其为哈尔滨特别市立第一医院。
１９４７年，哈尔滨鼠疫加剧，依靠东北军区哈尔滨市卫戍医院已经不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鉴于哈尔滨市立医院在内科特别是妇科、传染科见长，市长刘成栋不计前嫌，大胆启用哈尔滨市立医院原院长贾连元博士，让他继续担任哈尔滨特别市立第一医院院长，具体负责防疫工作，并让医院为哈尔滨全市的公共企业附属单位职工免费治疗伤病。由于反应及时，用人得法，此次鼠疫被迅速平息。但此番成就并不能完全消除中共官员的顾虑。毕竟防疫一事事关重大，哈尔滨市立医院历史上又与日本人关系密切，鉴于此，鼠疫平息后不久，
年近五旬的贾连元院长被解除院长职务，一度失去公职，在道里区一处平房内开办了“贾氏诊所”。于此同时，为了应对哈尔滨复杂的政治、医疗状况，中共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医疗防疫系统。
１９４９年８月，作为市直属机关的东北军区哈尔滨市卫戍医院率先出击，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了哈尔滨的其他几家医院，并与位于市中心，硬件实施好，设备齐全的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互换院址，成立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该医院占地面积６９ ６８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９０ ６０３平方米，病床１ ０００张，极大了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医疗需要。
斗转星移，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如今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早已不是１９４９年成立之初那所医疗设备不足，硬件设施奇差，医疗人员奇缺，要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争夺“老房子”的军区医院，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黑龙江全省最大的医疗中心。现在“赵一曼烈士养伤室”不在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管辖之内，但赵一曼烈士的精神被却被这所医院永远铭记。
护士韩勇义助赵一曼出逃细节
哈尔滨警察厅关押赵一曼的牢房。
治伤中的赵一曼。
韩勇义。 照片提供 申志远
哈尔滨新闻网主笔 申志远
赵一曼（１９０５－１９３６年）是抗日英雄，韩勇义是受其影响的爱国女护士。她们是逃离虎口，随即又落入魔爪的革命患难者。她们的故事，堪称传奇。
东北烈士纪念馆资深专家温野，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便着手研究赵一曼与韩勇义的极不寻常关系。当年韩勇义倾其嫁妆钱，不顾生死助抗联英雄赵一曼逃亡的一幕幕往事感人至深。
韩勇义家事背景
韩勇义（１９２０—１９４９年），奉天省桓仁县（今辽宁省桓仁县）人。从小活泼开朗，好打抱不平。为此，她父亲的同学孙一峰便给她取名“勇义”，意指“见义勇为”。
韩勇义为外迁者，是幼年流动至哈尔滨的。“九一八”事变后，在哈经商的伯父韩文贵积极筹款支持马占山、李杜抗战。马占山、李杜失利后，韩文贵去北平隐居，日伪当局便传讯韩勇义的父亲韩文庆，逼他交出韩文贵的财产账目。严刑之下，韩文庆被折磨致死。父亲死后，全家迁居呼兰。韩勇义进入呼兰女子高小读书。１９３４年冬小学毕业。１９３５年夏，初小毕业不久的韩勇义进入哈尔滨市立医院办的二年制“看护妇养成所”插班学习。
“红枪白马”
女侠闯入护士纯净世界
１９３６年，韩勇义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旧楼，临近病房的那条街原来叫山街，１９４６年７月７日，为纪念赵一曼，更名一曼街）当上了见习护士。活跃在北满的“红枪白马”女侠——抗日英雄赵一曼，这时闯入她的生活。
１９３５年年初，抗联的工作举步维艰。１１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所在部队遭三万多日军的铁壁合围，子弹打断她的左腿骨头，导致她失血昏迷，在珠河（现尚志市）被捕，关押在哈尔滨警察厅。
被捕之后受尽各种惨无人道酷刑的赵一曼，被送进了哈尔滨市立医院。韩勇义被指派来护理赵一曼。张柏岩为赵一曼治伤。
后来韩勇义在回忆录中描写了她见到赵一曼的第一印象：“赵一曼的湿发完全遮住了脸，我无法看清她的模样，我用双手颤抖地拢开躺在担架上还在昏迷中的赵一曼的乱发，一张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完全暴露出来，口中直流白沫。眼球突凸，两眼翻白，嘴角淌着血，气若游丝。醒来后，她睁开眼睛见到我后，慢慢抬起头， 大口大口地喘气。我当时觉得她是想动一动，想缓解些痛苦。”
这时的韩勇义，不管对赵一曼充满了怎样的同情，并没有想过自己能帮助赵一曼逃跑。最初，她所能做的就是为保护赵一曼，跟巡查的警特撒谎，让她少受些令人发指的酷刑。
一天中午，韩勇义吃完饭回来之后，发现林宽重正冲着赵一曼咆哮，手几乎指到了赵一曼的鼻尖上。林宽重是日伪时期最凶狠的日本特务之一，当时担任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搜查主任、警佐。外号“林大头”，在特务科期间，亲手侦捕和审讯过许多抗日爱国者。１９３８年前，在哈尔滨地区发生的历次重大迫害爱国者的事件，几乎全同他有关系。赵一曼逃跑被捕押回后也是由他审讯。
韩勇义对“林大头”对待赵一曼的凶狠状很是不满，便主动提出要助她逃出魔爪。在数月的接触后，赵一曼将三个看守之一来自南岗邮政街的小警察董宪勋（１９０９—１９３６年）也争取过来，之后他们三个人进行周密的逃亡前的准备。 这样，历史便演绎了一段韩勇义、董宪勋帮助赵一曼逃亡未遂的传奇。他们三人开始是想逃到北京、上海等地的。但他们改变了路线。
为了能帮助赵一曼逃走，韩勇义卖掉了父亲留给她的嫁妆，因为见习护士是没有薪水的。
赵一曼是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暴雨倾盆的夜里逃走的。当晚９时之后，林宽重巡查照旧，并未发现任何异常。这时，董宪勋雇了一辆白俄司机开的汽车，
来到医院，韩勇义和董宪勋将赵一曼抬上汽车。三个人上了车，朝文庙方向开去。到了文庙屠宰场的后面，董宪勋将赵一曼背下汽车。那里有事先雇好的一乘轿子，他们扶着赵一曼上了轿子，五个雇来的轿夫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由于大雨，导致阿什河涨水，第二天早晨才到达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叔父董元策家里。之后他们将轿夫打发回去。
天黑以后，董元策的好友魏玉恒赶来一辆双轮大马车，几个人迅速将轿
子放到马车上，拉着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连夜向宾县方向进发。３０日清晨，天亮了，此时赵一曼等人已到达阿城县境内的李家屯，此处距离游击区不到２０公里。可是功败垂成，他们被敌人赶上。赵一曼和韩勇义、董宪勋被捕。
在哈尔滨，董宪勋的下一班警察前来换班的时候，发现赵一曼已经逃走，开始追查。敌人断定，赵一曼腿部有重伤，只能坐车，所以从车辆开始排查，最后锁定了那个白俄小汽车司机。敌人顺藤摸瓜，又找到那五个轿夫„„
他们三人被押到哈尔滨警察厅监狱，警特对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进行了残酷的刑讯，逼他们供出地下组织名单和逃走的去向。赵一曼受到令人发指的酷刑，不过日寇终究未能从她口中得到任何东西。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在被日寇押往珠河的火车上，有家有儿子的赵一曼，向押送她的伪警察要来了纸和笔，给远在江南、从来不通信的儿子留下了一封遗书。赵一曼是唱着她最喜欢的革命歌曲《红旗歌》，在珠河小北门就义的，那年，她３１岁。
董宪勋面对酷刑，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最后因受刑过重于７月上旬死于狱中，时年２７岁。
赵一曼牺牲的时候，狱中的韩勇义并不知情。在辣椒水的味道里，她感觉到赵一曼精神的强力支撑。韩勇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日寇对我行刑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赵一曼。我没有任何可以畏惧，只要不畏惧他们，任何刑罚我都不会觉得痛苦。”
四国间谍意大利人范斯白的回忆录《日本间谍》（又译《神明的子孙在中国》）中有段记载：“有一位名叫韩勇义的少女，才１６岁，已经被关押６个多月了，牢狱生活中受过多次酷刑，她的脚两次被电烫斗烙伤，她的眼睛又被用火柴来烧„„”
１９３７年６月，伪南岗区法院判处她有期徒刑４个月，但是她累计被关押时间达２年零６个月。狱中的折磨，她得了肋膜炎等严重疾病。
他们三人出逃时携带的小皮箱被韩勇义带到狱中。出狱之后，韩勇义一直随身携带，后来韩勇义去世之后，韩勇义的弟弟韩辉把其交给了哈尔滨市政府。小皮箱如今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列室里。
１９３９年８月，韩勇义结了婚，有了家和孩子，仍忘不了赵一曼，还想着离家参加抗战。
作文五：《纪念赵一曼》29700字赵一曼烈士是我辈从小就知道的革命英雄，但听说她之时年纪太 小，丝毫不谙世事，其具体事迹在残存的记忆里已经非常模糊了。近 年来曾有一次想起她，那是前年编辑《巴蜀历史画廊》之际。该书以 文物为线索，简要勾勒四川从石器时代到现代的历史，在编辑到近现 代，需要罗列青史垂名的四川好儿女之时，方才想起四川曾有这么一 位英雄。可模糊的印象中，她似乎是又东北的，与抗日有关。具体查 了资料，才了解到，她这样身于中国腹地、离日寇烽烟尚远且家境良 好的闺秀，是怎样舍弃了相对安定与富足的生活，把自己投到民族救 亡的风口浪尖上的。 且不说她是位柔弱的女子了——因为传统思想对 性别的定义，我们姑且暂将“柔弱”这个对她来说并不恰当的词加于 她身上——当时千千万万强壮的男子， 不都是默默地做了日本的顺民 吗？即使顺民也有很多苦衷与无奈， 但比之提着头颅忍饥耐寒的战斗 生活，不知要安适多少倍了。如赵一曼《滨江述怀》一诗所言：“男 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想来，在那个峥嵘岁月中，不知 有多少这样的奇女子，用自己的血肉与灵魂，去构筑中华民族独立与 崛起的长城。 这些人或许因为党派与政见的分歧而被胜利者书写的历 史所湮没而不为大众所知，但我们知道，中华民族能走向复兴之路， 靠的是无数不屈的脊梁。赵一曼，是这些照亮历史星空的流星之中最 为明亮的一颗；而且，她奉献自己所燃烧的光亮，因历史的机缘恰为 人们所见。我们应该深切缅怀她，以及所有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作出牺 牲的人们，不论他们是什么党派，不论他们是否默默无闻，他们都是 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
此次到长春，参观了吉林省博物院新办的展览《黑土军魂—— 东北抗日联军军史陈列》 ，这个展览于 １２ 月 １９ 日正式对外开放，展 览共分为序言－东北沦陷，奋起抗日－肩负民族救亡重任，配合抗战烽火关东声威远扬，艰苦卓绝－挑战人类生存极限，舍生殉国－热血铸 就英雄壮歌，尾声－收复东北六个部分，全面地展示了从 １９３１ 年九一 八事变开始到 １９４５ 年抗战胜利，东北抗日联军为争取人民解放和民 族独立，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长达 １４ 年顽强斗争 的光辉历程、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其中专门介绍了赵一曼的事迹。次 日， 在伪满皇宫观看 《勿忘 “九．一八”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 展览，也看到了对赵一曼的重点介绍。两个展览都提到了同一件文物 ——赵一曼在车上写给年幼的儿子宁儿的信。这封信如林觉民的《与 妻书》 一样， 是一封谁读了都要为之动容甚至心碎的信
， 虽然非常短， 但字里行间，却有催人泪下的力量：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 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 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 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 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 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这是怎样的一种爱，这是寻常人万难做到的，为 了国家、民族的未来，牺牲小我的大爱。配合这封信展出的，是一张 赵一曼抱着幼子的老照片，照片上的赵一曼清秀端庄，而那小小的孩 子，当然不知道自己生在如此多灾多难的国家，要历经多少个多灾多 难的时代，只是一脸的天真，浑不知自己不久之后，就永远不能再坐 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了。看到赵一曼的笔迹与这张照片，在心酸与心 痛的同时，我不禁非常想知道，照片上的宁儿，后来怎么样了？ 回川后我在网上搜寻有关宁儿的消息， 看到的居然是这样一行字： “赵一曼丈夫文革被迫害致死
儿子上吊身亡”——彻底无语。这是悲愤之后更
大的悲愤，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最为深重的灾难，本质上 并不是来源于外族侵略与残暴，我们需要反思的东西，实在是在自己 身上。 为什么那么多外敌要侵略欺侮我们？为什么赵一曼与当年抗联 的英雄如杨靖宇、赵尚志等，都是被汉奸出卖的，汉奸怎么那么多？ 为什么敌人没有害死的，都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害死了？让我们 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再次缅怀赵一曼，同时记住医生张柏岩、护士韩勇 义、警卫董宪勋及他的叔父董广政。他们，都是普通的中国人，但正 是因为中华民族除了有英雄人物， 还有大量他们这样存着良心和尊严 的平凡人，我们的民族才没在异族的淫威之下垮掉。下面转几篇关于
赵一曼及其丈夫、儿子的帖子，请大家仔细阅读与思索。
百度百科关于赵一曼的资料：
“红枪白马女政委”赵一曼（１９０５ 年－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原名李坤 泰，乳名淑端，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 爱国女诗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 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 政委，率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在与日寇殊死搏斗中
为国捐躯。她是中国人民的好女儿，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 赵一曼 １９２６ 年进入宜宾市女子中学（现宜宾市二中）读书，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１９２４ 年大姐夫郑佑之（中国共产党首届四川省委委员，革命先烈，人称川 南农王）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６ 年夏，她 加入共产党， 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 部长。１９２７ 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７ 月，武汉政府反共，她转 移到上海， 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翌年与同学陈达邦结婚。 １９２８ 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 地下工作。１９３２ 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 后在奉天（沈阳） 、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 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１９３４ 年 ７ 月，她赴 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 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 后任珠河区委书记， 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１９３５ 年秋，她兼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 群众亲切称她 “瘦李” 李姐” 、 “ ， 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日伪报纸也为之惊叹的 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赵一曼留有诗篇《滨江述怀》等；其故里 四川宜宾有 “赵一曼纪念馆” 有电影 。 《赵一曼》 、 《我的母亲赵一曼》 等纪念她。２０１０ 年被评为“１００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之一。后人作有大量纪念文章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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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 年冬天来得格外冷， 赵一曼女士面对前来“讨伐”的日军。 把生留 给大多数，自己毅然在队伍突围后，率领几个人殿后。在激烈的枪战 中，饥饿的赵一曼的手腕负伤。在寒冷的夜里，她和战士们互相搀扶 着，跌跌撞撞转移到山岭下的一家农舍。 几天后，敌人的密探发现了赵一曼藏身的地方，讨伐队来了，包 围了破败的农舍。面对着围困和喊话，她并不应答，用受伤的手腕举 枪对着那些不容戴天的声音回击。 赵一曼身边的人一个个相继倒下了， 讨伐队的子弹打断了她左腿的骨头， 赵一曼女士匍倒在雪地里昏迷中 被俘，殷红的血滴在雪里，发出刺人的颜色。讨伐队用一辆牛车把赵 一曼押往县城。 一路上，牛车颠簸一下，赵一曼女士腿上的伤口就流出一股殷红 的鲜血，棉絮红了，又暗了，暗了又结成硬痂。牛车把赵一曼女士拉
到珠河县公署门前，讨伐队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们的上 司大野泰治。牛车上抬下的赵一曼流了很多血，濒于昏死
。人们感到 这个女人命悬一丝。人们说赵一曼女士虽然清瘦，但在她身上弥漫着 的大家闺秀的书卷气与军人冷峻的混合， 使她一下子无论在何种场合 何种时段，你都会觉出她与别的女性的异样和超拔，也正因了此，大 野泰治知道自己捕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 大野泰治决计亲手审问垂死的赵一曼，他想在赵女士闭目前，掏 出有价值的东西。开始审讯赵一曼女士的时候，大野泰治不断地用鞭 子把儿捅赵一曼手腕上的枪伤伤口， 是一点一点邪恶地往里旋转着拧， 碰到骨头后再不停地搅动伤口的创面，继而用皮鞋猛踢她的腹部、乳 房和脸。一共折腾了两个小时。大野泰治也没有在冷汗涔涔而下的赵 一曼那里，获得有价值的应答，大野泰治感到日本皇军的自尊受到一 个中国弱女子的凌辱。 赵一曼从被捕到走上刑场历经 ９ 个月的时日，如但丁在《神曲》 里磨折的地狱，她经历了常人肉身难以想象的酷刑。到得最后时刻， 她到处白骨外露，身体多处炭化。 一个弱女子，你可以用手中的鞭子麻木到像对待牲畜鞭笞之，面 对弱女子你可以下流到戏弄之，玩耍之，最后恶毒到你鞭子的尊严受 到戏弄直想杀戮之、 毁灭之， 大野泰治从最初的骄横， 到中间的拉拢， 及至最后的疯狂折磨， 但他不得不对赵一曼无论遭受怎样的凌辱和欺 侮，仍不放弃人格的尊严和信仰的光辉表达由衷钦佩，大野泰治后来 在战犯管理所供称，“（第一次）我用马灯一照她，看到她满脸苍白
是汗，她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 阵颤抖，心里发凉。”日后无论是打、烧、电刑，都不能让赵一曼俯 首就范。 大野后来就一直保留着这页纸，像对待一个圣物，战败后，大野 在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在交出的时候，他先是立正站起，给写 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一个军礼， 然后泪流满面， 跪在地上忏悔， 他说“我 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 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 女士灵魂的宽恕。”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我，骄横的警佐，在凛然的英武女子的气质下 折服了，而且是在赵一曼殉国后的数十年后，就是这样一个细节，在 阔大的历史进程里， 也许渺小到忽略不计， 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岸， 但它和我们民族最后赢得的那场伟大的胜利相比， 这也许才是最大的 胜利，最扬眉吐气最解气的一幕吧。 因为赵一曼女士， 使受难的人和灵魂看到了精神的高度和希望念 想之所在；因为赵一曼，使貌似强大的恶魔感到了恐惧和障碍，这时 他们面对的赵一
曼就不再是一个肉身，而是一种神示，一种象征。敌 人可以杀死赵一曼，但敌人却不能杀死一个神示，一个象征。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曾简略载有赵一曼女 士从哈尔滨市医院逃走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暴雨过后的夜里逃走的．这天 夜里，看守赵一曼的警士董宪勋在他的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将赵一 曼女士抬出医院的后门。出了医院的后门，一辆早已雇好的出租车已 等在那里。开车的是个白俄。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 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停了下来，客人下了车，白俄司机就把车 调头开走了。 女护士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雇好了一副轿子，扶着赵一曼女 士上了轿，然后，一伙人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警察署的警官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 很快从那个白俄司机处发现 了线索，后来又从太古街的轿铺主人那里得知，赵女士是由他们抬到 荒山嘴子附近去的。 日本警官马上乘车去追。 途中，必由之路上的阿什河桥被夜里的暴雨冲垮了。日本警官及 格人只好到附近的村庄征到几匹马，骑马直追。追到阿什河以东二十 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女士、护士韩勇义、警士 董宪勋及他的叔父董广政。 在功败垂成的时刻，赵一曼女士再次被捕。 赵一曼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他们 寄希望于那些曾经令许多人发抖，许多人丧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 产生作用。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钉竹签是 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 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
扎； 灌辣椒水是搀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 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 烙铁是直接摁在赵一曼的乳房上烙 烫。 最后甚至使用了即使是身强体壮的男子汉也忍受不了的类似凌迟 般活剐：剥肋骨。 在酷刑过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失去刑讯效果，日本宪兵先 是用冷水泼，后来改用化学药水熏，用酒精擦，还多次给她注射了大剂 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酊， 强迫喂灌许多掺有咖啡因的盐水和含有高纯度 甲基苯丙胺的葡萄糖液， 待赵一曼恢复体力， 头脑清醒， 精神亢奋后， 再继续用刑。 最后， 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和哈尔滨警察厅开会讨论如何使赵一曼 屈服。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涩谷三郎厅长亲自作了凶残决定，专门从日 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专门针对女性设计的电刑刑具。 指示行刑的日本 特务不要有任何顾忌，可以直接电击赵女士身体最脆弱、最敏感的部 位。 据当年参与审讯的凶手描述， 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 ７ 个多小时的 电刑，造成了连续
不断的剧痛，已超过了任何人能够耐受的极限。先 前受刑从未喊叫一声的赵一曼撕心裂肺的悲哀叫声不绝于耳； 完全失 禁、淋漓不绝、胃汁和胆汁全呕吐出来；受刑处被电流烤焦、皮肤皮 革状、呈焦黑色，局部组织Ⅱ－Ⅲ度电烧伤、呈炭化状；整个人混身 上下湿淋淋淌着汗水，口中直流白沫，舌头外吐，眼球突凸，两眼变 红，瞳孔微微放大，下嘴唇也被她自己的牙齿咬得烂糊糊的……
赵一曼以自己的肉身否定了敌人的暴虐和不义， 在赵一曼所受的 虐杀中， 我们感到酷刑和罪恶不仅是日本人的耻， 它是人类犯下的罪， 她让时间看到了人类进化的丑陋，是世界之耻。赵一曼女士这样的弱 女子，凭借自己的精神高度和超人的意志（有时连自己的身体也是不 能凭借啊，身体也参与了精神的压榨呢），不仅打败了有东洋充满武 士道和先进酷刑所结成的团队， 还以自己的人格差点让警士与护士拼 却身家性命一起逃亡，只功败垂成的逃亡这一点，就给对手带来了巨 大的羞辱。 我们知道，酷刑之苦是沦肌浃髓的，行刑者想通过肉体的痛苦转 化为精神压力，古代中国的凌迟，之所以不让犯人速死，说穿了是使 犯人感受折磨的苦痛。有时酷刑制造的是一种精神的恐怖，行刑者可 能还没有动刑，而早早地把将动用酷刑的信息透露给你，很多人由于 害怕行刑在没有动刑之前就招供了， 精神的恐惧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酷 刑。 当你在阅读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法医股《关于赵一曼女士伤 检诊断报告》（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滨警司法密 ８０９ 号），你一定会有种 茫然失语的感觉，赵一曼死了，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年轻，她死了，才 三十一岁的青春的末梢，我还活着，她是那么年轻，却死掉，比我现 在的年龄还小： ７ 月 ２７ 日上午，经全面检查，对赵一曼女士身体受伤情况诊断 如下：
（１）心脏肝脏系统有受伤症状：心肌受损，收缩力减弱，心律紊 乱，窦性心动过速、脉搏（心率）１３２ 次／分；体位性低血压虚脱、 循环略有衰竭；儿茶酚胺分泌增多，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肾上腺皮质 功能明显减退。 （２）中枢神经系统有受伤症状：眼球震颤、对光反应迟钝，肌张 力低下，共济失调； 出现明显的的锥体外系症状， 肌体产生开－－关现象， 经常突然多动、震颤、静坐不能、肌紧张不全、不安（开），几分钟 后又变为全身强直不动（关），持续数分钟，周而复始。 （３） 注射及口服兴奋类药物超出规定剂量，严重刺激应激激素的 释放，产生过量效应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血液中苯丙胺含量过高，属 中度中毒症状。 （４）全身多处电烧伤。具体伤情： 咽喉：发音过度，咽喉、
声带撕裂出血； 乳头： 形成了直径为 ６～８ｍｍ 的圆形裂口， 边缘隆凸， 中央凹陷， 斑痕质硬而干燥，体内液体物质发生离解，呈明显炭化状态，为Ⅲ度 电烧伤； 乳房：表皮剥脱，局部皮肤皮革状、呈焦黑色，与周围正常组织 分界清楚；创面深及皮下组织、肌肉、乳腺导管和神经丛，皮下静脉 网呈树枝状，局部组织呈炭化状，永久性丧失哺乳功能，为局部Ⅱ度 电烧伤；
会阴前区：耻骨联合前方帘状的部分体毛烧焦，帘状部的皮下电 流斑色明显；泌尿器官、生殖器的开口和肛门电烧伤深达粘膜、肌层 组织，已阻碍正常的生殖排泄功能；影响将来身体直立，大腿外展及 下蹲，不便行走。为局部Ⅱ度电烧伤； 泌尿器官：导尿管及膀胱被硬器刺伤，形成了裂口，局部烤焦， 外伤性血尿滴漏，排尿有强烈刺痛感；神经纤维肌肉组织及神经根均 不同度坏死，可能永久失禁，为Ⅲ度电烧伤； 阴道： 中度撕裂伤、 子宫及附件损伤； 阴道壁大部被烤焦， 粘膜、 肌层和局部浆膜组织因电解作用受到损害，发生变质、坏死，分泌功 能丧失，Ⅱ度电灼伤；阴唇粘连、假性阴道闭锁；物理性子宫脱垂， 呈脱出状态； 肛门：撕裂严重，扩约肌器质性损伤；Ⅱ度电灼伤，组织蛋白凝 固、其深部坏死范围超过浅表的坏死；Ⅰ度肛脱，肛周畸形，遮挡肛 门排便，造成粪便潴留，形成排便困难； 注意事项：各受伤部位均为神经密集区域，敏感性强，纤维肌肉 组织细嫩，容易并发感染，可发生湿性坏疽、脓毒血症、甚或气性坏 疽等； 会阴部电烧伤严重，该部位极易发生创面化脓感染， 迁延不愈， 最终形成瘢痕愈合，出现挛缩畸形；中度中毒可能导致永久性失眠， 大脑机能破坏、心脏衰竭、紧张或激动不安，甚至长期精神分裂症。 这是一份旧档案，但对我们活着的人却是一种威压，让人喘不过 气来，这样的酷刑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的发明，对于赵一曼，那些行
刑者无疑是有罪的，而那些发明刑具的人，他们能逃脱干系吗？他们 制造的肉身的痛苦同时，其实施压的使个人的意志和人格的瓦解，一 个女人的乳房是生理的构造也是文化所赋予的尊严的所在， 行刑的人 折磨女人的乳房等， 一面是邪恶的魔鬼心理一方面是制造精神的酷刑。 施行酷刑的人绝望了，他们决计处死赵一曼，赵一曼被游街示众 后，与周百学一同处死，处死前，周百学让行刑的人把脚镣取下来， 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 给我把脚镣取下来。”行刑的人不解且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然后 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然后野蛮的日本人让两位
女性在行刑场曝 尸数日，不许百姓收敛，尸骨被饥饿的野狗撕碎，最后尸骨无存，时 间过去几十年后在自由的土地上，人们为赵一曼举行“影葬”，将赵一 曼生前的照片埋放在她的殉难的土地上。赵一曼死了，可以说世俗的 生命被邪恶人为的扼杀了，但从另一方面不过是生命的开始，因为， 一些像赵一曼这样人的死，恰恰换回了我们民族的生。 但我们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做事的认真， 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 暨特务科 《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２９ 日滨警 司暨特密 ４７５９ 号）是这样描述的： （１）参考厅本部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７ 月 ２６ 日对赵一曼女士 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 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 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故审讯未取得理想效 果，一是赵一曼女士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激昂的抗日态度，属顽固不
化的思想犯；二是赵一曼女士已报定必死之决心，且意志之顽强令人 难以置信，单纯审讯已无法改造其反满抗日的思想。（２）回顾审讯 赵一曼女士效果，我们应加以考虑的是对今后刑讯方式的改进： 为有利于提高思想改造工作的效果，应慎用此类专门的电刑，尤 其是对女性受刑人，有更换电击部位的必要；电刑强度的控制是最需 要慎重的，电流引导物要适当，避免身体器官永久性损伤；电流通过 人体时间不宜过长，防止对人体的机能破坏过大，严重破坏肌体各种 组织，难于完全恢复； 不宜采用硬物插入体内深处，避免造成器质性损伤；也不宜过量 使用高纯度兴奋类药物，避免人体产生永久依赖性； 对思想犯人的改造工作的改进，是最需要进一步努力的； 总而言之，有必要进一步努力研究，提高电刑审讯效果之途径。 （３）要通过审讯改造赵一曼女士思想，了解哈东地区抗日军外围 团体的全貌，并获取思想对策上的重要参考资料，已无可能。对如此 顽固的思想犯其境遇无需再斟酌，将来没有悔改之希望，应给以严重 处分，（处以死刑），坚决铲除。建议采取游街示众的方式，利用对她 的死刑，宣传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的王道主义。如果利用得好， 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 从这旧档里，我们看到了酷刑的局限，酷刑损伤的是肉身，但对 赵一曼这样有着精神高度的人，只不过是浴火重生，我想表达的是， 虽然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人们接受的赵一曼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
不忘记赵一曼所遭受的磨难，我们才能理解赵一曼，我们不是记住仇 恨，我们只是记住历史，阿多诺这样说道：
“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 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我想对酷刑 失却记忆的宽恕与和解，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抹杀与否认。酷刑挑 战的是人性，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奥斯维辛，耶路撒冷的哭墙，南 京，赵一曼囚禁的牢狱，都供奉着人类的永恒记忆。利用对人生理结 构的认知，把肉体折磨发挥到极至，从而实现精神上的屈从，这种彻底 丢弃了人性而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酷刑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对他们 的称谓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魔鬼！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彻底否 定了医学生理的极限，对英雄的称谓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神明！魔鬼 终将遭受炼狱之火，神明一定被人心供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我 想到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的故事，也许记忆是要付出代价的： 胡兰子受刑时，１２ 岁的爱兰子亲眼看到活生生的姐姐在铡刀下 身首异处，热腾腾的鲜血四下迸溅。善良柔弱的爱兰子被惊呆了，从 此，她的记忆再也走不出那个血腥而又酷烈的场面，她的意识、她的 情感永远留驻在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的那个现场。人们都说：爱兰子得 了“精神病”。 １９４９ 年夏，战斗剧社从临汾来到北平，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 出《刘胡兰》，当时应观众要求在演出前请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同志 给观众讲几句话，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答应下来。可是，当 她到台前刚一站定，就情不自禁地饮泣而嚎啕大哭起来，哪里还讲得 下去呢？后来，也就不让她勉为其难了。
我想哭泣也是有力量的，这种直接袒露心灵深处的情性，是对那 酷刑的记忆和控告，Ｅ．Ｈ．贡布里奇在批评欧洲现代文明时曾经说 过：“欧洲已经积累起来的全部聪明和知识剥夺了人的最高天资：情 感的力量和强度，以及直接表现情感的方式。”爱兰子可能没有那么 多的“聪明”“才智”，她以她的记忆，对酷刑的记忆保留了“情感的力 量和强度”。当人们都认为爱兰子患上了“精神病”时，人们却无意反 省一下自己是否在“精神”的某个方面也染上了别的什么病症， 我们是 否患上了失忆症呢。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所挟裹的血腥，使阅读和记忆的人 难免心理痉挛，我们不是鼓励喋血，仿效喋血是不必和不该的．我们是 在口里淡出鸟的时日，不与遗忘为伍，从遗忘中抽身而出，仿佛立在十 字街头电子时代的爱兰子，对来往的过客说： 记忆在此！ 【附件】 赵一曼， 牺牲前在火车里写下的那封遗书被存在日本人建立的档 案里，那是写给儿子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 今天
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 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 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 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 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直到 １９５６ 年， 岁的宁儿 ２６ （陈掖贤） 来到母亲赵一曼的殉难处， 才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陈掖贤找来蓝墨水，用钢针在自己 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直到陈掖贤去世，这三个 字还深深地镌留在他的肉里。（石耿立）
赵一曼丈夫文革被迫害致死 儿子上吊 身亡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０９：５５ 人民网 魏明生 杨永康 ：／／ｎｅｗｓ．ｑｑ．／ａ／２０１１０４２１／０００５１４．ｈｔｍ ［导读］陈达邦于 １９６６ 年临死之前，对孩子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父亲 是清白的， 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他的儿子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 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转播到腾讯微博
赵一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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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红岩春秋》
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早在 １９５０ 年代初，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就已 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特别是赵一曼英勇就义前给她的儿子宁儿留下的遗嘱，更 让人耳熟能详，记忆犹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陈达邦。 宁儿名叫陈掖贤，一直由伯父陈岳云抚养，在陪都重庆度过了他的童年，１２ 岁时，才和亲身父亲陈达邦相认。陈掖贤的女儿陈红 １９８０ 年代初移居成都，这 是赵一曼和陈达邦尚在国内的唯一后人。陈红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说：爷爷和奶奶 在莫斯科结婚后不久，奶奶因工作需要一个人回国，爷爷继续留在莫斯科，后来 到法国和吴老（即吴玉章——编者注）一起办报，抗战期间回到重庆，解放后在 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人民币上有他写的字。 我们根据陈红提供的线索， 经过多方调查了解，陈达邦的传奇人生终于跃然 纸上。 莫斯科的“陈院士” 陈达邦于 １９００ 年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在陈氏大家族中，排 行老八。 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婊亲， 陈达邦小时候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 陈达邦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 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任弼时参加革命后，于 １９２１ 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 习， 回国后， 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为了照顾任弼时的工作， 经党组织安排， 调陈琮英到上海与任弼时结为夫妻，从此共同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 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 个培养革命干
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 黄埔军校。 陈达邦接信后， 按照妹弟任弼时指引的途径， 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 于 １９２６ 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 １９２７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 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 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 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 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 １０ 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 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１９２７ 年初， 经四川党组织推选， 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习。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投身革命后，在武汉军校学得了一身武艺，身体也算 强健。但是，前往莫斯科，初次乘坐海轮，怎经得起那种颠簸？李淑宁因为晕船 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 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 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 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 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 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的
柳溥庆老人回忆， 陈达邦还是中山大学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 半布尔什维克， 该名词在 １９２９ 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产生） 之一。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 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 １９２８ 年五 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 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 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到达东北之后，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 要，改名为赵一曼。 巴黎印刷厂厂长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２９ 年，中山大学解散， 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 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广泛交往。 １９３５ 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 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
，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 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克 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因此，吴老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 能力非常看好。《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 １５２ 期，每一期、每篇文稿， 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 一宣言》）之后，读了一遍又一遍，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从 而感到无比欣慰； 当他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 英勇事迹出现在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是， 他却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 指挥员，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壮烈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 决定将 《救国时报》 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老先行回国，进行必要的准备。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 等待接受新的任务。这一等就是 ４ 年。在美国出版报纸的计划一直没有消息，陈 达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艺， 以经营印刷业务谋生。后来知道在美国出版报纸已经不 可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也陆续撤离，陈达邦才于 １９４２ 年从巴黎动身 回国。 陪都“印刷大王”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 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两大家族的几 十口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进行联络，实际 上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 李一超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 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 陈岳云夫妇抚养。在离开陈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陈达邦
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信封 内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 武汉沦陷， 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 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时，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重庆 中华路官井巷 ３ 号，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 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以周恩来为书记 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它出版物，也曾 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陈岳云家中，亲人久别重逢。五哥五嫂先 把
宁儿叫到陈达邦面前让他叫爸爸。这时宁儿已经十二三岁，高高的个子和他爸 爸已不相上下。 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 左看右看， 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 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邦达对兄嫂的精心教养，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 的头， 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 五嫂长叹一声， 没有言语。 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促膝谈心。 陈达邦已经预感到不测。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说：“一超和妹妹把宁儿 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 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 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收到李一超寄 去的照片之后，本来一直带在身边，抚慰着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担心遗 失或被敌人搜查，才连同李一超写的那封信，一并存进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馆。 五哥接着说：“后来听说她被日本人杀害了。既然这么多年没和你通信，那 肯定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宁儿有这么大了。”陈达邦听着，眼睛湿润了。五哥宽 慰他说：“现在你回来了，就不要走了，有合适的，就准备续房吧。”陈达邦两 眼慢慢地掉下泪珠，最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五嫂和宁儿闻声进来，五嫂 掏出手绢擦拭着眼泪，宁儿依偎在爸爸身边，也大哭起来。 而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 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１９５０ 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电影 《赵一曼》很快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 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１９５３ 年 ５ 月，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 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 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 是谁， 只好让办公室把这封信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 部长刘亚雄看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 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 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宁儿已长大成人，从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 在北京工学院工作， 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李一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也难以想 象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惊喜来自四川。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２ 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 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 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 宁儿
的妈妈李一超， 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 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 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 两家亲戚， 相隔 ２０ 多年， 开始互通音讯。 宁儿得知赵一曼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 看到母亲在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 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决心，一 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 １９５７ 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 息时，更是百感交集。为了表达他对爱妻的怀念之情，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 馆”之约， 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这篇回忆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陈列在展柜 中，供人们参观。 当然，这都是后话。当年在重庆，五哥尽力排解陈达邦的悲痛，并问起他在 国外的情况。 陈达邦谈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别提到他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 最新印刷技术。五哥听了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 起搞印刷吧。” 陈岳云在经营理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户 欢迎。陈达邦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和法国学到的新技术，提高了印刷速度 和印刷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迅速增多，业务不断扩大。陈氏两兄弟声名远 播，被誉为“印刷之王”。 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科长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劳累过度， 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 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 武）老。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 心。 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南汉宸。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批准调陈达邦 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陈达邦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之后不久，货币改革工作已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货币改革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召开第六次 政务会议， 听取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指 出，最近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所解放的地区扩大了，票子发得很多，物价当 然会上涨。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新中国的金融货币是在战争年代逐步形成的。 中国人民银行在解放战争的硝 烟中宣告成立， 并开始发行人民币， 成为全国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金融支柱。 但是， 由于第
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存在许多不 足，如：券别种类繁多（共 １２ 种面额 ６２ 种版别）、面额较大（最大为 ５００００ 元）、 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较严重、文字说明单一、防伪技术含量低、容易造假等
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 决定。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了第一套人民币改版方案。但是，这 个方案迟迟没有得到批准。 是年 ５ 月，陈云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改版方案 作了这样的批示：“此事应该准备，但仅仅是准备，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 统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制，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均须 慎重研究才能决定。” 人民币改版方案没有启动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之后，正 酝酿请苏联“老大哥”代印人民币。货币决定国家经济命脉，货币的印制，属于 国家高级机密，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 成立之初，受各种条件限制，印钞技术难以过关。再加上美、蒋常以伪钞输入捣 乱，因而提高人民币的质量，特别是防伪造假技术，国内无法解决。为此，中国 代表团和苏联进行接触时，提出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要求，得到苏方应允。于 是，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由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升任 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 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赴苏印钞秘使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初，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南汉宸、 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贺晓初、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陈达邦一行作 为秘密使者前往莫斯科，会同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温宁等，与苏联 财政部长兹维列夫为首的苏方人员洽谈人民币印制事宜。４ 月 ６ 日，在苏联财政 部长的办公室里， 中苏双方就代印人民币一事进行专项谈判。我国政府请求苏方 代印总金额为 ４０ 亿元的人民币，印制票面额包括 １００ 元、５０ 元、１０ 元、５ 元四 种。苏方口头承诺，有关代印人民币的原则问题，俱由苏方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解 决；有关技术性的事项，俱由苏方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决。中方则由贺晓 初和陈达邦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印币技术问题。陈达邦留在莫斯科，多 次和苏联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技术人员洽谈，在技术问题上达成共识，为正 式签订印钞协议打下了基础。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苏联援助中国第一 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进行双边谈判，其中也
包括请苏联印刷人民币。周恩来 等回国时，留下李富春、叶季壮、陈达邦等人就有关问题继续磋商。９ 月 ２２ 日， 张闻天、李富春等再次和兹维列夫进行会谈，陈达邦和苏方技术人员在座。这次 会谈，双方对各种票面的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期限等问题，很快取得共识，并 达成了委托苏方代印人民币的正式协议，协议以 １９５４ 年底为交货期限。 为了紧紧把握住新中国的经济命脉，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中央 领导对人民币的改版给予高度重视。 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 报的人民币票版设计和印刷方案，提出了两条重要修改意见：一是“中国人民银 行”行名汉字排列顺序， 应把从右至左改为从左到右；二是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 像。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两点指示时，强调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并逐一审
查每个票版的画稿，提出了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包括：券面主景画农妇年纪太苍 老， 要画得健康一些； 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 手中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 不恰当； 汽车图样是我国装配的美式汽车，要改一下，免得外国人误会。如此细致周密的 周总理，却对票面上的文字没有作任何指示。行长南汉宸难以定夺，急急忙忙带 着印刷局局长王文焕直接向总理请示。周总理强调说：“钞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 形象，马虎不得。”南汉宸当即提出，现在还没有更为合适的字体，最好还是在 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南汉宸的意见，得到周总理应允。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重视，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 国内印钞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陈达邦和国内印刷局密切配合， 紧张地进行着各项印钞技术准备。现存档案里留 存的中方向苏方提交的物品清单显示，国内制作的人民币样版，包括国徽、行长 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 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样样俱全。但是，苏方技术人员收到国内的 人民币样版之后，经过检验，却认为中国国内的设计不合技术要求，只有重新制 版才能印刷。 当陈达邦与苏方交涉人民币的样版技术时，国内正酝酿改变印钞计 划。 人民币上汉字的题写者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中旬，周恩来亲笔签发的一份电报提出：取消原定 １００ 元、５０ 元票额，“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总金额由 ４０ 亿元增加到 ４５ 亿元， 要求于 １９５３ 年底交货。这样一来，印钞工作量相当于原计划的 ３ 倍，交货时间 反而缩短 １ 年，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１１ 月 ２１ 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库梅金和 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紧急约见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面谈。当晚， 在苏
联财政部部长的办公室里，兹维列夫、库梅金和叶季壮进行了一番长谈，对 计划改变后的可行性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探讨。 这次谈话的焦点，在于票面的改版。中国提出改换人民币的面值，苏方认为 中国国内制作的票版不符合印钞技术要求，应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为此，叶季 壮经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向国内请示，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电报指示，同意 在中国技术人员协助下， 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 在苏方人员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 因为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经请示国内，得到的答 复是：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 魏、 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 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 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 陈达邦经手在苏联印刷的人民币，以十元面额券最为劳神费力。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张闻天大使就新增十元券 ２０ 亿元人民币一事，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 托夫： 一、新印十元券 ２０ 亿元，计 ２ 亿张，近因此项设计稿样经审查后尚须重新 设计，因而该设计稿样，需延至今年 １２ 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 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 二、增加五元券的印数 ２０ 亿元，计 ４ 亿张。
事实上，十元券版样图案，“中经数次修改”，审批、绘制到正式定稿，苏 方几次催促， 直到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 １ 日才交付苏方。 由于交付版样图案拉长了时间， 为制版、印刷并按期交货增加了难度。经过中苏双方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保质 保量按期完成了制版和印刷任务。因为有前几个票种要在苏联重新制版的教训， 新增十元券人民币， 国内只提供版样图案，交苏方后由中苏技术人员共同作技术 处理直接制版，版样上的文字也照前例，由陈达邦参照已印出钞样，在保证原有 风格不变的前提下作了灵活处理。 陈达邦和苏联技术人员一道， 互相配合， 除了负责人民币票版的技术处理外， 还参加了印钞数量的清点和装箱运输等工作。整个印钞和运钞工作，都是在绝对 保密状态下进行的。 苏联印币厂对外从不公开，而是以木材公司名义执行印钞任 务。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白天交货，以免意外。交接 时，１０ 人同时开启 １０ 个车厢，上午 １０ 个，下午 １０ 个，一天完成。陈达邦按照 南行长的指示，和苏方人员进行交涉，并认真检查落实。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底，首次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从莫斯科开出，到 １９５７ 年最后 一批十元券运抵满洲里， 苏联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 ５ 年时间，中苏双方共在 满洲里交接人民币 ９ 批次，总金额 ８５
亿元，其中 ３ 元券人民币比原定计划多印 了 ９５ 万张，金额达 ２８５ 万元。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１ 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三元、五元券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 元及角、分币共 １０ 种开始发行流通。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又发行了十元券。第二 套人民币的印刷和发行， 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及 其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达邦在制版过程中调整题写的汉字书法艺术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 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留著青史的遗憾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 更加有效防伪， 本是件大好事。 但是， 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 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 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 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开始限期收回 １９５３ 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不再流通使用。与此同时， 国内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开始后达到顶峰，许多和苏联 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所犯“滔天大罪”主要有两条：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并且长期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 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这时印制人民币的机密已无密 可保， 当时参加过批斗陈达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 陈达邦于 １９６６ 年被迫害致死。 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 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１ 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 的追悼仪式。
赵一曼的儿子——宁儿（陈掖贤）
阅读视野 ２００９－０５－２７ １５：４２：０８ 阅读 ２５７３ 评论 ４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遇害时才 ３０ 岁。 就义前她曾留下一封充满 深情、催人泪下的遗书给儿子陈掖贤（宁儿），读之令人无不动容。她怀着对儿子难以割舍的 爱离开人间， 然而又有谁会料想到这位为革命捐献志士的后代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 抹去那张赵一曼抱着儿子的照片上的尘埃， 沿着那孩子成长的足印， 我们来品读这位烈士遗 孤在失去至亲之后，所面临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困境，以及他饱受的人生挫折……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８１ 年我与陈掖贤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原为北京工业学校，后改为第六机床厂，再改称机电 研究院）
。其中，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６９ 年同在一个教研组（北京工业学校政治教研组）。并且在 １９５８ 年和 １９６０ 年两次一起下放到农村劳动，大部分时间睡在同一铺炕上。我们还在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同时被关进“牛棚”，住在一问大屋子里，一起被监督劳动，一起挨批斗。由于接触较多， 因此对陈掖贤——赵一曼烈士的儿子有较深的了解。 擅长教学 不修边幅 陈掖贤 １９５６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因“不适合外事工作”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 校，任政治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学校领导为照顾他，在教工宿舍十分紧 缺的情况下，腾出一间平房给他做宿舍。学校让教研组全体同志帮助他尽快熟悉教学业务、 讲好课。
在教研组工作中，我们发现陈掖贤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扎实，基本观点明确， 并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很扎实的古汉语基础。 在教学研究和时事政治学习时发言 很有见地。他在老教师的帮助下很快就掌握教学环节，适应了教学工作。他讲课 观点清楚，内容丰富，较受同学欢迎。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们还发现说他“不适合外事工作”，竟然是因为他个人 日常生活安排不好。他平日不注意个人仪表，不修边幅，有时甚至蓬头垢面。而 且，他不太注意居室卫生，房间经常十分脏乱。他的木板床上仅铺一张凉席，席 上放一床棉絮（没有被面被里）。起床后就把棉絮堆成一团，从来不叠。而且，屋 内烟蒂遍地，很少打扫。这样的个人形象显然是不符合外事工作要求的。同时， 我们也发现他性格内向，不爱讲话，有时心情郁闷。 陈掖贤的单人宿舍在每次卫生检查时总是不合格。 于是学校领导便调整宿舍， 把他和我安排在教工楼的一个房间里，让我们共同搞好宿舍卫生。当时，我担任 教研组副组长自然会服从安排。 住在一起后，交谈的机会多了，对他有了一些了解。原来，陈掖贤出生后不 久，赵一曼同志就被党组织派到东北进行抗日斗争。陈掖贤被寄养在大伯父家。 他的大伯父是个商人，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已有几个子女。陈掖贤稍大一些后，
知道自己是寄养在这里的，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从小就性格内向，比较郁 闷。 解放前， 他在上海文华大学读一年级时， 有一天他病了， 一个人在宿舍休息。 这时，突然闯进一个高年级同学要“强＊”他，经他奋力反抗，强暴者没有得逞。 但是，这件事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哀叹自己在什么地方都是弱者，产生 了强烈的自卑感。这些都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解放后，陈掖贤的亲姑姑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爱人）找到他，送他进入中国人 民大学读书。当时，外交系的学员大多
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对他很照顾。学 习也较顺利。 这时，他和生父陈达邦也联系上了。据他讲：赵一曼回国生育后陈达邦被共 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１９４３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回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陈达 邦在中国人民银行任专员，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到生父家去过， 但因感情不深，来往不多。 陈掖贤经常到中南海看望姑姑陈琮英。 这件事只有学校党组织和教研组几个 人知道，但只知道他去过中南海，不知详情。 经过一段接触， 我发现陈掖贤不大会安排自己的经济开支。他当时的工资是 每月 ６９ 元，用起来总是前松后紧。月初总是吃甲类菜，还买些零食。下半月就 只能吃丙类菜，到月底就得去工会借“小额贷款”（一种简便借款，只须到经办人 处签名就能借到 ５ 元钱，下月发工资时即扣还）。他还爱吸烟，月初吸纸烟，下 半月“卷大炮”，用的是剪开的报纸，烟蒂很大，而且都扔在地上。一天晚上，我 从教研组备课回来， 看到他正在喝酒， 下酒菜是一种炸过的昆虫。 他说这叫龙虱， 营养十分丰富，过去只有在南方才能买到，这次很不容易在前门大街看到了，但 是很贵。 师生姻缘 坎坷曲折
这时，他还告诉我，他正暗恋着他授课的化学分析专业的一个女学生，叫张 友莲。平时，上课时不敢看她，有一天她上课时咳嗽了几声，他便情不自禁地问 她：“你怎么感冒了？”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这 时，教工食堂的黑板报上刊登了一位电工师傅的文章，题目为《杂谈》，文中用 了较多的讥讽文字。我和陈掖贤认为这不符合整风运动精神，便以“大拙”、“小 拙”做笔名，共同写了一篇《谈杂谈》，进行规劝。谁知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教 师的不满，写文章进行反驳，要“拱出卫道者”。反右斗争开始后，我俩都参加了 “反右小报”的工作，我做编辑，他则发挥文学才能，写些诗词进行“批判”。而那 些“围攻”我们的人则错误地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结束后，张友莲毕业了，被分配到某化工厂任实习技术员。陈掖贤立 即给她写信表达爱意。张友莲接受了他的求爱。１９５７ 年秋天，陈掖贤把张友莲
领到教研组，在全组同志面前宣布“我们要结婚”。学校领导只得帮他们办理了结 婚手续。 陈掖贤结婚后， 学校不可能立即给他分配家属宿舍。他们只能在星期六晚和 星期天白天在我回家时， 在我俩的宿舍里团聚。有时也会带着结婚证到城里找旅 馆住宿。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１９５８ 年 ３ 月我俩便被同时下放到农村劳动去了。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北京工业学校的 ２０
多名教职员被下放到北京市房山县河北乡 当“新社员”，我和陈掖贤都在下放行列中。最初几个月我们的任务是和农民一起 修建班各庄水电站的引水渠。当时，我们住在陈家台大队。每天，天一亮我们就 吃早饭（机米饭、 腌萝卜）， 再带上两饭盒米饭当午餐， 翻过一座山， 蹬过一条河， 走到水电站工地。 我和陈掖贤的任务都是往工地运石料。在河滩上有老乡专门挑 选适用的鹅卵石，每块近 ２００ 斤，两个人抬起来放到我们腰上，连背带挎把石头 背到半山腰的水渠旁。每天不知要往返多少次。当时的口号是“大干快上”，干到 天黑了还要挑灯夜战，每天劳动 １４ 小时以上。回到住处，喝上几碗玉米渣子粥 就赶快躺倒睡觉了，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而且，在当时也不能说累，否 则会被扣上“怕苦怕累，不愿思想改造”的帽子。我的身体要比陈掖贤好得多，我 都累成这样，陈掖贤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了。 修完水电站，回到陈家台大队参加农业劳动。一回来就赶上抗旱，在“人定 胜天”的口号下，每天担水 １４ 个小时，从河滩把水挑到半山腰的白薯地里。经过 几个月的劳动， 陈掖贤的体质有所增强， 后来随社员走 ３０ 里山路到深山背回七、 八十斤杏核也能胜任了。 后来，当地也搞起了“大炼钢铁”运动。我被派到邻村去烧耐火砖。陈掖贤则 留在村里种“高产田”。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我们回到学校仍担任原来的工作。这时，张友莲已经怀孕， 学校想办法在为拆迁农民盖的房子里挤出一间平房，分给陈掖贤做家属宿舍。不 久，张友莲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 这时， 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由于两人在婚前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恋 爱，彼此对另一方的性格、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不怎么了解。婚后他们又聚少 离多，没有一个很好的磨合、适应过程。因此，在生活上产生不少摩擦和矛盾， 经常争吵。 也由于陈掖贤仍然不会好好安排经济生活，尽管他俩的工资合起来已 超过 １００ 元，应该能应对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但是，由于安排不好，到月底总 是很困难，于是便吵得更凶。几个月后他们竟然离婚了。女儿被送到四川，由陈 掖贤的姨妈抚养。 张友莲由于受到离婚和离开孩子的打击， 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 不能工作，有时还需住院治疗。陈掖贤的情绪也日益消沉郁闷。 生活拮据 安排无序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朝阳区委组织辖区内几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政治课教师到楼梓 庄公社劳动锻炼。我和陈掖贤又一起被派去了。白天到小麦专业队劳动，晚上住 在老乡家里。这时的劳动强度不大，最大的困难一是饿，二是困。当时每天两顿 饭，每顿到公共
食堂领一个“双蒸法”窝头，没有菜，没有油。晚饭后，每天都要 与社员一起“大辩论”， 主题却是“粮食到底够吃不够吃”。 这种会每天都开到半夜。 这时的陈掖贤除了参加劳动和开会，其余时间都是躺在炕上，一言不发。两个月 后，我因母亲病危提前离开，其他同志到暑假才回来。 陈掖贤从楼梓庄回来后，情绪降到最低点。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 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特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到 ７７ 元，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吃饭的钱了。学校领导很为这件事着急，他们 想了一个办法，让我帮助陈掖贤安排工资开支。具体做法是：每月发工资时帮他 还清欠款，买够全月用的饭票，剩下的钱作零用钱放在我这里，我把这些钱分成 四份，每星期给他一份。领导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保证陈掖贤全月都有钱吃饭，也 有零用钱了。 这个办法不久便执行不下去了。原因是他总要提前支取零用钱。我则坚持原 规定，坚决不给。为此，我们两人发生过口角和争吵。这时他便改变办法，向私 人借钱。他借钱有个特点，就是下月发工资时准还。但是，发工资后还清借款、 买够饭票以后，零用钱就剩不下多少了。于是，他又向别的同志说，他的饭票买 多了，用不完，把饭票换成现钱去花。这样，到月底他又没钱吃饭了。有一次， 我耐心地问他零用钱为什么花那么多。他告诉我：有一天他路过金鱼胡同和平宾 馆，发现那里有零售的议价西凤酒，每两 ２．７０ 元。他就买了 ２ 两，一饮而尽。 可是，这 ５ 元 ４ 角钱差不多是他一周的零用钱了。 这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对他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１９６０ 年秋天，他的生 父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 狮子头”。（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 ０．８１ 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 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因为，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 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 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因此，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他觉 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他向党委副书记郝连科同志汇 报了这些苦恼，并把这些思想写成一首诗交给郝连科。党委领导一面给他解释， 说政协餐厅只是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共渡难关才设立的， 让他不要有思想负 担。同时，为了安慰他，也和诗一首，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过市何须帽遮颜”。 但是，这些并没有解除他的苦恼。 这时，他的教学效果也随着他心情好坏和备课是
否充分而起落很大。 １９６１ 年春天，学校党委看他情绪苦闷，担心他患了精神忧郁症，决定派我 陪他去安定医院检查治疗。
在安定医院，我向一医生介绍了他的身世和他的生活状况。经诊断，医生决 定让他住院治疗。这样他就在医院轻症病房里住了几个月。 陈掖贤住院期间，我继续帮他管理工资。我每月去看他两次，替他交住院伙 食费，备生活用品。剩余的钱替他存入银行，到他出院时把存有 ２００ 多元的存折 交给他。 这可能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存款。陈掖贤住院期间我也看到他的生父 买了水果去看他。 陈掖贤出院不久就和张友莲复婚了。 学校在一栋新开辟的家属宿舍楼里分给 他一个房间。此后我就不再帮他管理工资了。但是，彼此来往较多。当时我住在 这栋楼的底层，有时我们互相串门聊天。他看到我爱人怀孕了，就亲手做了一道 “烧干贝”菜，让我爱人加强营养。说实话，这是我们从未吃过的美味。后来，张 友莲也怀孕了， 而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我们便把准备好的全部衣 被送给了他。不久，陈掖贤有了第二个女儿，小孩放在他的岳母家抚养。张友莲 的病仍是时好时重，有时要住院治疗。 １９６５ 年我被派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有一年时间没有和陈掖贤在一起。 文革骤起 厄运难逃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文化大革命”骤然而起。在造反派“炮轰党委”时，陈掖贤也在 发言中表露了对党委的不满。一是自己的工资被别人管着，自己不能随便花；二 是自己没有病却被送进安定医院。恰在此时，北京市刮起一阵风，说“黑帮”、“走 资派”把与他们进行斗争的“革命者”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政治迫害。这样，造反派 就有了造反的法宝，而党委“迫害”的正是赵一曼烈士之子，岂不是“罪大恶极”。 造反派们还把陈掖贤住在阴面房间，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床上没有多少被褥都 当作他受迫害的证据。 造反派把陈掖贤安排到单身宿舍楼的一个向阳的房间，搬 来党委办公室的沙发、写字台，责令后勤部门给他送来新被褥，还派“红卫兵” 在房间外日夜守护。这时，他的一日三餐有人送，上下台阶有人扶。但是，不许 别人与他接近。造反派就是想把他控制起来，从他口中挖出更多资料，以增加自 己的造反资本，显示自己是“最革命”的。 造反派以“迫害烈士之子”的罪名，对党委书记孟波（女，１９３８ 年赴延安的老 干部）、副书记郝连科（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员）进行残酷批斗。在一次放映电影《赵 一曼》后的批斗会上，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把他们的腰都打坏了。此后不久， 郝连科同志便在自己家里悬梁自尽。孟波同志此
后几十年一直受腰疼困扰。 由于是我管理陈的工资，又是我把陈送进安定医院，于是，我便成了“党委 迫害烈士之子”的刽子手。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幸好我当时还在“四清工作团” 没有回来，因为“新市委”要“四清工作团”保留原建制集中揭发批判“旧市委”，几 个月后才解散。
我回学校时，批斗党委迫害陈掖贤的最高潮已过。造反派们大多外出“大串 联”，部分留在学校的忙于打派仗，已经没有什么人理我了。 我面临的局势进一步好转与一张大字报有关。 原来主管政治教研组的基础部 党支部书记罗鸿楷同志看到陈掖贤把事情越弄越大，越来越离谱，便写了一张大 字报，指出陈掖贤也有不健康的思想。他提到 １９６０ 年政协礼堂一餐饭后陈掖贤 的不正确思想，并公布了他与郝连科同志的诗，想让陈掖贤刹刹车。谁知，不久 造反派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陈掖贤打成了“反党分子”， 把他赶回家属楼的阴面宿 舍，“迫害烈士之子”的事也没人再提了。真是世事难料，福祸莫测啊 １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军训团和工宣队领导“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和陈掖贤又双双 面临厄运。当时我被人诬陷为军统特务和中统特务（解放时我 １６ 周岁，是初中三 年级学生）。陈掖贤是因有“反党思想”。我们被关进“牛棚”。白天监督劳动，晚 上写交待材料、 学语录。 个月后， １０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 审查结束， 我们被宣布“解放”， 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 悲剧人生 可叹可惜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 全体教职员除少数人当干部外，全部下放当工人。陈掖贤也到了这里，一直干到 １９８２ 年逝世。 这段时间，陈掖贤的心情更加郁闷，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因他 爱人经常住院，经济更加拮据。因为张友莲在实习期间就结婚、生孩子，她只领 实习工资，病休工资每月才三十多元。 大约是 １９７４ 年秋天，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时，发现他躺 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了。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医 院抢救。 １９８１ 年，机电研究院盖起两栋单元式家属宿舍楼，按条件我和陈掖贤都有 资格住进去。但是，凭工龄我们只能住四、五层。我住四层，陈掖贤被安排住在 一层向阳的单元，说明机电院领导对他还是有照顾的。随后，我离开机电院，调 入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现北京联合大学机电学院）。从此，我和陈掖贤就不在 一个单位了。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我暑期旅游回来，刚到家就听说陈掖贤死了。原来，陈掖贤 又是几天没上班，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从此， 陈掖
贤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留存于世的只有赵一曼烈士抱着他的 那张母子合影和牺牲前留给他的信。 陈掖贤去世后， 机电院向市里申请把他的大女儿调回北京，与他的二女儿一
起在机电院安排了工作。不久，他的大女儿因为不习惯在北京生活又调回四川。 他的二女儿与一位工程技术人员恋爱、结婚，现定居国外。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见到张友莲，听说已经因病去世了。 陈掖贤的一生确实是个悲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历 史的悲剧。 陈掖贤生长的年代正是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反革命围 剿。多少革命志士舍家弃子，共赴国难，无数家庭破碎。赵一曼烈士的家庭就是 其中之一。陈掖贤从小很少享受到母爱，更没有与父母相聚的家庭欢乐。这种情 况必然对陈掖贤的性格、 心理乃至生活习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伴 随了他的一生。此乃历史悲剧。陈掖贤成长和工作的年代，正是我国政治运动反 复多变时期，甚至是文革那样的悲剧，也让陈掖贤赶上了。 当然，我也认为陈掖贤还有其性格缺陷方面原因，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他从 参加工作起就“居有其屋”，这在当时是很多人得不到的。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 为自己创造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生活狼狈，婚姻草率。婚后又没有很好地协调 夫妻关系，离离合合，婚姻很不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轻易被人利用，造成 很坏后果，也给自己带来命运的大起大落。 陈掖贤逝世已经 ２４ 年了。为了赵一曼烈士，也为陈掖贤未能施展的才华及 其坎坷的一生，我们在叹惜的同时，仍应深切地悼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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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宁儿·张柏岩医生
电车公司机修车间原址 曾一智／摄
电车公司机修车间现状 曾一智／摄
赵一曼养伤处原址 张福山／摄
赵一曼养伤处现状 曾一智／摄
赵一曼与宁儿合影
松山医院旧址 曾一智／摄
赵一曼雕像 曾一智／摄
东北烈士纪念馆 曾一智／摄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 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 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 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你若是一个哈尔滨人，就不会忘记这封信吧？你若是一个中国人，就不该忘记宁儿的 母亲赵一曼！ 是的，７５ 年前，赵一曼烈士为国捐躯的
时候，年仅 ３１ 岁，她惟一的儿子，让她在牺 牲前柔肠百转地牵挂的娇儿，才 ７ 岁。宁儿直到 １９ 年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赵一曼，他 看过这封信后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在自己的手臂上。 这封信，我常在心里默念。有时走到赵一曼雕像那里，凝望着她的眼睛，就会想起她 的信， 是一个母亲在被侵略者押赴刑场的途中写给儿子的信， 也是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信。 ８ 月 ２８ 日这天，我想起了宁儿和为赵一曼疗伤的张柏岩医生。 哈尔滨电车公司 １１ 年前就开始寻找赵一曼烈士在哈尔滨的踪迹。赵一曼 １９３２ 年来到哈尔滨，那时， 哈尔滨刚刚沦陷。她曾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曾经领导过 哈尔滨电车公司工人罢工。坐落在文明街的哈尔滨电车公司如今的名称是哈尔滨公共电车 总公司，有多少人知道，这里也是赵一曼的战场？ 电车库房原本是作为革命旧址被收录在《哈尔滨革命旧址史话》一书中的，然而，有
轨电车已经远离哈尔滨，没有了电车的电车库就出租出去做保龄球场、浴室什么的，尽管 建筑原貌尚存，但贴满反光板的山墙着实透露着商业化的欲望。 如今，保龄球也歇业了，库房里空空荡荡。我在一次深入内部的探访中，发现了位于 后院的一座精美的小型厂房，是典型的欧式厂房。经了解，这里曾是电车公司的机修车间。 ２００７ 年，我曾和中东铁路历史专家郑琦一起请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和市城乡规划局的工作 人员分别来这里进行现场调查。以后，这里的电车库和机修车间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范围。 ８ 月的一天，我来到这里，先到后院，本想看那座机修车间，但没想到，这座精美的 厂房的侧墙被开了门和窗，加了花饰，刷上鲜艳的黄色，看上去十分怪异。这次终于进入 了电车库，在黑漆漆的厂房里，可以看到木质天窗、钢架房梁，而地面上竟然还有两个保 龄球。 拨打电车公司的电话， 问他们在赵一曼烈士殉国 ７５ 周年的时候有没有纪念活动， 他们 说，没有。但是我们在赵一曼诞辰百年那年有纪念活动，中央电视台都来了。 哈尔滨警察厅和赵一曼养伤处 赵一曼第二次来到哈尔滨是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她被汉奸出卖后（是的，当年抗联的英 雄如杨靖宇、赵尚志等，都是被汉奸出卖的。汉奸怎么那么多？）被日本警察包围，在激 战中腿部负伤而被日寇捕获。 东北烈士纪念馆是大家都熟悉的。这里在日伪时期是哈尔滨警察厅，曾经关押过多少 抗日志士。赵一曼被捕后就是关押在这里，并被严刑拷打。当她的伤势严重以后，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将她送到邻近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她在第六病房第二号室
接受治疗，为她疗 伤的主治医就是张柏岩医生。这位在沈阳南满医学堂毕业的爱国医生，对赵一曼进行 ３ 个 多月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好转。在养伤期间，赵一曼感动了看押她的警卫董宪勋和一 个小护士韩勇义，于是他们出逃。 但依然被日寇追捕押解回哈尔滨。赵一曼再次遭遇各种酷刑，但她始终没有屈服。就 在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 日，赵一曼烈士被押回珠河县英勇就义。 这个哈尔滨市立医院就在今天的哈医大一院的住院处的位置， 赵一曼养伤处原为平房， 后来加高一层，为医院的中西药库。我采访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原馆长温野，据他介绍，上 个世纪 ８０ 年代初， 他曾与护士韩勇义的弟弟韩辉一起来哈医大一院寻找赵一曼养伤处， 在 韩辉的指认下确认了这处建筑。 此后又得到曾在哈尔滨市立医院工作过的医生的认可。 １９８６ 年哈尔滨解放 ４０ 周年时，曾被公布为哈尔滨市重要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在住院处西北角有一座与一曼街平行的二层楼，被涂抹成翠绿色又铺上玫瑰红彩钢板 房顶，窗套有一些粗劣的花饰，墙上挂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赵一曼烈士养伤址”的标志 牌。还有感染科的牌子。 这座建筑跟张福山拍摄的那座毫无装饰的建筑外观有很大差异， 不能不使人心生疑问。 向温野先生请教，他说，当年确认的的确就是这座楼，但过去只有院内一侧有窗户，临街 一侧并没有开窗。因此现在临街一侧的窗户是后开的，那些花饰和涂抹的鲜艳色彩都是几 年前弄的。
我在 ８ 月的一天来到这里，向医务人员询问这里有没有举行过纪念赵一曼烈士殉国 ７５ 周年的活动，得到的回答是：“这应该是市政府安排的，我们不知道。” 给赵一曼疗伤的张柏岩医生 曾在哈尔滨市立医院给赵一曼疗伤的张柏岩医生在哈尔滨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市第一任 卫生局局长，哈尔滨市副市长。在赵一曼烈士就义后不久，他不愿再为这个被伪政权控制 的医院服务，于是辞职，自己到许公路（现为景阳街）上租了一处房子，开设松山医院。 与其同时在这座楼房开设医院的还有王昭和、魏熙和开设的昭和产科医院、王维焕开设的 保康医院。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我终于找到了这处建筑的原房主李智荫，当我从他那里听到这座 大体量的日式现代建筑（景阳街 ２１９－２３７ 号）竟然就是松山医院的所在地时，心里非常激 动。 他还向我介绍， 这里是道外区委 １９４８ 年的办公楼， 也就是说， 道外区委曾是他家房客。 我立即向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递交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被当即受理并予以认定。 此时那处建筑已在 ４ 月份经历了暴力拆迁，许多门窗都被打砸，许多商家货物被抢。院内
的原道外区委党校、俱乐部等建筑都已拆除。史志载：１９５２ 年 ８ 月，中共哈尔滨市第一区 委（即西傅家区）在区委俱乐部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第一区委员会。 我以为，有了不可移动文物的护身符，这处原本就处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应 该会得到保留。更何况，这是道外区委的历史见证啊。道外区委负责普查革命遗址的工作 人员也曾将此登录上报市委党史研究室。 然而，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在没有任何法律 程序的情况下，在这座建筑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两个半月之后，在产权人没有签协议也 没有接到任何强迁通知的情况下，这里实施了违法的野蛮拆迁。 于是，张柏岩医生的松山医院也永远消失了。在整整一年之后，这里正在新建与原有 建筑形制完全不同的建筑。 宁儿在哪里？ 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和儿子宁儿一直找不到赵一曼的下落， 因赵一曼本名李坤泰， “赵 一曼”是为抗日工作用的化名。直到 １９５５ 年才知道赵一曼竟然就是自己的亲人李坤泰。 宁儿大名为陈掖贤。当宁儿——陈掖贤往自己的手臂上刻下“赵一曼”三字的时候， 他把对母亲的爱和承诺刻在心里了。我在一些资料中看到宁儿的生活轨迹，从而体会到他 的思想轨迹，和他无私地忠诚地对于正义的坚持。有些人无法理解这种坚持，因此对他有 种种猜测，但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无法平静。我知道宁儿做的事情是他的母亲赵一 曼同样会做的事情。他是在用实际行动安慰地下的母亲！ １９５４ 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教。曾拒领作为烈属 的抚恤金。他说：“我怎么能要那个钱。我母亲为国捐躯，岂是用钱来衡量的！” １９６０ 年是最饥饿的一年，他的父亲看他生活太苦，便领他去政协礼堂食堂用一张七毛 钱的餐劵吃了“红烧狮子头”，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 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在回来路上看到奔 忙的饥饿人群，陈掖贤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 陈达邦于 １９６６ 年文革中被打倒。陈掖贤曾多次给康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写信，
为父伸冤，却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１９６９ 年北京工业学校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 组成第六机床厂，全体教职员除少数人当干部外，全部下放当工人，陈掖贤也到了第六机 床厂。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１ 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 式。 宁儿在 １９８２ 年自缢身亡。宁儿，你是为了理想去地下追寻母亲
了吗？
作文六：《赵一曼(续完)》2300字在敌人的法庭上
赵一曼被解到哈尔滨日寇警察厅。
日寇警察厅长是一个肥头大脑的家伙，留着两撇仁丹胡。看见赵一曼跛着一条腿走进来，他就从转椅上站起，假惺惺地招呼她坐下。
赵一曼冷笑了一下，砰地一声，用手把椅子推倒．她忍受着伤口的疼痛，倔强地站在敌人面前。
“哈，你就是赵一曼吗？”
“你知道了就不必再问！”赵一曼冷冷地回答。
“你是哪一年参加共产党的？”日寇警察厅长拿着笔，准备记录口供了。
“是在我参加共产党的那天！”
“你是哪个部队的？”
“抗日联军的。”
日寇警察厅长突然把笔往桌上一摔，恶狠狠地站起来，瞪着两眼，吼叫着：“知道你是抗日联军，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赵一曼笔直地站着，没有回答。
日寇警察厅长在桌子旁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转椅上坐下。半响，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赵先生，你要想想看，你到了什么地方！”
赵一曼笑了笑说：“我知道。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不，不，”日寇警察厅长狞笑着，摇摇肥胖的脑袋，“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仁慈的，只要你好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会送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还会答应你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你们要杀就快点杀。”
“哈！死，那是十分可怕的，可怕的……”
“死，在你们这些强盗看来是可怕的，”赵一曼大声地说道。“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死，并不可怕！”
日寇警察厅长满脸横肉哆嗦起来，他咬了咬牙，叫了声：“拉下去！”
几个日本兵把赵一曼推到一个小屋子里。这屋子阴森森的，满地血迹，放着皮鞭、棍子、红火炉、老虎凳。赵一曼早就预料到了这些，她闭起了眼睛。皮鞭、棍子没头盖脸地落在她身上。她顽强地支持着。血，立刻把她的衣服湿透了。
“说不说！说不说！”凶手们一边打，一边吼叫着。
她昏倒在地上。
几分钟之后，她又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湿鹿鹿的地上。她一只手支着地，坐起来，望着敌人大骂不止。
“换重刑！”
大把的香火、烧红的铁棍纷纷触到赵一曼的皮肤上。她尖叫了一声，但立刻又咬住嘴唇，昏了过去。
她全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她的眼睛浮肿了，十个指头滴着血，浑身变成了一个血人。
最后，野兽们往赵一曼身上泼了三桶冷水……。
在医院里
赵一曼在昏迷中听见有人说话。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她慢慢地睁开浮肿的双眼，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姑娘站在面前。她想坐起来，可是动不得。她喃喃地说：“我来到了什么地方？我来到了什么地方？”
“你是在医院里。”身旁穿白衣服的小姑娘低声对她说：“我们这里是市立医院。”
赵一曼微微地抬起头，她看见洁白的墙壁，闻到一股药气味。她明白了，敌人还没把她杀死，敌人还想软化她。她冷笑了一声，接着，问身旁的小姑娘问道：
“你是鬼子派来的吗？”
“不，不，我不是，”小姑娘摇着头，她的一双美丽的眼随含着无限的委屈，“我是护士，我叫韩勇义。我也恨鬼子。”
一个约摸四十多岁的医生悄悄地走过来，他摸着赵一曼的脉搏，两眼流露着同情的光芒。他痛心地自语着：“唉！他们太无人道了，太无人道了！”说着把赵一曼的手轻轻地推进被窝里，慢慢走出门去。
现在，赵一曼确信自己还活着。她也明白敌人的阴谋，但是，她身边的人是怎样的，她不了解。她想：这些人也许是医生，也许是披着白衣的凶手。她又向身边的小护士说：“小姑娘，你说吧，鬼子到底对你们说的什么？”
护士小韩伏在赵一曼脸上，恳求地说：“你相信我，我们这里也有好人。刚才来的是张医生，他是个好人。”她转脸向门外望望，压低声音说：“这里没有日本人，只有一个看守，他是中国人，就是门外的那个。”
正说着，那个看守悄悄地走进来。这个人二十来岁，生着一张朴实的脸。他走到赵一曼床前望着她，怜悯地摇摇头。
赵一曼微笑了一下，慢慢闭上了眼睛。
赵一曼在医院里，接连十几天是昏迷不醒。四十二度的高烧连续了好几天。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她的生命。负责看护她的张柏岩医生，费尽了心血，把赵一曼从死亡的道路上抢救回来。
赵一曼的伤势慢慢好起来。她不放松任何可以为党工作的机会。她躺在床上，向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十六岁的小护士韩勇义，是个胆大而又热情的小姑娘，每当赵一曼讲说起抗日救国的事来，她总是瞪着两只乌黑的眼望着赵一曼，她爱赵一曼这样的英雄。
看守赵一曼的警士董宪勋，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些年来，他在日寇警察厅里当差，只是为了混饭吃，他常常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和悔恨。每当赵一曼对医生护士讲抗日救国的事，他就站在窗外偷听。后来索性走到赵一曼床前，向她询问着一切。
赵一曼以她的坚贞＊气节，以她的革命道理，激荡着韩勇义和董宪勋。韩勇义热爱赵一曼，想像着自己沿着她的道路成长；董宪勋敬重赵一曼，想从她那里得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逃出牢宠
这时候，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已由乡村转入了深山密林。日寇多次派大兵团“讨伐”，也找不到抗联战士的踪迹。他们多么想从赵一曼那里得到线索啊！赵一曼的伤稍好了一些，他们又把她拉上刑堂，但是，依然什么也得不到。
敌人见严刑拷打达不到目的，就改变了方法，每天派一些化装的特务，混进病房，向赵一曼假献殷勤，花言巧语，企图在她不经意的时候，套出些材料。当然，这一切是瞒不过赵一曼的，她时常警惕着。
但这样频繁的打扰，使赵一曼很厌烦，她安排了一条避免和特务们谈话的办法，每当特务们到了医院，董宪勋便告诉赵一曼，韩勇义便给赵一曼服安眠药片，等特务们到病房来的时候，赵一曼已经沉沉大睡了。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窗外下着暴雨。豆粒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敲着病房的窗玻璃。赵一曼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急雨，沉思地向小韩说：“我们坐在这里多安静，风不吹，雨不打，可是，说不定我们抗联的同志们正淋着雨行军呢！”“下这样大的雨，他们还会走路吗？”小韩天真地问道。
作文七：《赵一曼之死》1500字酷刑和罪恶不仅是日本人的耻，它是人类犯下的罪，是世界之耻。 记得上世纪５０年代上小学时，笔者就知晓赵一曼烈士的英名了，那是一位抗联女英雄，和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烈齐名。但恕我孤陋寡闻，直到花甲之年，竟然也不知道赵一曼生前在日寇监狱中受到何等的非人折磨，因而对赵一曼坚贞不屈的精神和日本法西斯的凶残野蛮也就缺乏进一步了解。 前些天从书店买到一本《２００８中国随笔排行榜》（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月出版），读到书中耿立的《遮蔽与记忆：赵一曼》一文，笔者才知晓赵一曼惨遭日寇种种酷刑的情形，烈士遭受的是比但丁在《神曲》里描述的地狱还要恐怖和野蛮十倍的兽行折磨！ 赵一曼从被捕到被杀害历时九个月，日本宪兵对她的折磨和摧残不断升级，变换各种花样：从用竹签钉满十指，到改用烧红的铁签扎十指；从灌辣椒水，到用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往喉管和鼻孔里灌；从受刑昏迷后用冷水泼醒，到改用化学药水熏，再到注射大剂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酊，强灌掺有咖啡因的盐水，让赵一曼精神亢奋后继续用刑……但什么酷刑都不能使赵一曼屈服。 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和哈尔滨警察厅开会研究后，决定从日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专门针对女性设计的电刑刑具，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厅长涩谷三郎还指示行刑的日本特务不要有任何顾忌，可以电击赵女士身体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 文中披露了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法医股当年所做的“关于赵一曼女士伤检诊断报告”（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８日滨警司法密八○九号）的详细内容，请容许我摘录其中第四条“全身多处电烧伤”的伤情： 乳头：形成了直径为六至八毫米的圆形裂口，边缘隆起，中央凹陷，斑痕质硬而干燥，体内液体物质发生离解，呈明显炭化状态，为三度烧伤； 乳房：表皮剥脱，局部皮肤皮革状、呈焦黑色，与周围正常组织分界清楚；创面深及皮下组织、肌肉、乳腺导管和神经丛，皮下静脉网呈树枝状，局部组织呈炭化状，永久性丧失哺乳功能，为局部二度电烧伤； 会阴前区：耻骨联合前方帘状的部分体毛烧焦，帘状部的皮下电流斑色明显；泌尿器官、生殖器的开口和肛门电烧伤深达黏膜、肌层组织，已阻碍正常的生殖排泄功能；影响将来身体直立，大腿外展及下蹲，不便行走，为局部二度电烧伤； 泌尿器官：导尿管及膀胱被硬器刺伤，形成了裂口，局部烤焦，外伤性血尿滴漏，排尿有强烈刺痛感；神经纤维肌肉组织及神经根均不同程度坏死，可能永久失禁，为三度电烧伤； 阴道：中度撕裂伤、子宫及附件损伤；阴道壁大部被烤焦，黏膜、肌层和局部浆膜组织因电解作用受到损害，发生变质、坏死，分泌功能丧失，二度电灼伤；阴唇黏连、假性阴道闭锁；物理性子宫脱垂，呈脱出状态； 肛门：撕裂严重，括约肌器质性损伤；二度电灼伤，组织蛋白凝固，其深部坏死范围超过浅表的坏死；一度脱肛，肛周畸形，遮挡肛门排便，造成粪便潴留，形成排便困难。 够了，够了，笔者摘录到这里已经喘不过气来，肠胃在痉挛，泪水挂满脸颊…… 当年，德国纳粹法西斯在集中营里残害犹太人，将犹太人赶进毒气室，甚至敲下死者的金牙、剥下人皮做灯罩等兽行，战后通过大量的报道（包括新闻报道、摄影作品、纪实文学、当事人回忆录、电影电视等各种形式），揭开了纳粹实施种族灭绝的事实真相，使全世界人民了解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也使德国民众不忘纳粹那段罪恶历史。 德国从上层政治领袖到各界民众，之所以对那段历史反省深刻，应当说和长期以来不间断地、广泛而深刻地揭露纳粹大量罪行有关，铁证如山，因此即使极少数新纳粹分子想翻案也没有市场，成不了气候。 人们都知道江姐在国民党军统的渣滓洞监狱受毒刑、十指插竹签的故事，但又有几人知晓赵一曼在日寇监狱中遭受更毒辣更野蛮酷刑的情形呢？ 恰如《遮蔽与记忆：赵一曼》一文作者所说：对赵一曼施加的“酷刑和罪恶不仅是日本人的耻，它是人类犯下的罪，是世界之耻”。
作文八：《赵一曼简介》600字赵一曼简介
赵一曼是一位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省宜宾县人。１９０５年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６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１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１９２７年９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觉悟，她不时创作一些文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１９３５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３军第２团政治委员。１１月间，第２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她协助团长指挥作战，与敌激战竟日，连续打退敌军６次进攻。团长让赵一曼带领部队突围。赵一曼果断地说：“你是团长，有责任将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在珠河被敌杀害。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３１岁。
作文九：《赵一曼家书》1400字或许你从电影里，书里，已经认识一位叫做赵一曼的抗联女英雄。她曾以纤纤弱质率众抗击入侵东北的日本侵略者，被捕后又顽强不屈，直至英勇就义。但你可能并不知道，她是一位普通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她给儿子留下了一封家书。而这封家书，整整迟到了２１年。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这是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时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的赵一曼，在牺牲前一刻留下的话。这份记录在日军审讯档案里的家书，时隔２１年后，才传到赵一曼的儿子——宁儿那里，而赵一曼的真实身份也在１９５７年被解开。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１９０５年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富裕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２１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该校唯一一届女学员中的一员。１９３２年春，儿子宁儿未满三岁，李坤泰就接到党中央派遣，从此音讯杳无，留给宁儿的，只有一张合影。不久后，在东北的抗日战场上，一位名叫赵一曼的女英雄，成为传奇般的人物。她带领群众罢工，建立游击队，多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以 “红枪白马女政委”声名远扬。 赵一曼的孙女陈红介绍说，父亲只知道他的妈妈是地下党，干革命去了，当时谁都不知道赵一曼是谁，因为她到东北去了以后，就跟家里人没有一点书信往来。
１９３５年冬天，赵一曼为掩护战友、不幸被俘。为获得东北抗日联军的情报，日军对她施以了长达９个月非人的折磨。
据赵一曼纪念馆讲解员介绍说，赵一曼被捕以后，敌人对她进行各种严刑拷打，比如吊烤、竹尖刺指甲、坐“老虎凳”、把烧红的烙铁刺进她腿部的伤口…但是赵一曼的革命意志力非常非常坚定，她什么都没有说，由于她始终不说，日本人就起了杀害她的心。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吧，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母亲赵一曼于车上．．．．．．”
牺牲的时候，赵一曼只有３１岁。在唯一能留下的遗嘱中，赵一曼也没有泄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而这份存在日军的审讯档案中的遗嘱，直到１９５７年才被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故事片《赵一曼》在全国热映，女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观众中也有宁儿。１９５７年，当原东北抗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到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进行烈士身份核实时，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 赵一曼的孙女回忆说，父亲知道以后，很伤心的大哭了一场。他觉得他的母亲是很伟大的母亲，但是他心里很难受。这也是为什么父亲后来连烈士证和抚恤金都没有去领，因为他觉得那是用自己母亲的鲜血换来的，他不敢去碰那个证。
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之后，宁儿曾专程前往东北，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他用笔抄下了这封被翻译成中文的遗书。
陈红说，父亲抄完后用钢笔在自己手上刺了赵一曼三个字，直到父亲去世，那三个字都仍留在他手上。 如今，宁儿也已去世。这封写自１９５７年的手抄家书，传到了赵一曼孙女陈红的手上。
陈红说，自己后来也做了母亲，对这封家书的感慨就越来越多，不管奶奶的革命意志多么强，最后她还是回归到一个母亲的身份，她最后希望父亲不要忘记她是为国牺牲的，说明她是为了更多孩子而舍去了自己的孩子。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赵一曼《滨江述怀》
作文十：《赵一曼(感想)》2200字一曼精神
－－－－－－听赵一曼英雄事迹之感想
第一次听到赵一曼是在小学课本里，说实话那时候的我只知道她是我应该尊敬的人，但对革命家的认识不够深刻，再后来在哈尔滨上大学，知道了哈尔滨的一条重要的的大街以烈士的名字命名，叫“一曼大街”，这是我更加感觉到了赵一曼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是我更加关注她的事迹，而单位组织的这次革命英雄事迹报告是我对赵一曼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赵一曼早年积极投身革命活动，逐步成长为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为赵一曼革命精神的支柱。她认为，劳动妇女是妇女中绝大多数，生活最苦，所以求解放最迫切。她把争取妇女彻底解放的个人反抗精神同集体斗争精神结合起来， 最终发展变化为的反帝反封建统治的革命精神。
赵一曼投笔从戎，积极参加革命军事活动，严格的军事训练，磨练了赵一曼的意志品质。得知北伐军胜利进军，常因自己是个女孩不能身着戎装而悔恨。在赵一曼的心灵中，也和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一样，和男子一道冲锋陷阵，是梦昧以求的事。机会终于到来了，而这种机会对于封建时代的巾帼英雄们来说，是从来没有的。后来赵一曼经党组织推荐，到重庆报考军校，被顺利录取。从此，赵一曼走向更广阔的革除天地。严格的军事训练生活使赵一曼更加坚强，各科军事训练成绩突出。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杰出的女军事人才之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无数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许多人宣布脱离了共产党，军校里的学生中也有一部分出现了动摇。 赵一曼却坚决地表示： “不，我决不回头，我要战斗下去，继续奋斗下去。”从此， 赵一曼彻底冲破封建藩篱，坚定地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
在党组织派遣下，赵一曼赴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学习，赵一曼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她积极克服文化程度低的困难，顽强学习 ，成为一名有崇高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 同年年末，组织考虑国内急需妇女干部，决定让她提前回国，接受新的任务。那时，赵一曼正怀身孕，根据她的特殊情况，完全可以向组织提出暂不回国的请求。性格随和、善于体贴妻子的陈达邦也对她说：“等生了孩子后，我们一起回去。”但赵一曼不同意，她说：“党派我们来学习，我们什么也没学，为了私人的事情空着脑袋回去，怎么向党交代呢？我们要服从党的决定，孩子可以回国生，宁可自己困难，也要服从分配。” 陈达邦无言反驳，但唯恐别后难以再见，心里非常难过。为了革命，夫妻倆依依惜别。从此俩人天各一方，再未见面。 作为一名有崇高觉悟的女性共产党员，赵一曼可以完全无私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
赵一曼自从踏上革命征途之后，她就把自己自觉交给了党，交给了祖国，交给了人民。她一切从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出发，顾大家，舍小家；顾全局，舍自己。组织上安排赵一曼到黄埔军校学军事、到苏联学马列主义，从家乡到外地，从国内到国外。中央缺乏妇女干部，她坚定从苏联回国，与丈夫永别；为工作方便，将刚满周岁的儿子送交丈夫的堂兄收养，母子永别。最后从上海调往东北，她义无返顾地来到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地方。在工作上，组织分配干啥就干啥，从做地方领导到去抗日游击队；从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城市到极度艰苦的抗日联军， 赵一曼从不讲任何价钱，不提任何条件。
她负伤被捕时，经历了严峻考验。敌人为了逼迫赵一曼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 据记载，刑讯前后进行过多次，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先采用包括吊打、鞭抽下身、火烤、老虎凳、拔牙齿、铁条扎、剥肋骨、压杠子、灌辣水和汽油、烙乳房、电刑……等酷刑。甚至连续数天长时间轮番反复折磨赵一曼，让她长时间疼痛难忍、汗如雨下却不昏迷，不能休息睡眠，使赵一曼的肉体和神经系统忍耐力超
过生理疲劳的极限，妄图以此来摧垮赵一曼熬刑的意志，迫使赵一曼开口。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和誓死抗日的决心，每次审讯，她总是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你们不用多问了，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会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在生死关头，她视死如归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她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当伪滨江省警务厅决定把赵一曼送回她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赵一曼心情反而更加平静。 在她临死的那一刻，看到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抗战的胜利，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革命理想牺牲自己一切的崇高品质。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赵一曼的心中，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她革命精神的支柱。想理重于生命，民族重于自身。“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听了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我非常敬佩她，她舍己为人的精神让我难以忘记，她自己打掩护，让其他人先出去，不幸被敌人抓获，可她坚决不告诉敌人实情，被敌人残酷的杀害了。她是一位女英雄，也是一位深情的母亲，她牺牲之前，写了一封遗书给儿子，告诉他：她是为保卫国家而牺牲，而他不是为国而生吗？告诉儿子，长大一定要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她的爱国精神一直流传到现在，让我们为祖国创造美好的明天吧！
马义良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６日